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活地圖」 臨終批文稿

通州區文物管理所原所長周慶良。

周慶良在走訪通州歷史古迹。本版圖片/常鳴 攝

去世時間：2017年5月14日

逝者姓名：周慶良

性別：男

終年：74歲

籍貫：北京通州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職業：通州區文物管理所原所長、中國運河歷史文化專家，著有《通州漕運》、《潞陽雜敘》等12本書。

通州大運河第一村在哪兒？里二泗村真有李二寺？台湖是否有台又有湖……想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想知其所以然，不得不提起周慶良。

他個頭不高，見人總是笑臉相待，提起歷史便滔滔不絕。一輛二八式加重自行車陪伴了他30多年。

作為「通州通」、「通州地下文物活地圖」，他對通州每個村莊的文物古迹和歷史變遷如數家珍——1982年至2003年，周慶良踏遍通州所有自然村落與城內174條街巷，完成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任務。

5月14日，周慶良因病逝世。

相識30多年的好友悲慟寫下，「縱然建置兩千載，通州再無周慶良。」

「活地圖」

腳步丈量出來的學問

戰國史話、宋遼夏金史話、中國古代史常識、古建築遊覽指南……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裡，書架、床底、書案、桌底，堆滿書籍，一部分已泛黃髮舊。

為了解歷史文化，周慶良熟讀每一本歷史書籍。家人仍記得，使用煤油燈的上世紀80年代，他坐在被窩，手裡拿著鋼筆，借著微弱光亮，一遍遍翻看《日下舊聞考》。

那時，他被調到通州區文物所。所里除了一名助理，只有他一個人。

住所附近有個磚窯，經常出土陶罐。總有小販抱著陶罐來家裡捐文物，以獲得文物所的獎勵。

「那會兒我們住在一個平房裡，院子周邊圍著一圈圈的陶罐子，形狀大小各異，有的跟個葫蘆似的，再後來院子都放不下了。」周慶良的女兒回憶，收回的這些罐子，父親只一眼就知道是個老物件。但關於陶瓷，他會比對實物和資料來理解和認識。

入庫收藏前，周慶良都會把陶罐清理乾淨，整理出資料。如果是彩色的，他更是小心，用竹刀，必要時用鐵刀，小心翼翼地把土剔除掉，保證彩不能掉。

他的足跡還遍及通州521個自然村和城區每一條街巷，掌握每一處文物的現狀。

「一般的文物墓葬都在荒涼偏遠的地方，他每天騎個破自行車各處跑，除了實地查看外，還要找當地有名望的老人做採訪。」妻子說，中午餓了，就在小賣部買一包餅乾、一瓶水解決。

曾有一輛自行車，在走訪曹雪芹的墓碑中丟失了。

3年時間，厚厚的幾大本文物賬，他寫在紙上，也記在腦中。以至於問他通州的歷史文物，朝代、遺址、詔書碑文，甚至連哪年哪月哪日、長寬厚實物尺寸，都能得到答案。「每次出去我們都不用導航，跟著周老這張活地圖就行了。」通州時訊的張麗說。

「找茬兒」

關於歷史要有理有據

《通州地理》欄目推出6年，周老陪欄目記者張麗走過每一期。

提起周老，她感觸頗多。在一次關於燃燈塔的採訪中，周慶良介紹，「燃燈塔有『七絕』，懸鈴多、神像多、詩碑高、塔榆奇……在眾塔中獨樹一幟。」之後再從始建年代、現存情況、歷史典故等方面詳盡解釋，如數家珍。

1985年，燃燈塔歷時兩年的搶救性修繕中，周慶良幾乎天天在場，親眼看到如何重建塔頂、補配銅鈴和恢復塔基。塔身原有2248個塔鈴，後補上的1000多個塔鈴是按原樣在張家灣定製的，雖然模樣一致，但哪個是新哪個是舊，他都一清二楚。

周慶良嚴謹，眼裡容不下一點瑕疵。他給張麗上得最深的一課是：記錄歷史絲毫不能馬虎，務必準確。

「按說，編輯是記者稿件的第一讀者，可《通州地理》的第一讀者是周老，每次採訪後出稿，我都會去找他。」張麗回憶，一稿見面改，自己讀給周老聽，不對的地方停下來修改。二稿電話溝通，發稿後還要等著他「找茬兒」。

「周老師要求太嚴格，每每這個時刻，我特別緊張，因為出錯了是要挨批的。」張麗說，平時周老師和藹可親，可要是見報文字出了錯，他鐵定生氣翻臉。

周慶良的確有「找茬兒」的資本。和他打過交道的人都嘖嘖稱奇，無論提起哪個村有什麼文物遺迹，沒見他翻閱任何資料，張嘴就來，邏輯性和真實性不差毫釐。

兒子周伯余也在他的推薦下，到通州區博物館工作。入職前，他提醒兒子，「關於歷史，一定要有理有據，知道的說，模糊的就一定要查資料。」

周伯余提起，一次單位修繕搬家，在舊房子的窗台上，發現四個約20厘米長、5厘米寬的盒子，裡面有200多張卡片。全是父親在看書、看報後，將與文物知識有關係的內容，一個個手寫下來，方便隨時可以查閱。

「不顧家」

漏雨踩積水不知曉

與對待歷史文物的用心相比，生活中的周慶良卻是「粗糙，不顧家。」

妻子還記得，兩個孩子年幼時，丈夫住在單位，每周回來一兩天，自己和孩子住在一個破舊的平房內。當時窗戶都糊著報紙，一下雨屋子裡到處漏水，有時沒辦法，只能把孩子擱在窗台上。

「他周末回家，我本想說這個事，可他進來後，就一直在屋裡來回踱步，想文物的事，地面都是濕的，他踩著也不知曉。」她笑著回憶道，「我出門一趟，回來他都走了。」

2003年，時任通州區文委主任的杜德久找到周慶良，希望編寫一部通州地區的文物志，周慶良欣然接受。

那時正是「非典」時期，人們都不敢出門，周慶良到馬駒橋鎮發現，新橋北端下坡的漢唐磚室墓被破壞，聯繫相關部門，對那塊地周圍進行考古勘探。

2005年開始，他以一人之力，用一年時間，完成了50萬字的《通州文物志》，彌補了通州地區在這一領域裡的空白。

那時候，他外出幾天，卻沒有告知家人，「還以為他走失了，不回家也聯繫不上，後來輾轉找到朋友，才知道是去修書了。」

「他這次生病，也是因為不在意疏忽了。」家人回憶，2015年5月，周慶良一直腹瀉，卻只是在藥店買了葯，每天還照常騎車上班。

腹瀉持續了兩個月，直到家人帶他去醫院檢查才發現，老人已結腸癌晚期。

「得罪人」

爬進挖掘機護文物

在好友胡建功眼裡，周慶良不光在文獻領域有所建樹，在文物保護上，更是以命相搏。

伴隨了他30多年的自行車，不知馱過多少東西。胡建功記得，一次在村裡，周慶良發現一個200斤的斷碑，上面有銘文，是個文物，他就把斷碑擱在自行車后座上扛了回來，差點被碑砸到受傷。

相識多年，他發現好友有兩面：對保護文物的人，他總是和藹可親，知無不言，從各種方面鼎力支持；對文物破壞者，卻是言辭激烈，鐵面攔阻，不留半點情面。

他也為此得罪了很多人。

2006年5月，周慶良去武夷花園小區東側進行考古勘探，發現有挖掘機正在附近施工。在要求工人停止施工無果後，他直接爬進了挖掘機的翻斗里。

保護文物，「修舊如舊」，是周慶良最後的心愿。

「父親不希望人們在修文物時，卻把文物給破壞了。」周伯余回憶，有次父親在梨園發現，一座古廟正在修繕，工人卻把老磚拉走，用新磚修建。「他當時就急了，上前制止。」

直到生命最後，周慶良還執著於摯愛半生的歷史文物。

5月初，幾位好友去看望他，也順便帶來正在編纂製作的關於通州歷史的文稿。

「他說是看看，那麼厚一本，卻用了一夜時間，用紅色鋼筆，在每一頁不妥當的位置圈紅，在扉頁備註正確內容。」周伯余說，父親逝世後，他的舊友拿到這本文稿，看見每頁備註的工整娟秀的紅色字跡，忍不住哭起來。

新京報記者 左燕燕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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