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人名的名義更牛，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反腐的招數令人嘆為觀止

話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後，以猛治吏，在「貪」字上下足了工夫。

一是立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改設都察院後，馬上出台的《大明律》明確規定，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八十貫則處以絞刑。受財不枉法，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後改為受四十貫就流放。貪贓鈔六十兩以上官吏，均處以梟首示眾並剝皮實草等酷刑。為了反腐懲貪，除了嚴刑峻法，朱元璋幾乎沒有任何選擇。明朝的縣、衛附近許多地方都設有土地廟（不要誤會，這裡的土地廟絕對不是土地爺的福地），這是朱元璋對貪官污吏剝皮行刑的刑場，當時就叫「皮場廟」。假如你生長在那個時代的鄉村，你經常可以看到，剝下的腐敗官員人皮，被填滿雜草後，懸掛在官府公堂，以示警戒。官員在此辦公，心驚肉跳。我們且看朱元璋的刑罰，除凌遲之外，還有裸置鐵床，沃以沸湯；有鐵刷，以鐵帚掃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之竿杪，似半懸而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鉤入穀道而出；有剝皮，剝貪吏之皮，置公座之側，令代者見而儆懲。此外，還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去勢等酷刑。

與此同時，為了杜絕當時的財務混亂現狀，他還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實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將漢字中的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進行錢糧等財務登記時改寫為「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這一舉措對於堵塞財務管理上的漏洞，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成為我國歷史上金額大寫字的首創。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在實踐中逐漸將「陌、阡」二字改寫為「佰、仟」，並在財務往來中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普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把很多政府處理的貪污受賄、為非作歹的案例，編成四本書，分別是《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他要求每家每戶必須有一本《大誥》，目的是「家傳人誦，得以懲戒而遵守之」。《大誥》公開頒布當年，朱元璋親臨午門為其造勢，還親自對群臣講解《大明律誥》的 「立法宗旨」。在民間，朱元璋令人組織講讀大會，聘請專人講授，萬眾聆聽，當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政府發動十九萬人搞普法教育，可以說規模空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煞費苦心頒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貪簡要錄》，由政府統一出版，當成紅頭文件賜給官吏，每人一冊。朱元璋親自作序，他在序中寫道：「四民之中士最貴，民最苦，最苦者是什麼哩？每當春耕之時，雞鳴而起，驅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種，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無幾，要是遇上水災蟲災，則全家遑遑，毫無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刻剝而虐待他們，真是太沒有心肝了。今頒書於中外，望做官的懂得體恤吾民！」在書中，朱元璋詳細記載了大明帝國各級官吏的品級、俸祿，摺合稻穀是多少，然後，再摺合成平均畝產是多少，農民需種多少畝田才能產出，按照《醒貪簡要錄》的演算法，七品縣令月薪七點五石大米，年薪為九十石，需要七十多畝地、五個農民專門為之生產，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一千多里地。每次誅殺重大貪污犯，朱元璋都命令官員到刑場觀斬，還要刑部將其罪行印發到各衙門，廣為張貼，以示教育。

三是執法。朱元璋深知官場官官相護的道理，為了下言上達，他廣開言路，在午門外設立「鳴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在地方政府無法討回公道，就可擊此鼓鳴冤、直接申訴，由他親自審理。為此，朱元璋還打破只有朝廷大員才能早朝的規矩，規定所有的官員，不論品級、隸屬，均可參加早朝，上殿倡言國事，如有隱情，還可申請單獨召見。

為打消老百姓害怕遭到打擊報復的顧慮，朱元璋准許百姓密封奏事，就是直接給他寫密信。此外，他還廣設檢校，對各級司吏進行監視，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的行為，即可隨時舉報，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會聞訊起來接見。因此，有的貪官晚上受賄，第二天早晨就有「紀檢委」上門了，動作之神速，讓人驚嘆。這樣，就連在遠離京師的偏僻之地，郡縣之貪官污吏也提心弔膽，不敢稍有鬆懈，日夜擔心被人舉報。

朱元璋深知，官員下鄉往往會倚勢欺人，趁機盤剝，即使官員本人廉潔清正，也會給百姓增加接待的負擔，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員擅自下鄉擾民，凡擅自下鄉擾民的官員，將其逮赴至京，斬首於市。朱元璋疾惡如仇，即使是親屬犯法，也一視同仁，絕不姑息。在他眼裡，大明律法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既沒有親疏之別，也沒有等級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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