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拉丁中世紀

文史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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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拉丁中世紀

庫爾提烏斯著林振華譯

選自《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

查理曼大帝開創的帝國復興之舉，可以視為羅馬帝國轉移至其他民族。「帝國轉移」發生後，「學習重心轉移」（從向雅典或羅馬學習，轉移至向巴黎學習）隨之而來。中世紀帝國從羅馬承襲了世界帝國的思想；因此，它具有普世的而非民族的品格。羅馬教會的要求仍然是普世的。「教廷」與「政府」是世上最高的統治機構。在11世紀，凡事都要經過兩者的協作。

——庫爾提烏斯《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

受羅馬的語言和宗教同化的日耳曼民族

日耳曼民族的入侵過程與阿拉伯人進入古代晚期世界的過程基本相同，但兩者有個本質的區別：日耳曼民族受到同化，而阿拉伯人沒有。阿拉伯人的侵襲遠比日耳曼民族入侵更有影響。兩者之間可資比較的只有領袖：匈奴人的是阿提拉（Attila），蒙古人的是成吉思汗與帖木兒。不過，他們各自的統治時間都不長，與伊斯蘭的相差無幾。

看看阿拉伯人的侵襲，再看看日耳曼人：長期受到抵抗，而且缺兵少將；幾百年來，他們只打入羅馬的皮毛之地！……面對羅馬帝國基督教，日耳曼民族沒有任何反對的資本，但阿拉伯人卻用新信仰的火把將其付之一炬。這，而且正是這一點，使後者免受同化。相比於日耳曼民族，阿拉伯人對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沒有太多偏見；相反，他們還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去吸收。他們到希臘人那裡學習科學知識，到希臘人和波斯人那裡學習藝術。他們沒有（至少最初沒有）失去理智，陷入狂熱，而且也沒有試圖皈依自己的臣民。但阿拉伯人希望迫使這些人歸順唯一的聖主安拉，歸順聖主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那麼歸順他就是歸順阿拉伯。阿拉伯人的世界宗教也是他們的民族宗教。他們為聖主服務……日耳曼入侵者打入羅馬帝國後便入鄉隨俗。然而，當阿拉伯攻佔羅馬後，羅馬也成了阿拉伯。

日耳曼民族非但沒有向羅馬引入新思想，而且還允許（盎格魯-撒克遜人除外）保留拉丁語，並使之成為他們所到之處的唯一交流語言。同其他領域一樣，他們在語言上也入鄉隨俗了……當他們的君主站穩腳跟，他們便靠修辭學家、法理學家、詩人來征服羅馬人。

日耳曼人有自己的法律、官員更迭記錄與文獻，甚至書信往來也用拉丁語。民族遷徙並未改變地中海西部地區精神生活的實質。直至8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到來，影響才初見成效，但也未出現新的特徵。日耳曼王國仍沿用以前的任免慣例，即統治者從平民中選拔大臣和官員。這表明，8世紀仍保留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日常拉丁語已近衰敗，即便如此，它還是拉丁語。「我們找不出什麼資料能告訴我們，教堂里的民眾已經聽不懂神父的講話（9世紀也沒有這樣的資料）。拉丁語仍然活著，憑藉拉丁語，羅馬統一一直維繫到8世紀」。

後來，伊斯蘭把地中海西部圍困起來，加洛林文化也因此回到農耕時代。平民也不會閱讀和寫作了。加洛林人只能從教士當中找到有學養者，結果他們不得不與教會合作。「中世紀的新特徵由此出現：能左右國家的教士階層。」至此，拉丁語成了學者的語言，並貫穿了整個中世紀。「加洛林文藝復興」一舉恢復了古代傳統，擺脫了奄奄一息的羅馬文化。新文化成了羅馬-日耳曼文化；「當然，它的誕生要歸功於基督教會」。從現有觀點看，日耳曼民族的貢獻主要在封建主義方面，即中世紀世界的法律與政治結構。當然，這是土地佔有與買賣交換體制下大勢所趨的結果。在此過程中，為了保存皇族或帝國的權力（即「行政國家」）（阿爾弗雷德·韋伯語），為了把封建體系納入行政國家，各個階層展開了載入史冊的鬥爭。所有習俗，所有人際關係都打上了封建主義的烙印。北部城市同樣是日耳曼民族的貢獻。不過，我們必須記住，這裡所謂的「日耳曼」是一個複雜而不同質的概念。查理曼大帝的帝國混居了凱爾特人、羅馬人、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日耳曼色彩最鮮明的，是定居法國並在10世紀步入文明的維京人。正是他們的兼收並蓄最終構成了法蘭西民族。早在11世紀，他們便遠赴英格蘭與西西里。他們帶著法蘭西文化漂洋過海。不過，他們沒有到達德國。日耳曼民族受羅馬的語言和宗教同化，這就使古代為中世紀提供了「可以用來自我定位的可靠的傳統標杆」（韋伯語）。

12、13世紀以後，通俗文學的蓬勃發展，標誌著拉丁文學的一蹶不振或節節敗退。誠然，12、13世紀正是拉丁詩歌與學術如日中天之際。當時，拉丁語言與文學「從中歐、南歐以及北部地區波及至冰島、斯堪的納維亞、芬蘭，同時由西南方進入巴勒斯坦」。不管是凡夫俗子，還是飽學之士都知道有兩種語言——平民語言與學者語言（clerici, litterati）。作為學者語言，拉丁語又名語法語言（grammatica）。在但丁及其前輩羅馬人瓦羅看來，拉丁語是由諸聖賢創設的藝術語言，不可改動。甚至有人把通俗文章也譯成拉丁語。幾個世紀以來，拉丁語一直作為教育、科學、政府、法律、外交等領域的語言不斷延續。在法國，拉丁語直到1539年才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干預下，不再作為法律用語。不過，作為文學語言，拉丁語卻一直存活到中世紀末期。布克哈特在其著作《文藝復興文化》中，用了數章節探討文化的普遍拉丁化。其中一章論述了15、16世紀拉丁詩歌，作者旨在說明「拉丁詩歌的最終勝利可謂咫尺之遙」。在16、17 世紀的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拉丁詩歌都有流芳百世的代表作。1817年，歌德於《藝術與古代》中寫道：

如果有聰明的青年學者想考察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用拉丁語寫作的德國詩人在詩歌方面取得的成就，那麼從更自由的世界觀出發將大有裨益。不過眼下，德國人與這條路子正漸行漸遠……與此同時，他還能注意到，在拉丁語仍然充當通用語言的時期，其他擁有文化傳統的國家是如何用拉丁語寫作，並以現已失傳的方式相互理解。

這些人文主義作品與有著「新拉丁語」之稱的中世紀拉丁語，存在天壤之別。不過，在14、15世紀，這種差別還沒有產生。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仍深受拉丁中世紀的影響。1551年，一位義大利人文主義者認為，自己必須警惕12世紀的「壞詩人」。因此，這些詩人的作品仍然有人閱讀！我們可以用15、16世紀的教學實踐，以及印刷術的發明來解釋這一現象。當時，擺在該學者眼前的，是中世紀學習與閱讀課程已不涉及的《八作者》（Auctores octo）。但新版本層出不窮，這說明16、17世紀仍然有讀者渴望閱讀12世紀偉大的拉丁作家作品。此外，在近代幾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中，中世紀拉丁文學的影響仍持續不斷，這一情況尤其見諸未受宗教改革波及，同時也未被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改頭換面的西班牙。霍夫曼斯塔爾把巴洛克描述為「古代世界（也就是所謂的中世紀）」返老還童的形式，鼎盛時期的西班牙文學亦如此。

以上我們大略回顧了一段很長的時期。我們在國家之間、時代之間不停地穿梭，此乃任務使然。嚴謹的年代學是我們的工具，但不是我們的嚮導。

帝國的轉移

讓我們再回到中世紀早期。在查理曼大帝的推動下，我所謂「拉丁中世紀」的歷史實體第一次完整地出現。這個概念在史學中並不常見，但對我們的研究必不可少。這裡，「拉丁中世紀」指在通常意義上的中世紀中，與羅馬有關，與羅馬的國家觀念有關，與羅馬教會有關，與羅馬文化有關的一切，即比單純的拉丁語言與文學的復興更有包容力的現象。幾個世紀以前，羅馬人就學會把自己國家的政治存在視為普世的任務。維吉爾早已在《埃涅阿斯紀》廣為人知的段落中表述了這一思想。自奧維德時代起，「世界（orbis）即羅馬（urbs）」的觀念就發展並普及開來；到了君士坦丁時代，它甚至刻到了錢幣上（此乃官方的宣傳）；時至今日，羅馬教宗法庭的議事規範中，仍然能見到「世界與羅馬」（urbi et orbi）。隨著基督教提升為國家宗教，羅馬的普世主義需要兩個層面。除了國家的普世訴求外，還有教會的普世訴求。把中世紀視為羅馬延續的觀點另有其源，即奧古斯丁的歷史哲學。在奧氏的思想中，三種觀念合而為一。人類歷史與六日創世、人類生命六時期完美地融合起來。除此之外，奧氏還根據四帝國的記載（源於對《但以理書》中預言的諷喻闡釋）做了劃分。四帝國中最後一個是羅馬帝國。它不但對應「老年」時代，而且會一直持續，直至時間不復存在，並為天國安息日（heavenly sabbath）所取代。耶穌門徒確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哥林多前書》）。早期基督徒對末世的企盼就是這樣融入中世紀的思想當中。中世紀作者經常引用或提及這段話（不註明出處，幾乎所有中世紀引用都如此）。然而，近代文化史學家往往對此一無所知，還誤以為是中世紀的自我表述。如果我們在17世紀的史書中讀到「世界正處於耄耋之年」，千萬不能從心理學角度解讀為當時人「有時代優越感」，而是要明白，這是指奧古斯丁把世界歷史的末期（羅馬）比作人類的老年。在《神曲·天堂篇》中，我們看到，但丁得知天堂的玫瑰僅剩少數尚無歸屬。因此，他也企盼末日來臨。

《聖經》為中世紀史學思想提供了帝國更迭的另一個神學明證：「不義、狂放和誆騙致富會導致國家傾覆，而後，其他國家則會興起，並取而代之」（《次經·西拉書》10:8）。這裡，由「transfertur」產生了中世紀史學理論基礎的「translatio」（轉移）概念。查理曼大帝開創的帝國復興之舉，可以視為羅馬帝國轉移至其他民族。「帝國轉移」發生後，「學習重心轉移」（從向雅典或羅馬學習，轉移至向巴黎學習）隨之而來。中世紀帝國從羅馬承襲了世界帝國的思想；因此，它具有普世的而非民族的品格。羅馬教會的要求仍然是普世的。「教廷」與「政府」是世上最高的統治機構。在11世紀，凡事都要經過兩者的協作。即便後來雙方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協作仍然順利地進行。14世紀初期，這種關係仍然是但丁思考的核心。「轉移」觀念深入巴爾巴羅薩（他有意向查理曼大帝靠攏）宣揚內容的字裡行間。在查理曼大帝時代後的幾個世紀，德國歷史便與羅馬復興的觀念聯繫到一起。不過，霍亨施陶芬時代，德國的政治詩和朝代詩大多用拉丁文寫成。描寫巴爾巴羅薩的最精彩的詩歌，用的不是德文，而是拉丁文（科隆「大詩人」的作品）。獲取西西里的王權，讓霍亨施陶芬王朝與拉丁詩歌的關係更進一步。戈弗雷的作品乃是獻給亨利四世的。在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王國誕生了第一批義大利詩人，但此時的腓特烈二世，不但鍾情其法學家撰寫的戲劇，而且還收到了英國人寫的拉丁頌詩。

與此同時，我們不要忘了，「拉丁中世紀」絕不僅限於弘揚羅馬或復興羅馬的觀念。「轉移」概念表明，帝國統治權的更迭，是出於惡念而濫用統治權所致。4世紀，基督教羅馬已經發展出「懺悔羅馬」的觀念。「羅馬彷彿惡貫滿盈的罪人，但為救世主付諸鮮血的行動自責，並刻苦修行，信奉基督以後，他就獲准重返拯救的人群」。哲羅姆、安布羅修、普魯登提烏斯便篤信這種觀念。後來，奧古斯丁驚世駭俗地提出異議。舉世聞名的羅馬品格，從基督教角度看，卻是一個個過錯。基督徒的眼光必須從罪惡的國度——世俗羅馬（其歷史涉及「世俗之城」）轉向塵世之上的上帝國度——「神明之城」。但丁暗中反對奧古斯丁的觀點。他把維吉爾與奧古斯都的羅馬，同彼得及其繼任者的羅馬聯繫起來。德國人的「Kaisertum」與羅馬人的「imperium」、異教徒與基督徒、奧古斯丁與但丁的歷史思想，這些不過是羅馬觀念中少數的對立面。然而，它們的起源和發展都離不開羅馬的語言，而該語言同時也是聖經、教父、教會、經典化的羅馬作家以及中世紀學術的語言。凡此種種完善了「拉丁中世紀」形象，使其栩栩如生，豐盈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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