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中央為朱德劉伯承等眾領導祝壽，為何沒給毛主席祝壽？

1944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請客人吃飯。席間，著名愛國將領辛亥元老續范亭先生問起毛澤東的年歲和生日，毛澤東告訴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是1893年12月26日。續老一想，去年正是毛澤東的五十整壽，延安各界怎麼沒有什麼舉動？甚感詫異，便當場賦詩給毛澤東：

半百年華不知老，

先生誕日人不曉。

黃龍痛飲炮千鳴，

好與先生祝壽考。

毛澤東閱後，只是笑了笑，沒說什麼。

也難怪續范亭詫異。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就不主張甚至拒絕在黨內為個人搞什麼祝壽活動。但在延安時期，這一慣例被打破了。

當時為何要搞祝壽活動，1937年1月31日《新中華報》發表的祝賀徐特立六十大壽的社論做出了解釋：在國難鬥爭中一切個人的、集體的、領袖的、群眾的、有模範作用的例子，無論大小都值得提出來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獎勵之，而做壽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1937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提出，要為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徐特立老人，破例搞一次祝壽活動，鼓舞紅軍指戰員的士氣。

中共中央為祝壽活動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要求。例如，在祝壽過程中不許收禮，只收信件和祝詞；允許群眾自發的聚餐活動，不過紅軍將士們如果需要聚餐的話，應從蘇區銀行發給的津貼中拿出錢來自己解決……

1947年2月1日，徐特立年屆七旬。中共中央決定再次為這位革命老人祝壽。此時，胡宗南的部隊正逼近延安。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報》公開發表祝賀徐特立七十壽辰的賀信:「親愛的特立同志：黨的中央委員會熱烈慶祝你的七十大壽！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最優秀傳統……」

與徐特立同為「黨內五老」的吳玉章，也享受過黨中央為其祝壽的榮光。1906年就加入同盟會的吳玉章是資深革命家，他於1917年在北京創辦的留法儉學預備學校，選送留法學生近兩千人，為我黨培養了大量人才，這些留法學生中的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陳毅、聶榮臻、趙世炎、蔡和森等，後來都成為中國革命的棟樑。

1938年12月30日是吳玉章六十歲生日，此時他正在重慶忙於出席國民參政會。次年11月，吳玉章返回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提議為吳老補祝六十大壽。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了「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慶祝會」。

1942年12月16日，《解放日報》刊發了中共中央為劉伯承祝賀五十壽辰的報道。為劉伯承組織的這次祝壽活動，集中展現和弘揚了抗戰軍民們一種崇高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宣傳了一種抗戰必勝的希望、理念和信心，讓處在艱難鬥爭條件下的抗日軍民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祝壽活動的政治意義和宣傳作用遠大於表面形式，也成為中共抗戰史上，藉助慶壽活動開展政治動員和鬥爭宣傳的精彩篇章。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歲誕辰紀念日，正值國民黨向陝北、山東發動重點進攻的重要時刻，中共中央為朱德祝壽如期舉行，慶祝活動十分隆重。

11月26日《解放日報》發表的中共中央祝賀朱德六十壽辰的祝詞說：「人民慶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為你是中國人民六十年偉大奮鬥的化身」，「你對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無限忠誠，你的不怕艱難危險，不求個人利益的犧牲精神，你的聯繫群眾、信任群眾、視民如傷、愛民如子的群眾觀點，正在鼓舞著全黨全軍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到底」，「全解放區軍民，一定要用勝利的自衛戰打退和粉碎反動派的進攻，作為替你祝壽的紀念品！」

從11月29日起接連三天，延安城大張旗鼓，黨、政、軍、農、工、商、學各界，紛紛舉行慶祝活動。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為朱德六十大壽題詞、撰文、致電，以示祝賀。

延安時期黨中央為這麼多領導人祝壽，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其中徐特立是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吳玉章是舊民主主義陣營的代表，劉伯承是軍事與抗戰事業的代表，朱德是整個中國人民的代表，為他們祝壽，就是對戰鬥在解放事業各條戰線的中國人民的褒獎。毛澤東主席很謙遜地不讓為自己祝壽，是為了把這個極大的榮譽讓給戰友們，體現了其虛懷若谷的領袖品質，令人感動。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並分成前委和後委兩部分領導解放戰爭。在此後的嚴酷戰爭環境下，舉行有規模、公開的祝壽活動已不可能。更主要的是，隨著中共力量的快速增長，祝壽原本具有的打破敵人封鎖的意義已不復存在。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不祝壽；不送禮；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的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之後，黨內公開的祝壽活動就成為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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