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有「三要」

「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習總書記這句話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又是現實社會的需要。「三個注重」歸結到下來，就是兩個字：齊家。「齊家」是儒家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上承治國，下啟修身，古代「齊家」思想有著豐富的價值內蘊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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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的第一要義，是把自己打造成家庭的榜樣。梁啟超對孩子們說：「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範，最少也要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範。」曾國藩對夫人說：「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子孫皆以為榜樣，不可不辛苦，不可不謹慎。」

作為家長，在家庭中有無權威，恰恰就來自於自身的榜樣或模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至少要在三個方面成為家庭的榜樣與示範。

一是價值觀的示範和引導。怎樣的人生價值最大？這是每一個人都會叩問的一個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的回答是：「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曾國藩的回答是，要養成孝友之家風，可以綿延十代八代，子弟不可有富貴氣息，富貴常蹈危機，「要做讀書明理之君子」。毛澤東的回答則是，學習和事業上向上看，生活上向下看。

二是做修身的楷模和示範。《易經》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在家庭中，父母宜先正位，子女而後才能正。「身修然後才能家齊」，修身是齊家的前提與關鍵。修身，本質上是一個長期與自己的惡習和薄弱意志作鬥爭的過程，去除思想中的雜質、瑕疵，修以求其精美、養以求其充足。在這個加減法過程中，自省自律是第一位的。

修身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曾國藩說：「生當亂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古來政治家都不注重物質的享受，而注重人格的完善。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樂，才打得響人生的算盤。

三是做家庭學習和事業上的指路人。梁啟超長女梁思順愛好詩詞音樂，梁啟超親自當她的老師，使其終成一代詩詞名家；長子梁思成國學底子差，所學建築與人文密切相關，梁啟超寫信給他：多分出點光陰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和人文科學。曾國藩教子更是細心，小至寫字讀書，大至人生道路，都是孩子們的引路人。長子曾紀澤、次子曾紀鴻都過了學英語的年齡，曾國藩仍然延聘名師教他們學英語，又延請幕府中的外國科學家做他們的老師，結果紀澤成為一代外交家，紀鴻成為一代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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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的第二要義，是使家族成員能齊心向上，和睦相處。古人用「齊家」而不用「治家」，因為「齊」字的涵義更形象，有整齊、一齊之義。「齊」是象形字，「禾麥吐穗上平也」「禾麥隨地之高下為高下，似不齊而實齊。參差其上者，蓋明其不齊而齊也」。「齊」，既有治理之意，又有一起向上、共同成長之意。

在一個家庭中，每一個成員都有自身的特點，參差不齊，這是客觀存在的。作為家長不能強行要求每一個人都一樣高、每一個人的能力都一樣強、每一個人的貢獻都一樣大。承認各自的個性特點，在此基礎上大家齊心向上，給人的感覺是齊平的。

透過「齊家」二字，我們可以發現家的核心精髓有三：

一是同心。要使家庭成員的思想觀念趨同、願景目標趨同、行為方式趨同。正所謂「人心齊則泰山移」「家和萬事興」。齊家，暗含有齊心協力的意思，這才是齊家的奧秘。

二是要有家規。家規是維繫家庭的規則儀式。「齊家以禮」，禮就是規則，就是儀式。家庭有儀式感，能夠維繫成員間的互敬互愛。比如結婚儀式，就是向家庭宣告夫妻關係的成立，家庭從此多了一個新成員。

三是為家庭作貢獻。一個人對家庭貢獻大小決定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能決定其在社會中的聲望。作為家長要懂得為家庭創造價值、成就自己。家庭榮耀就是個人榮耀，個人榮辱就是家庭榮辱。作為領導幹部，為家庭創造什麼樣的價值，這是最關鍵的。這種價值不是給家庭帶來物質上的財富，而是要培育好家風，掌舵好家風。

這一點，在歷代家訓家規中都作出了回答。明清大儒張履祥提出「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告誡後人做「賢子孫」；曾國藩以「清芬世守，盛德日新」告訴後代要做積勞之人，不做享福之人；毛澤東的回答是「與人民利益相一致」，告誡子女做有益於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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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的第三要義是為治國平天下做一生的演習。如果說，修身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功夫的落腳點，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那麼，齊家就是一場畢生的演習，是治國、平天下的實習。《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一個人如果連家都治不好，說明他修身方面出了問題，如果去治國，必然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不管是在傳統家國天下的環境下，還是當代改革開放的環境下，對於有意致力於治國的領導者來說，齊家是最好的實習基地。

明代戚繼光統率一支兵力不過四千的隊伍，創造了百戰百勝的奇蹟，被稱為「16至17世紀東亞最強的軍隊」，其主力不過是義烏的農民和礦工。其賴以成功的就是以營為家的治軍理念和嚴明的軍紀。

晚清湘軍統帥曾國藩秉持的理念是「治軍如治家」。他不僅將整個湘軍看作是一個大家庭，要湘軍士兵學家規、學營規，而且要求其他湘軍統領做到「帶兵之法，如父兄之帶子弟」。治軍如此，治國同樣如此。領導者若果真能夠「視民事如家事」「治民如治家」，將百姓憂樂視為自己的憂樂，以實心行實政，則功業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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