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書，不是偷：現代學人涉嫌攘奪圖書舉例

前些時候，在網上讀到孟向榮先生的《一位漸被遺忘的真學者——兼記黃肅秋與錢鍾書的一樁公案》（《中華讀書報》2017年3月6日），感覺甚有價值。此文重點在黃肅秋對錢著《宋詩選註》的評價，但亦披露了另外一些難得的瑣聞，不賢者識其小，我特別留意到這一處：「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的前夜，黃肅秋的工作單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他對我從不隱瞞他對某些同事的看法。……他說某同事品質惡劣，到北京圖書館竊善本書，真給讀書人丟臉。」

不知道別人瞥到這一段，有沒有停下來，在腦海中人肉搜索一下；反正，有學術狗仔心理如我者，就不厚道地想到了一個人。

若幹年前，我買到一冊海外學者馬幼垣的《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書裏有篇《兩名家手註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介紹吳曉鈴每有新知輒隨時批註在一冊初版孫目上。1982年吳訪美時曾住馬家，「他出示了這本冊子，我信手復印了……甫翻開這本書，即見到吳曉鈴在書首的空頁上所寫的一張書籍庋藏變動單子」，書單系影件，內容如下：

以下各書為周紹良那廝以不正當方式攫去：

1.玉樓春

2.奇緣記

3.快心錄 稿本，仿《紅樓夢》內容，購自致雅堂閆致中處

4.宛如約

5.雙奇夢

6.順治過江

7.桃花影 一至二回一冊，六至七回一冊

8.花園好會 十二回，存一至四回，一冊

9.五鳳吟 存五至六回，一冊

10.三妙傳 六卷，存一至三卷，一冊

11.桃花艷史 存四至六卷，七至十二回，一冊

12.燕子箋 存卷二，七至九回，一冊

13.鬧花叢 存卷三，七至十二回，一冊

14.妖狐艷史，存七至十二回，一冊

15.五金魚 一冊

馬先生於此只是交代：「看後我並沒有追問吳曉鈴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行頭內確有傳聞，說周紹良手上的艷情和性慾小說數量相當（按：原文如此），或說其曾擁有不少這類小說而後已捐公。知道書的來龍去脈就夠了，小道新聞是不必查究的。」馬先生此意，雖繫心存忠厚，未免為尊者諱，更何況「書的來龍去脈」又何曾清楚呢？

所列書目凡十五種，檢手頭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只得《玉樓春》《奇緣記》《桃花影》《三妙傳》《桃花艷史》《燕子箋》《鬧花叢》七種，其中《奇緣記》一種註明「存 刊本。【周紹良】」。可知這些書確很稀見。

再檢《吳曉鈴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有篇寫於1940年的《危城訪書得失記》，羅列了不少「寡謙少恥的沒文藝價值的小說」：

談到小說，那我很慚愧。我沒有魄力和富裕的經濟能力去購置那動輒索價數百金的講史小說，我還只能徘徊在一條曲折的山徑上滿不在意地采折幾朵野花奇葩。我的書櫥下層擺列的小說幾乎都是人情小說中的猥褻作品，請您看一下這群「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的被人討厭的孩子們的面孔：《金瓶梅詞話》的影印本；闞鐸輯印的《寫春園叢刻》，這裡面包括了《肉蒲團》、《控鶴監秘記》和《癡婆子傳》三種；《隋煬艷史》的明刊本，《巫山艷史》，《春燈迷史》，《桃花艷史》，《燈草和尚》，《妖狐媚史》，《綠野仙蹤》，《浪史奇觀》，《桃花影》，《三妙傳》，《空空幻》，《杏花天》，《蜃樓誌》，《載花船》，《鬧花叢》，《五鳳吟》，《奇緣記》，《好逑傳》，《倭袍傳》，《戲中戲》，《宿花心》，《玉樓春》，《採花心》，《麟兒報》，《五金魚》，《雙合歡》，《情夢析》，還有《隔簾花影》和《續金瓶梅》。……

這裡的《妖狐媚史》或即書單第十四項的《妖狐艷史》，則書單十五種，此見其九，重合度是相當高了。這樣我們就可以相信，馬幼垣所舉書單中的十五種小說，原系吳曉鈴所有，後為周紹良獲取；吳曉鈴說的「以不正當方式攫去」，具體細節我們自無從猜測，但由情理言，周紹良必有虧欠於吳，吳才會如此怒急攻心，以「那廝」稱之。

於是，以此例彼，我就臆想，能以「不正當手段」從吳曉鈴手中巧取豪奪者，會不會就是孟向榮筆下那位敢於「到北京圖書館竊善本書」的人呢？要知道，周紹良恰好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工作過，正是黃肅秋的同事！

當然，責人以孔乙己，是很重大的指摘，我不敢斷定，也不必斷定。在此只是公開一個線索，就留待知情者驗證好了。

竊書於圖書館，有違公法；奪書於友朋，有傷私德。照一般見解，似乎侵犯了公法要嚴重些，但依我看，倒是損害了私德要更嚴重。蓋前者只是侵害了抽象的公共權益，而後者除了侵害具體的個人權益之外，更破壞了人際的情誼和信任——這是比公共律法更可寶貴的東西吧。況且嚴格說來，自私人手中攘奪圖書，未嘗沒有侵犯公法，無論侵奪之物為公為私，在違法上是同樣的。因此，且不計「到北京圖書館竊善本書」的問題，僅論「以不正當方式攫去」友人藏書一事，我們也用不著待之以「溫柔敦厚」了。

而以「不正當方式」攘奪圖書者，又絕非僅有周紹良一人。

以前我在《現代學林點將錄》裏已簡略提及，鄭振鐸、謝國楨、周棄子等，皆有類似行徑。今茲鋪陳材料，一並立此存照，以為學人戒，亦以為我輩自戒。

在「周紹良那廝」的公案裏，吳曉鈴是受害者；而在另一樁公案裏，鄭振鐸——照孟向榮說，他是「吳曉鈴一生最崇敬的人物」（《社科院文學所的六位學者》，《中華讀書報》，2016年9月14日）——卻又對其他人扮演過「那廝」的角色。

陳四益先生寫過一篇《〈袁中郎全集〉與〈雙峰記〉》（《臆說前輩·零思碎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爆過一個猛料：

……《雙峰記》為明代小說，據趙景深先生告知，內容無甚可觀，不過寫雙峰夾小溪，淫穢事也。也是承趙先生告知，此書海內僅存孤本，由劉大傑先生收藏。因為是穢書，也不曾起念向劉先生借閱。「文革」後期，我早已離開復旦，途經上海去看望劉先生，這才問起此書下落，不知是否毀於這場大動亂中。劉先生的回答很出人意外。他說此書為鄭振鐸先生借去，以後便未見歸還，催索再三，則曰：丟了。劉先生對此似很遺憾，他不大相信嗜書如命的人會丟失這種僅存的孤本。不過，鄭振鐸先生逝世後，藏書捐獻於北京圖書館，我查閱鄭氏所捐書目，卻未見有《雙峰記》一書。或許，真的遺失了吧。記在這裡，也算立此存照。在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雙峰記》下赫然標明：「存，明刊本，有圖。見阿英《小說閑話》。」……這部書的名下，或許現在應當寫上「佚」了。

《雙峰記》見於孫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系引據阿英的《小說閑話》，而檢手頭阿英的《小說閑談》，卻找不出相關文字。再細看，原來此本《小說閑談》是修訂過的新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其《小引》雲：「這是我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小說閑談》（良友出版公司刊）改訂本。內容除將原書作了很大的刪節……」於是再到圖書館查對初版，才弄清楚，阿英所述見於初版的《小說零話》第六節「淫書」：「劉大傑先生亦有孤本一種，書名《雙峰記》。雙峰者，兩乳峰也。書蓋以女性乳峰為中心，藝術的描寫性心理，與一般淫穢之作不同。書亦明刊，圖數十幅。」這寥寥數十字，有可能是世間關於《雙峰記》僅存的記錄呢。

鄭振鐸所為，唯有一點能讓我們為他作出些許回護：他是1958年出訪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如其不死，會不會「看破故紙」，將《雙峰記》還予劉大傑呢？

以上兩事，令學苑名流生了貪欲的，是珍本色情小說的誘惑力；以下兩事，引人犯罪的卻是陳寅恪的學術光環。

陳於三十年代初曾詳細批閱《韓翰林集》，其弟子蔣天樞最初披露：「惜先生手批校之《韓翰林集》，於一九七四年為某友取去，余乃別購一硃印本付之，令其錄副歸我。今茲所錄師語，皆自副本，無從核對，錄畢不禁悵然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7頁）這時，還匿去「某友」名諱，後來則明確說：「別有武強賀氏刊本《韓翰林集》一厚冊，剛主假去不還，聞已歸北京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陳寅恪先生讀書劄記弁言》，《陳寅恪集·讀書劄記一集》，三聯書店，2001年）蔣的學生黃永年亦提及：「蔣先生也給我看了一冊陳寅恪先生批校的賀刻《韓翰林集》，不過不是陳先生手跡，而是謝剛主（國楨）先生過錄的，原書被謝先生索去了。蔣先生和謝先生是當年讀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的老同學，但對謝先生索去原書頗有意見。」（《回憶我的老師蔣秉南［天樞］先生》，《學苑與書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此外，蔣另有《全謝山先生年譜》增補稿凡四冊，「存謝剛主處，久索未歸，雲已付之故紙攤雲。傷哉！」（《煙嶼樓集〈記杭堇浦〉辨誣》，《論學雜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檢《瓜蒂庵藏書總目》（《謝國楨全集》第八冊，北京出版社，2013年），其集部的別集類未見《韓翰林集》之目，是不是謝國楨也沒好意思將那部陳批本當作己物合登記在冊呢？這個批註本，蔣天樞當日「聞已歸北京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但據韋力先生在微信上發布的網文《國圖出版社：妙處難與君說（下）》，如今卻是存於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書是如何流轉的，我們無法細究，但總之尚存天壤之間，終屬可喜。

另一樁發生在政治敵對下的臺灣。這次扮演「那廝」的是周棄子，而「攫去」之物則是陳寅恪五十年代私印的《論再生緣》。張之淦自述：

在中山大學初有油印本，寅恪堅持必須用繁體字謄寫，亦見此老之倔強。書成不得出版。余曾因謁俞大維先生，蒙其惠假此油印本，鈐有俞氏藏書印記。俞為寅恪中表，此書印布甚罕，其後乃得由章孤桐攜付香港梓行。俞氏藏本遠在港版之前，假我實乃異數。棄子來過強取而去，久假不歸，余乃無以還俞，坐是亦不能繼見。歲除日棄子長書抵書余委婉其辭，然終無解於余對大維先生之愧負也。諸人俱已往矣，談之復何必耶？只惟惘惘而已。（《讀元白詩箋證稿》，《遂園瑣錄》，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借書不還，自然應屬於「以不正當方式攫去」之例，性質無異於攘奪——而且利用了友情而為之，在某種意義上是更為惡劣的。

至今陳寅恪著述一紙風行，《論再生緣》已化身百千，而陳批《韓翰林集》想來也有影寫傳世的機會，也就罷了；但吳曉鈴那批「寡謙少恥的沒文藝價值的小說」呢？劉大傑的海內孤本《雙峰記》呢？這就不能不讓我們既惜其書、復憾其人了。

對於近世以來那些在中國巧取豪奪文物圖書者，我們習慣以盜賊視之，比如斯坦因，仍被我們的專家稱為「中國本部古遺址最大的盜掘和破壞者，是劫掠中國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盜」（巫新華：《沿著古代中亞的道路 ：斯坦因哈佛大學講座·中譯本前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而我覺得，他們確是「大盜」，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大盜」——所劫獲的文物圖書，悉歸國有，為天下公器之用，是謂之「大」；相反，將文物圖書據為己有，僅限於滿足私人的戀物癖，則不可不謂之「小」，此輩就只好稱為「小偷」了。

「大盜」都由外人做了，所以我們只能冒出個把「小偷」了嗎？

附記：

借書不還，當然非自近人始，宋人早有「還書一癡」的憤激語。檢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卷三「藏弁卷」輯錄了兩個典型案例：

北宋趙令畤《侯鯖錄》：

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為己有，又欲使人之無本。穎川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為借人書不還者，每炫本多。余未嘗不戒兒曹也。

清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明史稿列傳》條：

此書余藏之久，姚江邵予桐（按：晉涵）編修見而愛之，以為此《舊唐書》也。在西湖書局中借閱累年，後竟攜以入都，屢索不還，屬武陵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昔人以借書還書等為一癡，殆是之謂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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