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民國期間書刊的收藏

1911年至1949年，作為一個朝代，雖然年頭不長，但卻是社會激烈動蕩、天翻地覆的三十幾年，這是一個腐敗、黑暗、屈辱的年代，同時，也孕育著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巨大力量。這期間，西方學說大量湧進，各種思潮和學派交鋒和交融，文化偉人輩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可以重筆描繪的一段歷史。封建科舉制度的廢除，帝制的結束，說明了傳統的知識分子通過仕途來實現自身價值的路徑已經堵死。在過去，仕途的通達是衡量知識分子價值的唯一標準，現在卻不然，價值的體現呈現了多元化趨向，蔡元培搞教育，張季直搞實業，張元濟搞出版，都弄出了名堂。其中出版事業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將其知識價值轉化為社會動力，並實現其自我價值的重要渠道。

1915年，陳獨秀在經歷了反袁鬥爭的失敗後認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統治國人的思想依然是舊的，於是他積極投身於思想啟蒙運動。他說，出一本雜誌，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就是創辦《新青年》的動機。這種觀點在當時非常盛行，這也是本世紀初，中國出版業興旺的重要原因。於是，一批近代意義上的出版單位出現了，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亞東圖書館，以及後來的開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書店、海燕等出版機構。出版的圖書逐漸出現了各種專業劃分，質量提高，數量大增。商務印書館首創每日出版一書，中華書局緊跟著提出三日出版一書，世界書局也提出每周出版一書。出版物如雨後春筍，上海四馬路、河南路一帶書店林立，成為十里洋場的一大景觀。

民國書刊值得收藏，主要在於它的版本意義。這裡涉及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民國書刊可否納入善本之列。「善本」一詞最早出現在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皆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但對於確定「善本」的標準，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古往今來，有不少學者對此有過敘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未張之洞，他提出的一套關於善本書的劃分標準，產生了很大有影響。他認為要掌握3 條：「一曰足本（無闕卷、未刪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舊本（舊刻、舊抄）。」現代版本學家在前人對善本研究確定的基礎上，提出了劃分善本的「三性」原則，即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

民國期間價值高的圖書刊物是否也可以視作善本呢？我看是完全可以的，以上述「三性」標準來衡量，不少書是夠格的，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具代表性的魯迅的書。

魯迅一生辛勤筆耕，留下400多萬著述。在魯迅生前，這些著述的大部分都已出版。這些書的學術價值不用說了，就裝幀藝術來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魯迅對自己著作的出版是十分認真的。他喜歡把自己的書打扮的漂亮一些。魯迅對書籍裝幀的要求是：紙張要好，天地要寬，插圖要精緻。對每種書都是精心選擇篇目，仔細校勘，連書名的確定都很講究。《朝花夕拾》最初定名是《舊事重提》，幾經琢磨，才選了現在這樣優美動聽的書名。以魯迅著作的學術性和歷史文物價值，加上這些書校印精良，裝幀精美，可以說，經魯迅手出版的這些書，尤其是一些初版本，都是名付其實的善本書。其中有些書由於歷史原因，世存極少，已是國庫秘寶。你花十萬八萬，現在還能弄到宋版書，魯迅有些書，現在要收藏的話恐怕可能性已極小。民國前一年，魯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出版的譯著《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冊，這部書的意義在於宣告了林譯小說在文學作品翻譯史上的終結，透視出五四的曙光。可是它在東京和上海只賣出了二十來本，庫存的書和版子又遭火劫。三十年前就有人估計，此書世存不會超過六七冊。時至今日，那就只會少於這個數了。

對一個作家同一篇著作不同版本研究，歷來是目錄學和校勘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研究一個作家思想發展的重要手段。現代版本研究對研究一個作家、一部作品都是相當重要的。巴金的小說《雪》，1933年8月收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創作叢刊》內，當時題名為《萌芽》，初版兩千，未售盡，即被禁止發行。一年後，巴金，又把小說中幾個重要人物改名換姓，又將書名改為《煤》，交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小說已經排竣，打好紙型，並已在報刊上刊出廣告，可是，國民黨政府的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看到了小說的校樣，馬上通知開明書店停印這書。巴老說：「我不服氣，自費印了一版（書改成《雪》）委託生活書店秘密發行。後來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度去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便將《肆》的紙型送給該社。1936年11月《雪》在上海公開發行，但這所謂『初版』已經是第3版了。「另外，為了給「檢查老爺」出難題， 巴金在自費印行《雪》的時候，版權頁上印的發行者是美國舊金山平社，注有英文地址。1939年，《雪》又以《朝陽》書名發行。由此可見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慘淡經營的苦心，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背景，版本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前些年，上海《文匯讀書周報》圍繞吳晗《朱元璋傳》的版本問題開展了一次討論。《朱元璋傳》是吳晗的一部主要著作。1943年吳晗寫了一本《明太祖》（重慶勝利出版社印，共5000冊，其中3000冊取名《明太祖》，另2000冊取名《從僧缽到皇權》）。1947年後，以此為藍本，作者用一年時間，進行了修改增寫，由原稿8萬字擴充到近16萬，又增加了500多條小注。1948年以《朱元璋傳》書名出版。這時真是蔣家王朝覆滅的前夜，作為著名的民主戰士，吳晗筆下的這部著作，不可能只是一部純粹的學術著作，它有明顯的影射蔣介石的痕迹。此書也引起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的興趣，當然，毛澤東對此會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就像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論一樣。這種評論難免會對吳晗產生影響，而且也會對整個一代中國史學產生影響。1964年，吳晗對《朱元璋傳》進行了改寫，從總體上對朱元璋的否定轉為基本肯定。舊本說」朱元璋不但是一個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新本說朱元璋」功大於過」，「是一個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在歷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個比較突出、卓越的人物。」在這個大前提下，也只能把舊本中一些描寫朱元璋內心世界的精彩筆墨刪除了。其它改動的地方也很多，應該說，不少地方的改動是成功的。關於新本與舊本的優劣，在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作為版本收藏，那是收齊為好了，當然，舊本難收集一些，也就更值得關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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