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

學者簡介：許紀霖

許紀霖，1957年生，上海人。1977年，成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先後取得本科、碩士學位。1997年任教於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期間赴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高校訪學。

2002年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至今。著作《另一種啟蒙》、《中國知識分子十論》、《新世紀的思想地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等。

本文是作者2015年6月13日在北京舉行的「雙城記：比較視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學術研討會」中的主題演講。該會由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演講稿刪節版發表於北京青年報2015年6月29日，此處是完整版，原標題為「以北京為『他者』的近代上海」。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想把北京作為一個參照來看上海。我特別欣賞這次會議的主題叫雙城記。在世界上凡是幅員比較遼闊或者文化比較豐富的國家，它通常都有兩個中心，美國有紐約和洛杉磯，俄國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國有柏林和法蘭克福，英國有倫敦和愛丁堡，澳大利亞有悉尼和墨爾本，日本有東京和京都，中國則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也代表了中國的南北方文化，互為他者。

政治中心和社會中心

民國初年的文化人姚公鶴在《上海閑話》裡面說，上海和北京，一個是社會中心點，一個是政治中心點。這兩個城市作為一個互為他者的比較，早在民國就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到1930年還有一場非常熱鬧的京派海派大論戰。

北京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其發達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國政治或國家政治。因為在天子腳下，地方即國家，國家也是地方，籠罩在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的。晚清以後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會，那麼這些地方社會是由士紳和商人所組成的，但是在近代的北京，並沒有像近代上海那樣的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北京當時也有地方精英，在1920年代，北京有一位被稱為商家泰斗的孫學士，他連任了三屆北京商會主席，是京城當年地方精英的領袖，但是他在全國並沒有知名度

上海就不一樣，從晚清開始，作為一個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權力一直是處於一個叫多元化的狀態，無論英美、法國，日本，還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獨家控制這個東方第一大都會。在中國凡是有權力處於多元，權力的競爭空隙之中，反而會給地方社會一種崛起的空間。上海的地方自治一開始就是在這種夾縫當中生長起來的。

弔詭的是，清末開始的地方自治，是與國家權力的擴張同時發生的。一方面國家權力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向地方滲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藉助地方自治試圖獲得相對於國家的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主性。因為貿易、經濟、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後是有一個有一個相對強大的資產階級在支撐著它。這股力量它的慾望和力量不是來自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來自上面的權利可以賦予你，也可以隨時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來自於從城市本身生長出來的經濟力和文化力，於是就具有持久的衝擊力和爆發力。近代上海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絕不是偶然的。

這個城市的資產階級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對他們來說，上海就是他們存在存在的家，他們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務，也藉助城市的實力，多次挑戰中央。於是上海就成為北京之外的第二個政治中心。1900年，當慈禧太后對八國聯軍宣戰，竟然以上海為中心，出現了」東南互保」，國家在對外宣戰，但地方卻與「敵國」議和，好像置身於另外一個國。辛亥革命發生，南北對峙，又是在上海進行南北和談，最後，正如馬勇教授授所說：「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這個談出來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學生運動爆發在北京，當時北洋政府很強硬，學生上街一個抓一個。到了6月3號，上海資產階級和文化精英聯手發動罷工罷課罷市，這一下震撼了世界輿論，北京政府最後只能屈服，釋放學生，罷免了三名「賣國」官員，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五四運動發生在北京，但是結束於上海，有北京的學生髮動，最後由上海的市民階級跟進，取得勝利。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是這樣，最早也是在北京由學生髮起，席捲全國以後，上海各界跟進，成立了各種救國會，把一個原來是單純的學生運動擴大為全民的運動。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北京作為一個學術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風氣之先，學生運動有個特點，來得快卻無法持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用三年，三個月都不成。但是只要這個運動蔓延到上海，它就擴展為個全社會的運動，那就不一樣了。這兩個城市，北京發達的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公共領域；但上海是市民社會的大本營，以資產階級為核心。所以近代中國的歷史當中，幾次大的運動都是北京先發動，然後在上海燎原，最後獲勝。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會，有兩個主角，一個是城市資產階級，另一個是文化精英。他們共同聯手，構成了杜贊奇所說的「文化的權力網路」。所謂的「權力的文化網路」指的是對某一個區域的權力控制，其必須藉助於當地的已有的社會文化網路，構成了一個「權力的文化網路」。上海作為一個市民社會，它到近代所形成的「權力的文化網路」，就是由城市的資產階級和文化精英所組成的。他們不僅主宰了上海地方事務，而且在中央權力比較混亂的北洋時代，成為全國的社會中心，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挑戰。1920年代初，上海總商會和江蘇省教育會，在蔡元培提議下，聯合召開民間的全國八團體國事會議，邀請張君勱起草憲法，民間制憲，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

近代的上海，作為社會中心和經濟中心，藉助地方的市民社會和城市空間，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政治當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帝都與魔都

在近代中國，中國最好的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大部分都在北京。北京是中國無可挑戰的學術中心，到今天還是這樣。作為學術中心，北京知識分子的主體，主要在大學。這些學者專家，都是一些國家精英，他們繼承了帝國士大夫的傳統，他們的關懷除了專業興趣以外，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大事，而與地方事務沒有什麼關係，剛才陳平原教授講，現在的北大學生有個傳統，他們不關心北京，只關心國家與天下，這個傳統其實由來已久。美國的董玥教授研究民國時期的北京城，她發現，即使是這些京城知識分子觀察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城，通常也是從國家視角出發的，他們所欣賞的那些景觀不是北京南城的老北京的地方民俗，更多的是和帝都有關的皇家園林、故宮、天壇、頤和園等等，這才是他們的最愛。

民國時期的北京知識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會絕緣的，與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紳幾乎沒什麼直接的交往。他們聯繫多的是一張報紙，那就是天津的大公報，大公報當時與上海的申報一樣，是兩張中國最有影響的全國性大報。大公報在言論方面之所以有影響，主要藉助於京城的知識分子。大公報有兩個很著名的副刊，一個星期論文，主要由胡適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掌握。另外一個是著名的文藝副刊，主要是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廳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這兩個副刊形成了哈貝馬斯所說的輿論的公共空間：文學的公共領域和政治的公共領域。

這些北京的文化人，對這個城市充滿了一種故鄉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識分子，曾經也有過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都在上海生活過，但是他們不喜歡上海，覺得上海這個地方商業氣太重，始終有疏離感，到了30年代以後他們都回到了北京。這些南方知識分子在北京雖然不會說北京話，但是仍然感覺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視為他者。

京派文化人與北京這座城市的聯繫，不是歷史的、社會的，而是情感的、審美的、純精神性的。北京只是一個象徵，象徵著他的心靈之家，或者文化中國。那是一種家國情懷，缺少的是上海市民階級所擁有的那種城市的認同。

對上海的文化精英來說，那就不一樣了。上海是什麼？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國，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機理、血脈和靈魂的城市。上海的文化人對上海認同的核心，是城，而不是家國。

民國時期的上海的文化精英與京城不太一樣，主要不是大學教授、專家學者，而是由兩撥人組成，一撥人出版商、報業大王，記者編輯、民間教育者，另外一撥人是自由撰稿人為主體的流浪文人，他們雖然氣質上不一樣，一個是布爾喬亞，另外一個是波希米亞人。但是這兩撥人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彼此是流動的，而且共享了同一個城市的文化。晚清以後在上海資本主義化的文化市場非常發達，無論是報業還是出版界。這些文化人雖然不是資產階級，但卻和上海的商人階層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其中有些頭面人物，亦紳亦商，既是紳士又是商人，比如說申報老闆史量才，他是一個文化人，但是又是一個商人，既是銀行家又是報業大王。另外一撥波希米亞式的流浪文人，主要是來自於全國各地，就像許鞍華導演的《黃金年代》中的蕭紅、蕭軍一樣。在上海以自由寫作來賣稿為生。這些人看起來對資本主義充滿著仇恨和批判，但是他們的生存處境又離不開這樣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文化市場，因此這兩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來是涇渭分明，其實並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很多流浪文化人暴得大名以後，可能就步入職業文化人的階層。而職業文化人一旦被解聘，窮困潦倒，也只能淪落為流浪文人。在民國時期上海是左翼文化大本營，這些左翼文化人，雖然他們批判資本主義，但是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嚮往布爾喬亞。當年的周揚，讀洋文，穿西裝，吃西餐，所以魯迅不喜歡他們，諷刺說一部洋車下來「四條漢子」，穿著西裝，器宇軒昂。生活是布爾喬亞，精神上波希米亞人。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左派傳統。

上海這個城市有一個外號，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裡？你可以說它是資本主義，也可以說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麼說，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個大熔爐，把來自於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統統熔化其間，讓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對自己產生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感，產生一種城市認同。不管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最後他們的生存方式都無法游離資本主義化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國的雙城記，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會與一元社會

我多年對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觀察，發現北京是一個二元社會，而上海是一個一元社會。如何理解呢？大家知道，1949年以後的北京有大院文化與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裡面居住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單位人，他們在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工作，屬於京城的上位階層，都是官僚精英、技術精英或文化精英。但大都不是北京人，對這所城市缺乏歷史的、文化的認同，確切地說，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裡邊，然而大多數人處於北京城的底層，是藍領階層，這兩個階層，一個是首都人，一個是北京人，無論是文化、語言，還是生活習性和風俗習慣，都是涇渭分明，有某種無法跨越的鴻溝。到北京人的家裡去，進了門，都不用問主人的情況，看他的家裡的布置、環境氛圍，大致可以判斷主人屬於什麼階層，是北京人還是首都人。

但是這種判斷的方法運用到上海來，就不靈了。上海社會各階層雖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個文化，那就是市民階層的文化，過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社會階層。但你進入一個家庭，有時候很難判斷主人究竟屬於哪個階層。上海的文化人家庭裡面，也是井井有條，非常世俗，帶有一種濃郁的市井氣。而跑到工人家庭里去一看，赫赫，客廳裡面竟然也放著一大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即使他不看，也要有一套擺在那裡，顯示自己是有文化、有腔調的。上海在文化上一個一元的社會，精英階層和市民階層在身份上是流動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個的，屬於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階層，文化人有市民氣，市民階層有小資氣。

中國文化之都與世界主義都會

北京作為具有800多年歷史的古都，充滿著一種濃郁的中國風。在北京，到處可以感受到本土文化的氣派和風格，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它總是在那裡。北京這幾年變得洋氣，鳥巢、鳥蛋、水立方、大褲衩，西洋的後現代風格，也自成格局。北京的建築最失敗的是所謂的中西合璧。1990年代搞的國家圖書館、北京西站為代表的那批中西合璧建築，西方的現代主義建築上面安一個琉璃瓦大屋頂，給人的感覺是一個人穿了一身破西裝，上面戴了一頂瓜皮帽！

相比之下，上海無論從城市風貌，還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認為很洋氣，不「中國」。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開埠，這個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沒有全球化，就沒有上海。上海是在全球化過程中誕生和發展，她在全球化浪潮當中只有獲取，沒有失落。這是上海與其他許多開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並包的城市，像紐約一樣，是世界主義的大都會。在近代中國，西洋文化最早是來到廣州，但廣州在區域上屬於嶺南文化，與西洋文化衝突比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廣州依然是一座充滿南國情調的中國城市，而非世界主義都會。但上海在地域上屬於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恰巧與歐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資本主義精神和天主教的藝術情調一一對得上，產生了親和性。不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羅斯文化、猶太教文化、日本的東洋文化等等也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顯現出世界主義的雜多風格，與北京鮮明的中國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不同的城市歷史傳統，應該有不同的城市規劃和定位。然而，如今因為長官意志決定一切，都要搞國際化大都市，而官員對何為現代了解膚淺，到國外考察一個星期，以為高樓林立、通衢大道、玻璃幕牆、水泥廣場就是時尚，回來之後將城裡的老建築、老街都拆了，於是如今在中國變成千城一面。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設都有這個問題，北京尤盛，將一個八百年古都糟蹋成不倫不類，不中不西、不三不四。我過去有一個同事，是一個北京人，她媽到上海來探親，我同事陪她看上海，老母親是一個老北京，在外灘看著浦東浦西燈火對眠，感慨地說：瞧瞧上海，這才叫國際化大都市！北京？北京搞什麼洋味，北京就應該搞土的，這麼多的中國風格，中國建築，才有自己的特色哪！

比較起一些官員，還是老人家明白。

上海不歡迎屌絲？

民國時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過來，上海變得很單一，而北京越來越多元。昨天我去了東城區的南鑼鼓巷，看了以後很有感慨，它有點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覺很不一樣。從上海人的眼光來看，南鑼鼓巷很亂，甚至有點臟，但文化上繽紛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到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有同學問他，您對北京印象如何？李歐梵脫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個有文化的大村莊。」如果村莊不帶貶義的話，北京的確更像村莊，而且還是帶複數的無數個村莊。大量的北漂族懷著夢想湧進北京，北京願意容納他們，無論是海歸、土豪，還是屌絲、流浪藝術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滿競爭和活力，一個個山頭、一個個村莊到處林立，風格多元，競相鬥艷。從上海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村莊似乎都有點「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創造力要比上海強多了。

民國時候的上海，也是一個吸納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會，造就了海上舊夢的輝煌。但是1949年以後，上海成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人才流動處於半封閉狀態，上海變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來越一元化。雖然這二十年又重新開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趨勢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

有一個形容上海的詞叫海納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這個詞的表層，以為上海文化海納百川，有容為大，南北通吃，東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國、全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釋，海納百川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種極強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江、什麼樣的河，一來到上海，統統被上海同化了，變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海派文化。過去美國也自稱是大熔爐，同化一切外來文化，後來受到了批評，所以今天的美國不能再自稱是大熔爐，那是政治不正確，美國文化變成文化多元主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點像美國，很包容，很多元。京城這麼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說上海沒有外地人，而是屌絲進不了上海，來了也呆不長。因為上海只歡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紀，一個城市的未來取決於創新能力。但上海的創新能力，不要說與北京有距離，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創新中心。但在我看來，上海搞創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於政策，而是文化。因為海派文化只欣賞高大上，而鄙視屌絲。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於屌絲階層，十個野心勃勃的屌絲，九個失敗了，一個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創新。但上海只歡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對尚未出名的年輕人頗為不屑。上海自以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個城市非常規範、整齊劃一，反而缺乏一種真正的創新能力。北京看起來有點亂，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創新空間，適度的混亂才有創新，過度的規範只能守成。我發現，無論是高大上的海歸，還是國內的屌絲，凡是想過太平日子的規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歡折騰的不安分人都想來北京，於是上海變得越來越規矩，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來越單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創力。

海派文化的特點是什麼？沒有特點成為了海派文化的特點，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卻又似曾相識。前不久引起輿論很大轟動的復旦110周年校慶宣傳片涉嫌抄襲案，其實這背後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機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很強，而且模仿的都是國外最高大上的。什麼時尚的元素都具備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現方式，再加上中國的素材，唯獨缺乏的，是自己的獨家創意。

海派文化講究與時俱進。上海永遠是一個時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廣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緊盯巴黎、紐約、倫敦，以世界一流為自己的趕超標尺。與時俱進讓上海變得與國際接軌，比北京要「國際」得多，她總是在學習世界的高大上，卻總是跟在別人的後面，無法超越。上海總是在變，變成為上海成功的法寶，也成為它無法登頂的障礙。為什麼？如果一個城市總是在變，而沒有自己的不變的話，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過來，北京雖然也變，但是變中有其不變，能守住一點自己獨家的文化傳統，再加以現代化發揚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質易變，缺乏底蘊，靈活有餘，定力不足，有見世面識大體的小聰明，但缺乏自信穩重的大格局、大氣象。大上海，小市民，這是海派文化的頑症。

北京和上海，一南一北，帝都和魔都都有自己的輝煌、有自己的驕傲，也有自己的毛病。中國文化之所以強大，乃是其內部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有東西文化的差異，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內在的豐富性和差異性，既衝突，又互補。中國有此「雙城」，何其幸運，只是我們對此研究太少，認識不足，我希望這次「雙城記」研討會是一次開始，以後成為京滬兩地學者和文化人交流和對話的固化空間，以北京的視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觀北京，互為他者，彼此競爭，又相互提攜，比翼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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