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被罵漢奸的大臣，慈禧殺他後為何又被萬眾紀念？

晚清名臣徐用儀（1826年-1900年），是晚清官場上的一個典型，他身上打著深厚的時代烙印，其經歷與國運同時起伏。

徐用儀遺像。

在晚清那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徐用儀超乎同僚的地方，就是他長期在最高外交機構總理衙門兼職，對中外關係、國際形勢有較多了解。

而外交，又是他一生毀譽、乃至性命攸關的關鍵。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面對猖狂蠻橫的日本，舉國上下主張動武者甚眾，慈禧、光緒亦不乏此意。群情洶洶之下，徐用儀則主和，認為：「東瀛方強，我師驕惰，未可輕敵」，支持李鴻章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衝突。

徐用儀因此遭到主戰派的猛烈抨擊，並被貼上了「通敵」「內奸」的標籤。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官聲極差的徐用儀終因「朋比誤國」被罷免職務，承擔了戰敗的責任。

戊戌政變後，慈禧再度垂簾聽政，徐用儀得以重獲起用，先進總理衙門，不久被拔擢為兵部尚書。

徐用儀楷書手札。

好景不長，1900年發生了庚子事變。在這重要關頭，端郡王載漪、庄親王載勛等皇親貴胄堅決要求扶持義和團，圍攻使館殺洋人。慈禧受此影響，不顧自身實力，也不顧國際規則，決定向十一國宣戰。

徐用儀一向有敢言的風格，他根據自己對時局的認識，與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及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向慈禧進諫：「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希望嚴禁義和團，反對圍攻使館和對外宣戰。

徐用儀在一封家書中寫道：「試思甲午之役，僅止日本一國，尚不能敵，今欲以一敵八，豈不殆哉。又況上次用兵尚有洋債可借，今已不能，部庫僅有四百萬金，轉瞬即盡，貿易既停，稅厘皆無所出，何以支持？」

他多次在慈禧面前重申「用兵非中國之利，且釁不可自我先」的觀點，被載漪等人「目為姦邪」。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清朝官員前往聯軍司令部「送」錦旗。

慈禧一旦定下主戰的基調，就將主和派視為眼中釘，開始向他們磨刀霍霍了。1900年7月28日，許景澄與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菜市口。

許、袁被殺後，他們的家人不敢料理，徐用儀出面將自己的兩位浙江同鄉收殮。

徐用儀深知自己已處險境，在家信中寫道：「現值國勢危迫，朝議紛歧，陳力已窮，扶危乏術，原該見機而作，惜時已晚，以老年而處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計，只可聽之於天。」

沒過幾天，徐用儀被捕，他未作任何辯解，只說：「天降奇禍，死固分耳！」慈禧公布徐用儀的罪狀是：「屢次被人蔘奏，聲名惡劣，辦理洋務貽患甚深」。罪名近乎莫須有。

8月11日，未經刑曹審問，徐用儀、立山、聯元被處斬。徐用儀橫屍二日，無收者。目擊者記下了那個情形：

「時直炎熱，暑氣潮蒸，蛆蟲滿地，穢味燻人。又兼日夜陰雨，道路泥濘，凄慘情形，筆難言狀。」

行刑時，有人認為徐用儀位居兵部尚書，應採用誅大臣之禮，刑部侍郎徐承煜怒斥：「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當時的政見之爭，已處於你死我活的狀態。

先後經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糟蹋後的北京。

徐用儀遇害消息傳開後，保持理性的臣民都為他喊冤。

慈禧的極端行為，招致列強大舉侵華，她也被迫走上了逃亡路。喊打喊殺固然可以快意恩仇，但現在面對國破家亡的爛攤子，人們反而覺得徐用儀等人生前的言論彌足珍貴。

議和期間，在八國聯軍的干預下，朝廷為徐用儀等五大臣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1901年4月，許、袁、徐遺骸南下，歸葬浙江故鄉，江浙士民列隊致哀。浙江學者朱福詵《祭徐尚書筱雲文》曰：

「公之死節，重於泰山，既蒙朝旨昭雪，士大夫聞之涕洟，海內識與不識，莫不同聲悼惜，及靈輿南旋，自京師以至鄉里，沿途設祭，中外人觀者，咸太息泣下，何其忠義之氣深入人心，如是之甚也。」

在帝制時代末期，徐用儀詮釋了忠君愛國的含義，詮釋了赴湯蹈火敢言直諫的的人臣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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