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高票房及「父權文化」之爭 折射出的社會現實與教育焦慮

[華夏時報網]

華夏時報（公眾號：chinatimes）記者吳小曼 北京報道

《摔跤吧！爸爸》是2016年印度最賣座的喜劇「口碑影片」，2017年引進國內自5月初上映以來截至本文發稿前已創下8億票房紀錄，據估算到5月底有望突破10億票房大關，這對於一部沒有特技、特效的體育勵志影片能獲得如此高的票房，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該片在美國、英國等國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影評普遍都給予了好評，不得不說這是印度「軟實力」輸出的成功，這對於同樣有文化輸出情結的中國電影來說，真是「愛恨交加」。近日傳出中國將翻拍《摔跤吧！爸爸》，不知這是致敬還是取巧？其實中國同樣有感人的體育勵志故事，只是很難有超越體育、賽事、體制與文化的平衡性眼光。

落後的文化與受傷的文明

與中國商業電影單腿發展不同的是，印度的電影生態非常完整，這得益於印度開放的政治與文化環境，近年來印度藝術、文學等在國際上都有優異的表現，這些技術、觀念的更新會促進電影創新的活力。印度體育相對滯後是因為經費投入非常有限，其城市基礎設施也相對落後，這就給國人印度非常落後的概念，很多去印度旅遊回來的朋友也說印度城市非常髒亂，不像中國快速進入城市現代化，這就使我們看印度的眼光變得異樣。很多人看印度電影也是寶萊塢歌舞影片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印度電影除了歌舞商業片也有很多不錯的文藝片，《愛經》、《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曾獲得過奧斯卡外語片獎，史詩影片《阿育王》、《印度往事》等，有很多匠心之作。所以，《摔跤吧！爸爸》決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印度豐富的文化土壤與電影生態良性互動的結果。

印度曾有過不斷被征服、被殖民的歷史，印度1948年獨立建國後，便以「不結盟的第三條道路」來處理國際事務，「愛國主義」作為國家凝聚力，民族意識被喚起，文化的傷痛與現實的落後，成為印度新的傷口。所以從普世的眼光與民族主體來觀察印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摔跤吧！爸爸》也是印度複雜的社會現實與文化間的反映，從現代文明來看它確實缺少「人文性」，但從印度民生來看，它又是「個人英雄主義」，因為對於「底層人」來說，尤其是受歧視的女性來說，生存權、選擇權就是人權、女權，所以它又是符合普世價值的。

30多年前，印裔諾獎作家奈保爾游離印度、追尋他祖先生活的土地，寫過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其中《受傷的文明》就是在展現印度的複雜性，落後的文化、混沌的個人世界與不斷被征服的歷史記憶交織在一起，構成印度的現狀。讓人既難過又憂傷。

30多年前，也有西方作家到訪中國，當時中國也處於開放前的停滯狀態，情況幾乎類似，所以我們非常能理解《摔跤吧！爸爸》這種渴望進步、被世界認可、改變落後的決心。

如果拋開印度社會現實單純地談「女性意識」，這的確不是一部好作品，因為它的確不是落腳在個人的「自我實現」上，正如一些女權主義所批評的，它是用「父權文化」的光環壓制「女性意識」的覺醒。而結合影片的社會背景與改編自真人真事的一部傳記影片所能突破的空間，你又不得不佩服該片所能達到的高度。不然，它頂多只能是一部小眾或者文藝片，它的影響也就有限，這或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地方。

女性意識與自我實現

在《受傷的文明》中，奈保爾寫到，「印度吞噬了自己的文明，在垃圾中產生垃圾，在廢墟中構造廢墟，人民居然能過得心安理得。」

在奈保爾眼中，印度是消極、倦怠的，整個社會受印度教「無為主義」影響，過著近乎「本能式」的直覺生活，個體缺少反思與判斷能力，我們又不得不回到我們的文化相似之處來思考極端女權主義在中國脫離實際之處。

中國北上廣雖然已是國際大都市，「女權」、「同性」等極端思想、邊緣生活主張有文化土壤，但中國社會主體依然在為「生存權」而奮鬥，這也是我們從電影中獲得認同感、甚至角色代入感的原因。

印度與中國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經濟制度卻非常相似，當年都受蘇聯計劃經濟的影響後來幾乎同時都轉向了市場化經濟。中國經濟、城市化發展快速，印度發展緩慢主要受宗教信仰與種姓制度落後的文化影響，另外由於法律、人許可權制不能隨便取締貧民窟，而中國社會結構的不合理主要體現在城鄉二元結構，由於農村離城市生活遠，都市人自然感受不到地區差異及農村生活的落後。由於印度媒體相對透明、國家也在促進落後的種姓文化、婚姻制度改變，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藝術作品在揭示這一社會弊端。《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揭示的是都市底層人的生活，還有「墮胎」、「童婚」等，《摔跤吧！爸爸》是30年前的真人真事，一位摔跤手國家冠軍退役後培養自己的女兒成為摔跤手「為國爭光」最後獲得「英聯邦冠軍」帶領女性尋找自我成為榜樣力量，同時也觸及到印度官僚體育制度並促使其改變，這就是《摔跤吧！爸爸》的意義，它不止體育。

高票房不是偶然

如果是單純的一個個人成功故事，我想影片不會獲得普遍的尊重。在印度社會，女性受歧視現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農村。在奈保爾的小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家暴」往往被當成丈夫合法的權利，而女方在出嫁時高昂的嫁妝無疑是印度「墮胎」與「溺死女嬰」的一大誘因。當然，在中國農村，女性的地位也很低，同樣是受「父權文化」影響，「重男輕女」的思想依然存在，但因女方沒有高昂的陪嫁要求主要是男方的彩禮壓力，其選擇的主動性還是在女性手上。

如果說自由是選擇權，《摔跤吧！爸爸》中父親讓女兒成為摔跤手也是為了讓她們將來有條件選擇男人，而不是被男人挑選，這就是基於現實的「男女平等權」，而不是抽象地談論「女權意識」。

影片中父親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讓女兒們進行「魔鬼訓練」，從此要忍受村裡人的嘲笑，甚至要剪掉頭髮、模糊她們的性別意識，成為體育競技場上的「格鬥士」，這究竟是一種「犧牲」還是「自我實現」？

影片顯然不是在探討個人幸福得失，而是講個人、社會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這對於持守消極立場的印度社會很有意義，也能喚醒更多的家庭。

阿米爾·汗扮演的父親作為退役的前「國家冠軍」，他深知印度體育制度的弊端，要改變這種現狀，他只能投身於培養新的「冠軍」的行動，於是冀望由兒子去完成，結果妻子一連生下四個女兒，他只好放棄自己的夢想。卻在鄰居的投訴中發現女兒的摔跤天賦，於是決定培養女兒而不惜與周邊人為敵。

「女摔跤手」、艱苦的訓練、與體制周旋，女兒最後進入國家隊，都市生活無疑也給女孩子打開了眼界，新與舊、現代與落後，新教練的技巧與過去的穩健構成了對比與張力，女孩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對應的正是「父親權威」的瓦解，影片沒有講述兩代人的觀念對抗，而是女兒與父親的認同與成全，最後促成了夢想的實現，這也是主演阿米爾·汗所選擇的「個人改變國家」的道路，看似個人英雄主義，卻也綜合了印度中間道路的立場。因此成為可以調和現實矛盾促進改變制度的案例。

不過，中國大多數的觀眾是當作成功的「教育」案列來觀看影片，主要在於家長對「應試教育」與「快樂童年」取捨間的猶豫，是遵從孩子的興趣還是由家長做出決策，無不折射出城市中產階層教育上的焦慮。

一個演員與一個國家的電影產業

作為電影演員，阿米爾·汗的個人經歷也是「個人改變國家」的英雄典範。

阿米爾·汗是寶萊塢三汗品牌之一，他的每部影片都賣座，而且幾乎都是揭示社會現實的影片，有信仰上的、文化上的、社會制度與男女權利不平等等等。

2013年，　阿米爾·汗登上了《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面，封面專題標題是「印度的良心」，這無疑於把阿米爾·汗推上了風口浪尖。

阿米爾·汗除了電影，其爭議最大的是他做的訪談紀錄片《真相訪談》，節目毫不留情地揭露印度一系列社會問題並給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和建議。從印度的種姓制度、流產女嬰、包辦婚姻、家庭暴力、強姦、兒童性侵、同性戀等社會禁忌問題談到了水資源、垃圾污染等敏感問題，尤其在一期探討兒童受到侵害的節目播出後，更是促進了印度兒童保護法的出台。

由於他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也觸動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經，他遭到宗教保守團體的威脅、辱罵，他的海報被焚燒，影片被抵制，但他說，「即使職業和商業利益受損，我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在與一個龐大的組織對抗。最終也許被撞得粉碎，但我不會退縮。」

顯然，他已超越演員職分更多地在履行社會責任，他在接受《時代》的採訪中說，「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是我們進步的第一步，沒必要為自己祖國被放在聚光燈下羞恥，應該羞恥的是我們的國家在哪一方面還有欠缺。」

面對猜測與質疑，阿米爾·汗極少辯解， 他只是說：我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分子。一連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會的每一個人都聯繫在一起，一呼一吸中，體會心中的共鳴。這就是阿米爾·汗不同於印度消極文化的「行動主義」，因而被喻為演員中的「印度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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