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筆下的資本家母親 悄悄變了色

《母親》

2014年在北京舉辦的「戲劇奧林匹克」，立陶宛OKT劇院的《哈姆雷特》艷驚四座。從那時開始，中國觀眾便發現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戲劇藝術富於獨特魅力。近兩年，立陶宛戲劇頻頻出現在中國觀眾的視野之中，不論是奧斯卡·科爾蘇諾夫導演的《哈姆雷特》、《大教堂》，還是里馬斯·圖米納斯的《馬達加斯加》、《三姐妹》和《假面舞會》，都令中國觀眾在劇場中辨認出熟悉的俄羅斯演劇風格，因而接受起來頗為順暢，同時又能品味出一份或冷僻或浪漫，或凝練大氣或富於幻想的特殊風味。此次「相約北京」藝術節，立陶宛VMT國立劇院帶來由高爾基原著改編的《母親》，似能為這幅立陶宛戲劇圖景再增獨特的一筆。

本劇根據高爾基寫於1935年的《瓦薩·日列茲諾娃》改編而成，故事講述的是1905年的俄國，熟諳資本主義經營之道的輪船公司女老闆瓦薩，為平息丈夫誘姦少女的醜聞而毒殺丈夫，卻無力挽回家庭分崩離析的厄運。子女之間搶奪遺產打碎了瓦薩期望的平和，她寄望成為繼承人的唯一的孫子卻即將被身為革命者的兒媳婦接出國外。在舉報兒媳還未成功時，瓦薩心臟病發作，眼看自己多年經營毀於一旦。高爾基的原作有其寫作年代帶來的影響，人物略嫌扁平，瓦薩代表著腐朽罪惡的資產階級，她家庭的毀滅更像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即使她面對家園破敗卻無可奈何的遭遇值得唏噓，我們也被她在第一幕中毒殺丈夫的冷酷震懾而無法對這個人物產生同情。這個母親讓我們想起中國人所熟悉的慈禧這樣的封建大家長。但立陶宛導演基里爾·格魯薩耶夫的改編，卻突出了瓦薩作為「母親」人性化的一面。

首先我們看到導演對原劇本的人物關係進行了調整。原作中的家族第二代被進行了性別轉換，兩個女兒變成了兩個兒子，並且一個是懦弱的，戴了綠帽子也不會吭聲，另一個則放浪得一事無成。糅合了原作中的多個人物，舞台上的瓦薩有了一個女兒安娜——美麗，堅強，大膽，受過良好教育，思想進步，自外地歸家。這個安娜替代了原作中與瓦薩針鋒相對的革命者兒媳，也使她與瓦薩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她是女兒，無法坐視母親所做的罪惡行徑，卻也對母親懷有惻隱之心。她也是母親，她要阻止自己的孩子、瓦薩的孫子生活在這樣一個陰暗封閉的家庭環境之中，卻不敢確定作為一個「管事的女人」自己最後會不會落得和瓦薩一樣孤苦的下場。同時，這個家庭中還有一個被侮辱、被欺凌的女傭麗帕，她先後被這個家族中的兩個男人姦淫，還不得不掐死自己剛生下來的嬰兒，卻無法將自己的遭遇說出。

這樣的改編讓我們發現導演將焦點放置在了劇中的女性身上。劇名「母親」指向的不僅是女船主瓦薩，更指向劇中擁有這個身份的每一個女人。當一個女人成為母親，她似乎就變得更剛強也更脆弱，孩子的幸福常常被置於比母親自身幸福更高的位置上，但是，孩子的幸福往往與自己的幸福不可兼得。實際上瓦薩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幸福家庭的渴望。她懷念孩子們小時候在花園裡天真奔跑的場景，但如今一切都變質了。孩子們變成了分家產的白眼狼，卻沒有人真的關心這個家。她渴望身邊有純真的新鮮的生命愛她——或許那會讓她想起自己的年輕時光——所以她才會對女兒說：「把你的孩子也接來，我幫你養……」她不過是惦記著一家人能和和美美地在一起，然而這樣的念頭並沒能得到滿足。在故事的結尾，瓦薩瀕臨崩潰之時，她呼喊道：「你們要愛我，哪怕就一點點！我畢竟是個人啊！」這樣的改編，給了我們發現瓦薩身上「人性」一面的視點——這已然與高爾基原作的寫作風格，甚至中國觀眾曾經極為熟悉的「紅色」戲劇風格拉開了距離。

再者，瓦薩，以及瓦薩的女兒安娜，甚至女傭麗帕身上發生的一切，又都折射出另一個困境，或可稱為「女性的困境」。在《母親》這部劇中，男性的形象不是懦弱無能，便是好色無節制，或是倚仗權勢作威作福，他們為利益所驅使，站在墮落的陰影之中。這時，身為「母親」的女人們，試圖讓這個家庭混亂的狀態歸於平穩，但她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劇中一個令人無言的場面是，身著黑裙的瓦薩與安娜坐在桌子的兩側，她們在桌面上握緊雙手，安娜對瓦薩說：「我來之前以為自己會做得比你更好，現在我才發現我錯了。」在短暫和解的兩人背後，麗帕的幽靈緩緩地從舞台上走過。

從這裡或許我們可以發現導演對女性這一群體的同情視角，又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對弱勢的同情，與歷史上曾多次被俄國、德國等吞併，又幾番努力才獲獨立的立陶宛的國家形象疊印起來。

《母親》的演出風格像其他幾齣我們看過的立陶宛戲劇一樣，善於以音效和視覺撥動觀眾的心弦。導演基里爾表示，「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小單元，比社會本身要敏感脆弱得多……我更傾向於喜歡看到劇院里舞台上人類作為不同個體之間的碰撞，而不是不同社會階層、意識形態群體之間的矛盾。」

舞台上林立的灰色柱子把空間分割，令演員無法自在地跑動，只能像捉迷藏一樣以曲線和環繞的行動線在舞台上走動。再加上懸頂的橫樑，令人感受到逼仄與壓力。灰調的服裝與繚繞的煙霧勾勒出這個令人窒息的家庭莊園，時而超現實的音效與音樂給觀眾的精神以獨特的體驗，呈現出母親們所面對的生之困境，然而在舞台語彙方面，還是略嫌保守。

《母親》是立陶宛年輕戲劇創作者的作品，或許這位導演的藝術語彙只算是中規中矩，但他改編的視角卻能給我們啟發。想到立陶宛這樣一個曾經仰人鼻息的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僵持的困境中，在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之下，藝術方面卻能不斷找到自己各種各樣的聲音，似乎能給我們這個泱泱大國中的戲劇工作者帶來一些思索。

文|丁思諓

供圖/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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