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報怨：他殺了紅軍將領為何中央禮遇

如果問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的主要對手是誰，估計絕大多數網友都能回答上來。

是啊，杜聿明、白崇禧、廖耀湘、張靈甫這些國民黨將領大名早就耳熟能詳了。

胡宗南一度是中共的心腹大患

但是如果問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紅軍主要對手是誰，估計很多網友就不知道了。

其實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毛主席、周總理心目中最危險的敵人不是別人，正是胡宗南。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爆發前，先後有六位紅軍的高級將領被胡宗南殺害。其中就包括胡宗南的同期同學，也是紅十五軍創始人蔡申熙。

1936年7月9日，周恩來在陝北白家壇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談到胡宗南，認為胡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比陳誠出色，內心愛國，傾向抗日。

周總理正是顧慮到抗日戰爭方興未艾，日寇還在中國土地上肆意做惡，不想在這個時候做出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畢竟此時胡宗南在抗日戰場表現很好，就連從不服人的白崇禧在淞滬戰場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桂系十個師表現不如胡宗南兩個師。

胡宗南曾多次向解放區進攻

其實周總理不但不要熊向暉刺殺胡宗南，而且要還要求熊向暉協助胡宗南多做抗日的工作。

熊向暉後來也在回憶錄也承認，抗戰初期他根本沒有做任何情報工作，一門心思協助胡宗南抗日；是到了抗戰中後期，胡宗南把主要精力範圍圍困陝甘寧邊區之後，才開始做情報工作的。

胡宗南曾多次向解放區進攻

什麼叫偉人的心胸，毛主席、周總理相忍為國，不要胡宗南的命，還派人協助他抗日，這就叫偉人心胸。

紅軍密史：張國燾出走後中央高層如何應對

1938年4月，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張國燾利用祭黃帝陵的機會離開延安，脫離他親自參與締造的中國共產黨，踏上一條不歸路。脫黨是一件嚴重的事，所以他做得很機密，連妻子楊子烈都不知道。楊子烈回憶，最初還以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從事機密工作去了，心中還責怪他不對自己講，又不好意思去問任何人。她做夢也想不到丈夫會脫離千辛萬苦參與創立的黨。

張國燾全家福

楊子烈說：「過了差不多快一個月，並未見到國燾回來，也未有隻字給我。我心中雖難過，也羞於去問誰。這是兩種心理在作祟：第一，因為共產黨在秘密工作時代，誰未負責該項工作，誰就不應知道該項工作的秘密，何況那時白色恐怖很厲害，同志們知道黨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數年來我就養成了這種習慣。第二，國燾是我的愛人，最親愛的人。他走向何處去，竟不對自己講，問別人（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別人還能講嗎？離別將近七7年了，才相聚數月，竟又不告而別？我在盛氣之下，更不願去問他人了。」

晚年的張國燾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中組部來電話要楊子烈速去一趟，她還以為是恢復她的黨籍，心中異常欣喜。她在上海與黨失去了多年聯繫，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組織不信任她，沒有恢復她的黨籍。到了中組部，陳雲將她請到一個房間，低聲說：「子烈同志，你知道嗎？最近黨內發生了一件震驚全黨的大事。」她驚奇地表示自己一點也不知道。陳雲緊皺雙眉、低著頭告訴她：「國燾走了！」隨後，陳雲交給她一封信：「國燾有一封信給你，他在漢口等你，你去不去？」她滿心想去找張國燾，恨不得馬上能看見他，一時不好意思出口，只低聲說：「我考慮一下。」陳雲看她大腹便便，問她有幾個月身孕了，她說6個月。陳雲異常關切地說：「那你要好好當心！如果有同志們閑言閑語，你來告訴我好了。」

張國燾的信很簡單，大意是：「子烈賢妻吾愛吾妹：不告而別，請妹原諒。我在延安苦悶，現到漢口等你，希望妹攜愛兒海威來漢口……」信是4月初在西安寫的，那一天是5月16日，也就是信到延安已有一個多月。她突然發現，過去熟悉的同志見到她變得冷淡，從前的笑容不見了。她感受到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次日上午她去見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都在，她還沒開口，知道內情的人熱烈地走近她，很和藹地輕輕在她肩上一拍，似認真又詼諧地大聲笑著說：「好呀！子烈，國燾把你丟下，跑了！」她好半天才強自鎮靜地說：「他為什麼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漢口找他，問個明白，把他找回來。」「好呀！你若能把國燾找回來，那你就是共產黨的大大功臣。」毛澤東高興得伸出右手大拇指。劉少奇親切地對她說：「子烈！到我那裡來玩嘛。」

紅軍時期張國燾與毛主席

過了數日，她見到李富春，正式提出去漢口找張國燾，請組織部批准。李富春回答：「讓中央開會決定，然後再通知你。」那些日子，懷有身孕的她憂心忡忡，常常茶飯不思，暗自流淚，在人前還要強忍淚水。終於等來了李富春的答覆：「中央已經開過會，決議你不去漢口，小孩子將來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讀書。」她再也忍不住淚水，雙手掩面痛哭，「不，我要去！我要到漢口去看看國燾！」

她給中央寫信，稱自己要回故鄉湖北鄉下去生孩子。三四天了杳無迴音，她於是去中組部找陳雲、李富春問，李富春說：「中央開會時，毛主席決定不要你走！組織部不管。」陳雲輕聲問：「孩子有幾個月了？」她說7個月了，陳雲低聲說：「要走，就快走！」

青年時代的張國燾

楊子烈立即爬了幾個土坡去找毛澤東，說：「毛主席，我想回家養孩子，你批准我吧！」毛的聲音很低：「那是組織部管，你去找他們。」她懇切地說：「不，我剛才從組織部來，富春同志說是你決定的！你們兩處，你推他，他推你！那怎麼行？你看我大著個肚皮，跑來跑去，實在跑不動了！你現在就乾脆寫張條子給我吧！」正在寫文章的毛澤東提筆在白紙上寫了「讓子烈同志回家吧！」一面寫一面說：「你是好的，一切都因為國燾不好。現在國燾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麼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大特務呀！你去了漢口以後生養孩子的一切費用，黨都可以負責，你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到黨里來。」靠了這張紙條，楊子烈帶著孩子還有妹妹離開延安。

蔣介石為何不讓張國燾去台灣？原因竟如此簡單

張國燾在武漢宣布脫離共產黨，各報刊著實熱鬧了一陣之後，漸漸平靜下來。蔣介石對張國燾的投靠，開始也高興了一陣，他囑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副局長戴笠照料一切。

戴笠把張國燾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樓里，並委託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

大約在1937年五六月間，楊子烈和妹妹楊子玉帶著張海威從延安來到武漢，全家再次團聚了。

張國燾逃離陝北時，沒有告訴楊子烈。當楊子烈得知張國燾在武漢脫離中共的消息後，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毛澤東提出要求，要到武漢找張國燾。

在得到批准後，楊子烈一行先從延安到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楊子烈痛哭流涕，聲言要去勸說張國燾回來。辦事處的同志還想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說，沒什麼可做的了，她連孩子、行李都帶上了，要去武漢勸說，何必帶這些呢明擺著要走嘛!

楊子烈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後，周恩來同她談話，希望她勸說張國燾，不要對黨做得太絕了。楊子烈表示同意。周恩來派邱南章把楊子烈姐妹和張海威送到了張國燾的住處。從此，楊子烈也是一去不復返了。

過了不久，張國燾託人捎口信到江西萍鄉家中，要其母親到武漢來團聚。在其四弟張國傑的護送下，母親來到了武漢。張國燾的母親知道大兒子喜歡吃家鄉風味的飯菜，還帶了一位廚師來。

母子久別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張國燾還對弟弟說：以後你什麼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要搞政治，政治場上是非多。

張國燾投靠國民黨之後，蔣介石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蔣介石曾派陳立夫同張國燾談話，問他願意做些什麼工作張國燾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創辦一種定期的民辦刊物。

從思想理論上揭發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喚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覺，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資金，希望政府給以接濟，並高度保密，否則非失敗不可。對於張國燾的這一想法，蔣介石因另有打算，沒有同意。

這時，國民黨的一些特務組織也對張國燾頗感興趣，希望能從張國燾的口中得到有關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報以及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線索。

陳立夫、陳果夫很想讓張國燾去工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也說需要這樣的人，胡宗南、康澤等也向蔣介石請求，讓張國燾到他們那裡工作。

一時間，登門者絡繹不絕，張國燾有時不得不跑到蔡孟堅家去「避難」。但是，蔣介石對於這些部門的請求，都沒有答應。

武漢失守前，張國燾應廣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觀光。張國燾攜一家老小前往。在桂林的一天晚上，母親向張國燾講述了自他離開家鄉以後的家境，引起了張國燾的共鳴。他對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為深感後悔，對自己的前程感到茫然。

在張國燾到達桂林的第三天，廣西的《建設》雜誌全文刊登了共產國際批准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張國燾看到後大為喪氣，認為是在戲弄譏嘲他，於是掃興離開桂林，轉赴重慶。

到重慶以後，蔣介石給張國燾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蔣介石在接見張國燾時，指著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氣地說：我想請張先生給他幫幫忙。

就這樣，張國燾正式參與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的工作。蔣介石還委任張國燾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但這只是一個空頭銜。

張國燾到軍統後，受到戴笠的重視。他主持所謂「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擔任研究室的少將主任。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策反中共人員出謀劃策。

他還主辦所謂「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為國民黨訓練特務，專門從事反共的特務活動。曾任軍統總務處長的沈醉後來回憶說：

戴最初對張國燾寄予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張肯賣一點氣力，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來培訓一批專門人員，戴笠馬上挑選各訓練班畢業學生中最優秀分子送去給他訓練。

他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計劃辦理。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這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佳賓，也是戴笠引為最得意的部屬。

他每次請客準備邀張國燾去參加時，往往先告訴他的朋友，並且用很驕傲的口吻先向朋友們介紹說：「明天你來吃飯時，便可以看到共產黨裡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張國燾雖然為軍統培養訓練了一大批專門對付共產黨和邊區的特務，但是能夠派出去的並不多。沈醉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個訓練班的學生雖經戴笠親自挑選，又由張國燾親自主持訓練半年，但訓練期滿後，經過張等考核，認為適合派往邊區打進延安的還是不多，具體數目我不清楚。

聽說經過挑選，只有極少數的人派往張所領導的幾個『策反站』去工作，其餘大多數派在蔣管區內的一些重要兵工廠擔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數經過嚴格挑選出來的特務，派出去後也收效甚微。既打不進去，也拉不出來。戴笠想在延安設立一個延安站或延安直屬組，張國燾用盡了一切辦法，始終沒有搞成。

張國燾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區請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幫助進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防區活動，結果不僅沒有效果，反而連去的人也沒有回來。

最後只能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漢中設立一個特別偵察站，在榆林設立一個陝北站，在洛川設立一個延安站，並且沒有多少作用。由於訓練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辦了兩期便停辦了。

張國燾的工作不見成績，不禁使戴笠大為惱火

張國燾在軍統期間，還接應過個別的共產黨的叛徒。1939年，原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何畏叛變。在張國燾叛黨之前，何畏緊跟張國燾，犯過嚴重錯誤。

張國燾叛逃後，何畏步他的後塵，投奔國民黨，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扣押。在被扣押期間，何畏致函張國燾求救。張國燾拿著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將何畏接到重慶來共商反共大計。

戴笠雖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將何畏釋放。何畏見到張國燾後，也做起了國民黨的特務。

張國燾還現身說法，勸說一些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叛變，但常常不能如願。沈醉曾回憶說：

我親自聽到張國燾勸說過一位1942年在重慶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黨員。張國燾一開始就作自我介紹，使得對方為之一驚。接著他就用連他那樣有很高地位的「老黨員」都不再當共產黨而願投向國民黨等等一套無恥讕言，要求對方考慮。

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黨員用很堅決的口吻回答說：「我不能這樣做，死又有什麼可怕!」張國燾最後也只好老著臉皮說什麼「我是為了你好，你再仔細考慮考慮」。然後，他灰溜溜地走開。當然，這位堅貞不屈的英雄，最後成為革命烈士。

蔣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張國燾這個「帶頭羊」，對中共進行大規模的策反工作，但張國燾到軍統後的工作令他們大為失望。本來，蔣介石對張國燾這樣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

他曾在戴笠的一個請示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戴笠根據這一批示，提出了軍統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則：「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軍統內部，設立了督察室防奸股，專門監視中共叛徒的活動。特種政治研究室的秘書黃逸公，就是被派去監視張國燾的。

張國燾的工作不見成績，不禁使戴笠大為惱火。他有一次說：「校長(指蔣介石)對張來投靠，以為對延安是致命的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使我對校長難以交差。」這樣，張國燾在軍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沈醉回憶當時張國燾的處境時說：

這時戴笠開始對張國燾冷淡起來了，原來交給他辦的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也在辦了兩期以後停止，畢業的學生也無法按計劃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

一些策反站因毫無成績，慢慢都撤銷了。張國燾再也不受歡迎，半年、幾個月都見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見到了，不是被當面諷刺幾句，就是被嚴厲地訓斥一番。

有次不知道是為了一個什麼問題，戴笠對張國燾答覆他的詢問不滿意，便暴跳如雷地拍著桌子罵張。張走出來時，表現出垂頭喪氣的樣子。我進去問戴：「什麼事又發氣-」他沒有正面答覆我，只余怒未息地說：「這傢伙(指張國燾)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這樣可以對付得過去!」

從那次以後，張國燾怕見戴。局裡對張的一切優待，慢慢改變了，過去給張的一輛專用汽車也取消了。……以後幾年，張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氣。

根據和張一起工作過的秘書黃逸公和張國燾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訴我說：戴笠罵張國燾不肯為軍統賣力實在有點冤枉。他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成績來。

失寵後的張國燾已沒有往日的威風，有時出門辦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車。童小鵬這樣記述了他在公共汽車上偶然遇到張國燾的情景和感想：

1939年冬的一天，我從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走到化龍橋搭公共汽車進城，一上車就看到在車尾角角里坐著張國燾，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鏡，穿著一件黃色風衣。我開始以為看錯了，但越看越像，沒錯。這趟車是從磁器口開到重慶市區的，大概是對特務們講完課後回到軍統去的。

我心裡暗自好笑。想起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當「張主席」時，從不走路，總是騎馬。長征過草地時，還是一人兩匹好馬換著騎，兩匹大騾子給他馱衣服、被褥和食品。

到了延安，雖然還沒有小轎車(當時只一輛華僑送的救護車供毛主席專用),但也同朱總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樣，可以坐在卡車前頭去開會，是當時的最高待遇了。而現在居然和我這個小幹部一樣搭破爛的公共汽車了。

在重慶期間，張國燾還通過同鄉甘家馨的關係，認識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經朱家驊推薦，張國燾被聘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

張國燾無功受封，引起特務們的嫉妒和不滿。張國燾在這裡仍是沒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無可奈何地感嘆：我「無計可設，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

有一次，朱家驊要張國燾轉交給此時掙扎於貧病交加之中的陳獨秀一張5000元的支票。對於這筆在當時是數目相當可觀的款子，陳獨秀拒絕接受，託人退還給了張國燾。對此，張國燾也無可奈何。

張國燾越來越沒有多大用處了。1940年底，蔣介石安排張國燾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共中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多次指示在重慶的周恩來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張國燾的參政員資格，否則，中共參政員將不出席會議;如國民黨方面尚願顧全國共合作，「可令張國燾自動撤銷參政員」。

12月7日，周恩來致函張沖，要他代向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聲明，中共不同意張國燾和葉青出席國民參政會，並將意見轉達蔣介石。由於蔣介石的堅持，1941年3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張國燾仍被安排參加會議，當了參政員。

後來，張國燾又連續擔任了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於他是中共的叛徒，為一些參政員所不齒。遇有共產黨的參政員，他總是躲避一邊。因此，他在參政會裡也沒有什麼作用，「無政可參」。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召見張國燾，讓他草擬一個管理全國糧食和一般物價的方案。張國燾到處搜集材料，連熬幾夜，寫出一份洋洋萬言的方案。送給蔣介石後，就沒有下文了。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寧縣板橋鎮戴山，機毀人亡，軍統也準備改組裁員。不久，軍統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張國燾也趁機另謀出路。

他通過同鄉、時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局長的熊式輝，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推薦，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張國燾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擠。原來，當年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與田頌堯、王陵基交戰川北。田、王損失慘重，大敗而逃。

王陵基因此被劉湘撤職，拘禁數月。如今，張國燾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王陵基舊恨難消。於是，他讓部下對張國燾冷嘲熱諷，蓄意刁難。不久，張國燾不得不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張國燾在上海閑居了將近兩年。在這兩年中，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經過1年的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從1947年7月開始，轉入了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域。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也興起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南京國民黨政權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張國燾籌集了約一百二十兩黃金的經費，在上海施高德路辦起了一個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這個周刊社的成員是臨時湊起來的，總編輯是鄭學稼。

開始，《創進》周刊並沒有受到國民黨的重視，所用紙張都是以市價購進。按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規定，凡從事反共宣傳的報紙雜誌，按月分配官價紙張。後來，張國燾託人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少谷說情，《創進》周刊社才得以配給官價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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