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外號「傅大炮」 把孔祥熙宋子文皆轟下台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靈魂，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他外號「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先後轟下台。他一生頗多趣事，堪稱「性情中人」。

從「健將」遁入書齋

1917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從上海遷到北京，北大即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的言論和著作也給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以積極影響。1918年夏，傅斯年與羅家倫、徐彥之、康白情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要有「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研求「修身立學之方法與徑途」。

1919年1月1日，《新潮》創刊號面世。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給《新潮》規定了四個責任:(1)喚起國人對本國學術之自尊心;(2)對中國社會進行啟蒙教育;(3)鼓動學術上之興趣;(4)提高學生特別是中學生的思想素質，使之擺脫封建文化、道德的影響。傅斯年在《新潮》發刊詞中，要青年學生「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

傅斯年

他積極地對社會的現實和歷史進行批判，剖析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及其表現，猛烈地抨擊封建的倫理道德，提倡個性解放，主張用「民主主義」來改造中國的政治以及社會生活。他還主張把「新思想夾在新文學裡，刺激大家，感動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方可使新思想普及，再去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然後再以社會的力量改造政治，這樣才是根本的改革。

傅斯年一躍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勇猛鬥士。五四運動爆發時，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最前面，風雲一時。孰料第二天(5月5日)，傅斯年同一位名叫胡霹靂的同學吵起架來。二人爭執激烈，胡霹靂動手把傅斯年的金絲眼鏡打掉了。傅斯年一怒之下，宣布不再過問學生會的事了。這其實只是一個觸因，傅斯年因受胡適思想影響，接受胡適「撇開政治」、「只談文化」的主張，反對「過急」運動，早有退出學運，回到書齋之念頭。

史語所之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手創辦的，下轄四個組:歷史、考古、語言、人類學。他長期任所長，主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期間，他希望將歷史語言研究所辦成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間的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這對中國古代史料學及新考據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傅斯年規定歷史語言方面的研究方向是:「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張，如是擴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

歷史組把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漢簡及敦煌材料作為重點研究的範圍。由於陳寅恪仍在北大、清華講課，歷史組事務多由傅斯年包辦。他組織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

他在《明清史料發刊例言》中為明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制定了幾項基本原則，並提出了具體要求。傅斯年主持《明實錄》整理校勘、清代所藏內閣大庫及軍機處檔案的整理，費資不少，便利了學者的使用。明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搶救與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為當時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他對之寄以很高的期望，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了大笑。

傅斯年極力提倡科學的田野考古，以取代傳統的金石學。他派董作賓到安陽做考古調查。1928年10月開始進行試探性發掘。1929年3月，在李濟、董作賓領導下，殷墟的規模考古發掘全面展開。在發掘活動受阻後，傅斯年於11月抵開封，利用公私晤談、學術講演等多種形式，宣傳現代考古學知識，說明考古發掘旨在促進中國考古學、歷史學的發展。傅斯年在河南活動月余，總算把事情解決。李濟後來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聘請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語言、語音學家，用科學的工具、實驗的方法研究中國語言學。語言學組曾對14個省區的方言進行調查，並建立語音實驗室，用科學的方法對各種方言進行分析。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崛起，傅斯年的領導、規劃之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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