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御醫手稿值兩個億？謝謝，請不要胡扯了 | 短史記

文史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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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汪必昌所著《聊復集·怪證彙纂》手稿

文 | 楊津濤

近日，清朝嘉慶年間御醫汪必昌所著《聊復集·怪證彙纂》手稿被發現，其中記有治療疑難雜症的藥方600餘個。有專家稱，按每個藥方價值40萬元計算，這個稿本的總價將達到2.16億元。

其實，御醫的醫術，通常都不高明；他們的藥方，也值不了這麼多錢。

對御醫而言

活下來比治好病更重要

自有皇（王）權，即有「御醫」。如金代之太醫院，被元、明、清沿用，名義上雖是全國最高醫療行政機構，實際上主要還是為皇室服務。

雖然御醫常被世人目為「醫術精湛之名醫」，但伴君如伴虎，「獨到見解」常等同於自招禍端。

如據《明史》記載：明仁宗朱高熾做太子時，其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御醫會診，一致認為張氏有孕，向太子道賀。唯有一位名為盛寅的御醫，認為張氏其實無孕，而是有病，並開了一副可能導致墮胎的「禁藥」。張氏病情加重，無奈之下要求一試盛寅的藥方。朱高熾遂一面命人將盛寅關押，一面令張氏服藥；若張氏有發生危險，即將盛寅處以「磔死」酷刑。萬幸張氏服藥後痊癒，盛寅也保住了一條小命。①

並不是每一個御醫都有盛寅這種好運。

同治皇帝死於天花，太醫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職戴罪當差」。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等，也全被革職。②

御醫在診治過程中，甚至於有因擔驚受怕而自喪性命者。

嘉靖年間「壬寅宮變」，明世宗差點被宮女楊金英等人勒死。太醫院院使許紳奉命急救，將皇帝從鬼門關拉了回來。明世宗前腳封賞許紳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後腳許紳就病重將死。許在遺言里說：「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意思是說：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時，自知若救不回來肯定難逃一死，故深罹「驚悸」，已病入膏荒。稍後，許紳果然病故。③

客觀醫療環境如此，出於趨利避害的考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樂衷於開無風險的補藥，而非治病之葯；樂衷於用「慢治」卸責，而諱言藥到病除）、「從眾診斷」（隨大流，寄望於法不責眾，忌諱發表獨立見解）……等，遂成為御醫們主修的職業技術。

各種怪章程

讓御醫無精進醫術的空間

除性命壓力之外，御醫在給皇室成員診治時，還要遵循一系列有違醫療規律、破壞合理醫療計劃的規矩。

1、宮中醫療章程，使御醫們致力於「既不任功，也不任過」

比如：

清代民間醫生杜鍾駿，受人舉薦，入宮給光緒帝看病，就很不解地問內務府大臣：「六日輪流一診，各抒己見，前後不相聞問，如何能愈病？」——當時，共有6名醫生，輪流給光緒帝看病，分別診斷、分別開藥，醫生們之間互相也不通訊息，任何一名醫生都沒有辦法持續用藥。內務府大臣的回答是：「內廷章程向來如此，予不敢言」。

這種多人分別診斷、前後不通訊息的「內廷章程」，在某種程度上，乃是針對御醫「從眾診斷」這一自保之道而設。但這種規矩有違醫療規律

，杜鍾駿深感醫治光緒無望，又找到工部尚書陸潤庠，大發牢騷：「我輩來此滿擬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來徒勞無益，希望全無，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似此醫治必不見功，將來誰執其咎，請公便中一言。」陸潤庠的回答是：「君不必多慮，內廷之事向來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過，不便進言。」杜鍾駿只好「默然而退，以為此來必無成功也」。④

2、用藥決策權在「聖裁」；皇帝常愛篡改御醫的藥方

再比如：

晚清名醫馬文植，受詔入宮給慈禧診脈後，開下藥方，先「呈內大臣、諸侍醫看過」，再「進呈皇太后御覽」。稍後，李蓮英傳旨，太后認為「馬文植所擬方葯甚佳」，「著大臣議奏應服何方」——

要大臣們商議，究竟該用太醫院之前的藥方呢，還是用馬文植的新藥方。

大臣們回奏：「臣等不明醫藥，未敢擅定，恭請聖裁」。稍後，慈禧傳來聖裁：「仍用太醫院方，明日同議，著馬文植主稿」——

用太醫院的藥方，卻讓馬文植主稿，這「聖裁」，可謂和得一手好稀泥。

⑤

御醫無權決定最終的用藥，藥方的審核權在大臣和「聖裁」，尚不是違背醫療規律之最極端者。

最讓御醫們手足無措的，是「聖裁」常常親自下手更改藥方。

比如，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都曾按照自己經驗，命令更換藥方中的若干藥材。薛寶田等給慈禧太后議定藥方，呈御覽後，慈禧要求將藥方中的「續斷」改為「當歸」。光緒帝改動藥方更為頻繁，如曾在御醫開的藥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葯。光緒不喜歡「杜仲、菟絲子」，「凡醫生有用此二葯者，必圈去不用。」

久病不愈，令光緒帝對御醫極為不滿，認為是御醫「總因治不得法，病久遷延，致成種種痛楚」，故

時常下旨，對御醫進行「業務指導」。

比如，他要求「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菊花、桑葉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⑥

3、御醫醫術有限，清末太醫院計劃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現代醫學

這些宮廷規矩，

一方面制約著御醫的醫術發揮應有的效應，另一方面也引導御醫朝著「揣摩聖裁」的方向「精進」自己的醫術。

這直接導致御醫雖然名為當時醫生群體中的佼佼者，但其真實醫術水平卻始終很有限。

比如，

劉聲芳在康熙、雍正兩朝當了30年御醫，深得信任。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醫案，發現經治療後病情好轉的僅7例，效果不明或惡化的案例要更多。

一名正黃旗二等侍衛和一名宮女，都是在經劉聲芳治療後死亡。劉聲芳因此受到了罰俸等處置。後來劉聲芳被廢黜，也是因為被雍正認為「不用心調治，推諉輕忽，居心巧詐」，沒能治好皇帝的病——當時，雍正長期服用丹藥，由重金屬中毒，引起失眠、記憶衰退、神經質、食欲不振等癥狀，相當嚴重。⑦

現代醫學自西方傳入後，太醫院亦著手改革，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1906年，太醫院初步制定計劃，設立學堂，招收新生，讓他們先學「中西參用之醫學」，再派到國外深造。

1908年，發生光緒帝驅逐御醫事件，鑒於「中國醫理相延古法，並非專門科學」，太醫院加快了選派留學生的腳步。

按太醫院的計劃，留學生回國後，「本院醫務逐加改定，分設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⑧這一計劃沒能落實，清朝就滅亡了。

圖註：光緒皇帝

蔣之醫官、毛之醫療組

都是學習現代醫學出身

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中國最後一批御醫們回歸民間，成為普通郎中。此後，這些前御醫們及其弟子，鮮少再有給大人物看病的機會。

現代醫學（亦即通常所謂的「西醫」），取代了以「古法醫理」為學術依據的御醫，成為高層政治人物的醫療首選。

（PS：中醫、西醫乃是一種民族主義語境下的名稱，就學術層面而言，當作「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下文凡涉「西醫」者，均系指現代醫學）

近代政治人物中，孫中山學現代醫學出身，且曾開設診所，一生所用皆是現代醫學。蔣介石尊重中國傳統文化，但在醫學上更相信現代醫學。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脊椎受傷，戴笠推薦了杭州的一名中醫，稱「醫傷科，中醫有時實勝於西醫」，但蔣並未採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樓醫院「西醫」鄭祖穆的意見，「照例醫治脊椎病者，須仰卧或仆卧於石膏模型中數月之久」等。⑨

蔣介石身邊醫官也都是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西醫」。

如吳麟孫曾在德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熊丸先後就讀於同濟大學醫學院、華西醫學院。其中熊丸從1942年起，除了兩次出國外，此後數十年都一直在蔣介石身邊為他治病。蔣信任這些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醫官，「與醫生配合度很高」。

毛澤東去世時，其醫療組全體醫生在護理記錄上簽字，簽名者有胡旭東、陶壽淇、方圻、吳潔、姜泗長、高日新、翟樹職、李志綏、陶桓樂、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壽、徐德隆、李春福。⑩

這些醫生也都是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西醫」。

比如王新德畢業於上海醫學院，是神經病學專家；陶壽淇曾留學美國，是心血管內科學家；陶恆樂是心內科學家；方圻先後就讀於協和醫學院等學校，是心血管病專家；姜泗長畢業於北平大學醫學院，是耳鼻喉科專家。

綜上。當不難了解傳統「御醫」在醫術上的真實成色。至於媒體報道稱：《聊復集·怪證彙纂》「每個藥方價值40萬元，稿本總價將達到2.16億元」，如此簡單粗暴的計算

（「

每個藥方價值40萬元」這種標準，顯見

完全建立在「御醫」這一名頭之上），

不過是一種刻意的炒作。

將該書作為古籍史料進行研究，是合適的，作為醫書來評定其價值，卻是非常可疑的。

圖：蔣介石遺體。蔣直到臨終搶救，亦依賴現代醫學

注釋

①③《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傳》；②⑤惲麗梅：《清宮醫藥與醫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頁；④（清）杜鍾駿：《德宗請脈記》，庄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第182頁；⑥梁峻：《光緒皇帝與御醫》，《北京中醫》2007年第11、12期；⑦張田生：《醫療與政治——清代御醫劉聲芳政治沉浮考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⑧梁峻、曹麗娟：《清末太醫院之整頓》，《北京中醫》2007年第9期；⑨皮國立：《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經驗與衛生觀》，《中華民國史研究（第1輯）蔣介石的日常生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02、303頁；⑩余瑋：《細訴偉人身邊事——訪「紅牆醫師」王新德》，《黨史縱覽》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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