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告密導致了戊戌政變的發生和戊戌變法的失敗破綻百出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事」詔書，宣布變法。掌握實際大權的慈禧太后，在變法開始的時候，迫於社會的壓力，對變法暫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她曾假意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毋操之過蹙而已。」還說，「苟至富強者，兒可自為，吾不內製也。」但內心對變法極端仇視。6月15日，即「明定國是」詔頒布後4天，慈禧就迫令光緒皇帝在一天中連下3道上諭：一是免去「帝黨」核心人物帝師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及其他一切職務，驅逐回原籍，這是為了孤立光緒；二是規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慈禧太后面前謝恩。這一反常的規定，顯然是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權，使光緒皇帝無法破格重用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三是任命她的侄子、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領清朝當時戰鬥力最強的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這樣她就把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與此同時，慈禧還加強了頤和園和北京內外的警戒，並在宮內部署爪牙，密切監視著光緒帝。初步完成了政變的準備工作。

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也進行了有限的回擊。9月4日，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同時給王照陞官晉爵的嘉獎。9月5日，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4人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加緊推行變法。9月7日，將阻撓變法維新的權臣李鴻章和敬信逐出總署即總理各國衙門。

這些措施使頑固派極為震驚，紛紛到慈禧面前哭訴，請求她廢掉光緒，重新訓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緒排斥她的親信，培植自己的黨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無上的權威受到任何的挑戰和威脅，她下決心要撲滅新政。慈禧不斷派人與榮祿密商，命榮祿調集軍隊進駐天津和長辛店等要地，同時慈禧命光緒到天津閱兵，預備在閱兵時發動兵變，逼迫光緒皇帝退位。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所說的那樣：老謀深算、擅長玩弄權術的慈禧太后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緒、由自己親政的準備。慈禧、榮祿早已布下天羅地網，蓄勢待發，「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不得脫」。

由此可見，在袁世凱告密——9月20日晚（傳統的說法）之前，慈禧、榮祿之輩發動政變的圖謀早就預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具體時間或時機問題而已。

破綻之二：在天津的榮祿就算接到了袁世凱的密報，也不可能趕在政變發生前將密報送到北京慈禧手中。

根據記載，袁世凱在9月20日上午覲見光緒皇帝之後，當日下午3時左右乘火車回天津，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寫道：「抵津，日已落」（根據紫金山天文台的記載，當天天津日落的時間是6點8分）。袁下火車的時候，天津的文武官員在車站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歡迎儀式，「以時頗為熱鬧」。

經過一番應酬、寒暄和客套的繁文縟節之後，袁世凱迫不及待地告別這些盛情的官員，匆匆忙忙趕到榮祿處告密。他在日記里記載他到了晚上二更時分即晚上9點才有機會向榮祿告密。此時的袁世凱不可能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事情說清楚，因為袁既要讓自己從「錮後殺祿」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擺脫干係，又要和榮祿籌商一個妥當的萬全之策——既能剷除維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緒皇帝。這勢必要花不短的一段時間。待到榮祿準備將密報太后的時候，時間應該在晚10點以後了。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榮祿在得知「錮後殺祿」的密報後，是否有可能在9月21日凌晨政變發生前將消息反饋給太后。經過縝密的分析和推理，筆者認為是不可能的。

當時天津與北京的最快的聯繫方式有二，一是電報，二是火車。先來看看榮祿用電報向慈禧通報消息的不可能性。其時在北京有電報房的只有兵部和總理衙門，慈禧身邊並沒有電報之類先進的通信工具，榮祿只能通過密電的形式打電報給兵部或總理衙門。然而這樣做在當時看來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辦到，電報要經過報務員翻譯、謄寫出來，很難假設兩個部門的報務員都是慈禧的爪牙和親信，所以密電的保密就成了大問題。而且，除非在戰爭期間，兵部和總理衙門在晚上10點以後是沒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說，即使發了密電也無人接收。

發電報似乎此路不通，對榮祿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他親自坐火車去北京向老佛爺告密一途了。可是當時北京與天津之間的火車才開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車，沒有夜班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就算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令加開一次夜車專列。榮祿於9月20日夜間是絕對不可能趕到北京的。因此，第二條途徑也此路不通了。

基於上面的分析和推理，也許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袁世凱告密與政變的發生是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繫的。因為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在9月21日凌晨，而此時的榮祿還遠在天津或在去火車站的路途上。可見慈禧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慈禧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後」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破綻之三：袁世凱緣何不在北京直接向太后告密，卻要捨近求遠到天津向榮祿告發維新派呢，期間又為何要耽擱一天？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標榜說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袁世凱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實際上是想通過他的日記表明：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9月21日的政變正是由他告密引起，他在戊戌政變中起了關鍵作用。袁在《戊戌日記》中說，9月18日譚嗣同深夜來訪，「氣焰兇狠，類似瘋狂」，「聲色俱厲」地逼迫他答應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廢掉慈禧太后，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因見譚嗣同「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好漢不吃眼前虧，才不得不答應譚嗣同的要求。譚嗣同離開後，袁世凱「反覆籌思，如痴如病」，毅然決定第三天向皇帝「請訓」後立即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袁在日記中還口口聲聲地表示，告密是為了「誅鋤誤國誤君之徒」，「以保全皇上」。他還向榮祿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死耳。」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里的自我表白有著明顯的破綻。包圍頤和園禁錮、廢掉慈禧太后，殺榮祿，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的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那麼他為什麼不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當天晚上或最遲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後黨慶親王王奕劻、剛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呢？袁世凱這種捨近求遠的反常做法，如果不是腦子有毛病的話，其中一定另有隱情。還有一點讓人不解的是，9月18日夜，譚嗣同找他密談，向其提出圍園「錮後殺祿」之謀，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凱又幹什麼去了？他是有充分的時間在北京告密的，緣何要白白耽擱一天，這豈不蹊蹺？

破綻之四：戊戌政變發生之初，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為何不立即捉拿「錮後殺祿」的主謀譚嗣同，卻要延擱數天之後？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的瀛台，發布「訓政」詔書，再次垂簾聽政，並下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兩兄弟。試想一下：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慈禧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為譚才是親自去袁世凱住處要求袁圍園劫持太后、誅殺榮祿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他、放過他的。可是，在9月21日的「訓政」上諭中，為什麼僅僅看到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的命令，卻偏偏沒有譚嗣同的名字在內，難道是疏忽大意所致嗎？還有，「訓政」上諭中羅織的康有為的罪名也只不過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罷了，較之譚嗣同等人謀劃的「圍園、劫後、殺祿」之罪名還是比較輕的。如果慈禧早已知悉譚嗣同等人之謀，那麼對此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罪行，上諭的文字中應該有所體現，何以隻字不提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政變發生、「六君子」被殺後，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的上諭是這樣說的：「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

上諭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殺死維新黨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們「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而這道上諭的發布時間是在「訓政」上諭發布後的近一個星期。這顯然是在政變後得到榮祿的密報，知悉了維新派的「謀逆」之後的一個補充行為和辯解。

戊戌政變的原因

如果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慈禧太后的政變，那麼，又是什麼促使慈禧再次發動宮廷政變——戊戌政變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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