郭靜云：「禹征三苗」的歷史真相：長江中游才是中華文明發源地

筆者經過多年搜集、對照考古、文獻以及其它學科所提供的資料，對中國上古史，尤其是「商文明」的歷史得出新的理解。此研究成果較詳細見於拙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中。因為對精神文化的理解離不開對歷史背景的認識，在著重於討論古人信仰之前，下面擬簡略描述筆者對於上古史基本框架的認識。

目前已知中國青銅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長江流域，是當時文明化、國家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為先蜀、先楚、先吳、先越等國家文明的基礎，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間最為寬闊、豐腴，國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來理解其更早的歷史階段）。從地理與考古情況來看，很多顓頊、堯舜和夏禹的故事較符合長江中游的環境。第二是東北遼河流域，自紅山文化以來即為純熟獨特的文明，到了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因與草原交界，明顯具有以軍權治理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成為殷商集權最關鍵之基礎。第三是西北齊家青銅文化，族群流動率很高，文明化、國家化的過程直至商周才明顯，但最後成為周與秦政權的發祥地，掌握了大規模的政治權力。

這三地各有金屬礦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礦床發展，礦料的差異性也影響到早期青銅技術的差異。在這三區中，長江流域的礦床最豐富，肥沃土地也成為文明發展理想的條件。此地區幅員最寬廣，是稻作文化的故鄉，上、中、下游均成為不同文明的發源地。從距今五千多年以來，長江文明的社會分化、國家化過程很明確。筆者分析考古資料，認為長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當於蜀、楚、吳、越的文明起源，且從新石器中晚期到戰國漢代，其間發展一脈相承，並無中斷。

因長江金屬礦的位置在先楚與先吳之間，這導致楚、吳是發展最快最豐富的文明。相比較而言，在殷商之前，長江中游、漢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間最廣、人口密度與國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話似乎都源自楚地——長江中游地區。按照考古所得，長江中游地區是稻作的發祥地，自舊石器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從未斷絕：從彭頭山文化（大約距今10400─7800年，含早期的宋家崗、杉龍崗、華壋和晚期的八十壋等遺址）到皂市下層文化（大約距今8200─7000年）、湯家崗文化（大約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約距今6300─5300年）、屈家嶺文化（大約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約距今4800─3800年，含後石家河文化）[1]，最後發展到盤龍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該地區一直致力於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了以雲夢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連城邦國和交換貿易網路，從而開啟了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其情形與兩河流域的蘇美爾相似，年代亦相同。

先楚文明從長江中游、江漢平原逐步向北開拓黃漢平原，到達黃河南岸。這一過程在新石器時代已開始，先楚人北上時，培育出適應黃漢地區較寒冷、乾燥氣候的稻作。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江河之間的中原文明已達高度同化之狀況。考古揭示，屈家嶺、石家河文明東到鄂東、大別山東側，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脈，南到江湘，北到黃河南岸。換言之，考古、環境和地質的資料互補表達，中原文明並不可能發展自黃河南岸；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漢水東遊平原的文明，才是黃漢平原文明化的發祥地。並且屈家嶺、石家河文明應該相當於傳世歷史神話中的顓頊、堯舜、三苗以及禹夏統治的歷史階段，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國──楚──的歷史中的顓頊、堯舜時代和夏王朝。顧頡剛先生曾經透過對文獻資料進行詳細地通讀和考證，證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傳說中的歷史英雄[2]；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時代位於漢水北岸偏西邊的天門石家河古城勢力大，或許恰好是堯舜、三苗及夏王室統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經作過夏王國的都城。

文獻留下的記載表達，三苗應該是堯舜時代之後、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補正此傳說。依筆者的考證，所謂三苗，是原本活動於湘西、鄂西的獵民[3]，可以寬泛地將其視為高廟文化體系的後裔，從大溪時期以來，愈來愈多地見到山區與平原族群之間的分工及交易。鄂西山地族群不僅提供狩獵產品，也大量製造石器、製鹽，將這些產品與江漢平原地區的農民進行交易，但是由於他們本身是從獵民生活與文化發展而來，故而崇拜老虎為始祖並將其視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權威的神獸。

石家河文化晚期（約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譚家嶺高等級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帶獠牙面像，荊州棗林崗和鍾祥六合也曾出土過同樣的禮器，以筆者淺見這就是代表文獻所載三苗統治的階段（長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屬性在上編第七章進一步討論）。《竹書紀年》載：「《汲冢紀年》曰：『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記錄：「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

仔細閱讀文獻所載，從其神話性的敘述可以鉤沉一些訊息。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穩定，出現異常氣候，各種勢力互斗頻繁。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結束，這一「天命」之事經過口傳而入文獻，《禹時鈞命決》曰：「星累累若貫珠，炳炳如連璧」[5]，描述大約兩千年才能發生一次的超級緊密的五星貫珠現象，通過歷史天文計算程式可知這種「天命」的日期為公元前1953年陽曆2月24日[6]；這很難是偶然而巧合，這一天文指標確實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時代。第三，文獻在神祕的描繪之間或許暗示一些當時氣候與社會的激烈波動：「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氣變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見一層薄冰（「夏冰」的意思應該不是夏天有冰，而是指在名為夏水的漢江下遊河面有冰凍的現象）；糧食收穫及品質變差；老百姓也因此動亂。第四，據此傳說「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陽加持而保祐，說明這都屬於楚大文明的歷史；夏禹顯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沒有面對大洪水經驗的北方人，對江漢地形和氣候不熟悉的人顯然沒有能力組織適當的治水工程而阻滯洪水。

也就是說，在約公元前2300年開始的洪水時代中，曾經有來自湘鄂西部山區（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脈）的三苗族團掌握了江漢平原地區的政權，而在約公元前1950—1800年間，漢水下游繼而為夏王國都城所在之地。可是文獻另也記載，大禹之後夏王國並不穩定，考古也顯明，當時在長江中游的楚文明體系中，曾經發生過國家結構的屢次演變，古代幾個大城的神權中心變弱，包括天門石家河作中央的勢力也衰落。而最終位處其東鄰並更靠近漢口和銅礦山的地區，出現更大的中央集權政體，其可能就是以武漢附近的盤龍城為代表。天門石家河沒落而武漢盤龍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資料，或許正是夏朝兄弟亂及湯克夏故事中所隱藏的「現實」，即盤龍城文化應該相當於傳世歷史神話中所載湯商王朝的歷史階段。

進一步對照資料及循著歷史思考，使筆者了解：考古與文獻中商史資料存在眾多矛盾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資料隱藏著兩個不同歷史階段與王朝合并的情況，是後世都城在安陽殷墟的統治者的王朝（屈原將之稱為「殷宗」），打敗前世中央靠近漢口的「湯商」之後，有意地強調自己始終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傳承的正統性。

換言之，所謂「商」文明，應分為湯商和殷商，這是兩個來源不同的朝代。湯商另可謂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錄的楚這個大文明中的「湯商」朝代階段。盤龍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佔領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這是一個源自長江中游自身文化發展而來的本土古國，其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後融入殷商文化的脈絡里。[7]

湯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漢地帶，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蓋整個江河之間的「中原」地區，其影響力的北界到達鄭州、洛陽，所以二里頭、二里崗也屬該文化的脈絡，後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於南方農作區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對江河中原強攻的前線而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成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東北族群都經常來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是在黃河南遊（鄭洛地區），因華北族群對中原的強攻，鄭偃城邦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

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遼冀平原。因地處較狹窄的遼冀地區，由於經濟和交易發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東北先民產生開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黃河南遊成為北南文明的戰線。

直至距今3400年以來，北方族群來到殷墟建都，大約又再過了幾十到百年，南下打敗盤龍城而自立為「商」，並且逐步將「南商」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并，以此強調「殷宗」政權的正統性，以及對於本土政權的傳承。自此，原本存在於江漢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沒於後世文獻之中。

從地理關係來說，湯商文明的範圍以江河中原為核心，是龐大的以稻作農耕為基礎的文明。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東北角落上，但經過多次戰爭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區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湯商文化為基礎的。尤其是湯商文明（包括鄭州、偃師一帶被鑒定為「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的禮器所表達的信仰，明顯被殷商傳承，成為殷周系統的宗教觀念之基礎。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此乃新的歷史階段。原有的諸國匯入早期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這個同樣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了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時期，雖然很多地區仍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國的上層文化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同類的禮器、相近的祭禮方式等等。在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殷商龐大文明的影響，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殷商上層貴族的精神文化頗為系統，所以應該定義為上古帝國宗教體系。這一體系先在湯商時期形成和成熟，後在殷商時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聲音和因素，並被加以整合、整體化而形成龐大體系；周代繼續傳承，西周后半葉才開始變化、逐漸獲得新的意義。不過總體而言，商文明宗教體系的歷史涵蓋千餘年甚至近兩千年的歷史，直至秦漢才失傳。

基於上述歷史背景的觀察與分析，本書將著重於透過禮器造型、甲骨金文以及後期神話的紀錄，通過現有出土文物資料與後期神話的交叉比對，重新解讀兩商信仰的要點。

[1]筆者參考及基本採用郭偉民先生的斷代，不過同時照自己的分析略有修正，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6—37。另參陳鐵梅、R.E.M.Hedges，《彭頭山等遺址陶片和我國最早水稻遺存的加速器質譜14C測年》，《文物》，1994年第3期，頁88—94。不同遺址的年代比較，顯示文化之間經常有較長的過渡時段，部分遺址已有很多新文化的因素，但另一部份遺址的遺物繼續保留早期文化的面貌，因此早晚的文化間，自然有兩種文化互相重疊的時段。此外筆者認為，油子嶺文化特徵及其在大溪與屈家嶺年代框架之間的位置，還需要進一步確定，所以臨時不划出。

[2]顧頡剛，《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冊?中編?四二《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三）《禹的來源在何處》，頁118—127。

[3]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08。

[4]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8－69；戰國宋?墨翟著、清?孫詒讓閑詁、孫啟治點校，《墨子閑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46。

[5]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一冊，第一部，卷七，頁34。

[6]郭靜雲，《親仁與天命：從《緇衣》看先秦儒學轉化成「經」》，台北：萬卷樓圖書，2010年，頁287－291。

[7]在此地除盤龍城之外，周圍亦有甚多遺址，包括城址，但發掘不足，所以目前還不能更準確地理解楚商政權中央的位置，所以暫定已有發掘基礎的盤龍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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