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與劇目：晚清報人如何與官方抗爭? | 書摘

文史 05-29

本文摘自：李禮，《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已獲作者授權。

圖：上海《蘇報》。該報素以「先聲播歐亞東西」為標榜，鼓吹革命思潮

文 | 李禮

租界言論與上海輿論中心的形成

毫無疑問，中國士大夫傳統中自有批評朝政的傳統，但素來缺乏批判空間，這種空間既來自製度空間和心理，也是物理意義上的。

傳統政治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士大夫作為人臣的角色不僅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結果，也是無處可遁的一個自然結果。

晚清開埠，租界作為國中之國和法外飛地，深刻影響本土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物理空間，政府的行政管制在此遭到阻隔，租界成為塑造「抗議者」的絕好之地：它既在民眾身邊，可直接施加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迫害。由此，報人得以生髮疏離官方的姿態，言論漸漸走向激進。

上海租界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事實上得益於兩次暴亂：太平軍和小刀會。

前者驅使江浙官紳士庶大量湧入，令租界地產和地皮炒賣嚴重，房租收益一度高達30%~40%，在1852年到1862年十年間，地價漲幅十幾倍到幾十倍。

太平天國覆滅後，租界內人口雖一度因避難者返回故里，從幾十萬減少到十餘萬。不過1867年之後卻再次獲得新發展；小刀會運動之後，華洋分居改華洋雜居，並得到正式認可。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自此西方文化與上海乃至中國的互動更加及時、密切。

自1843年開埠，擁有管理機構的租界誕生，工部局治下的租界，社會管理引入西方理念和制度，「以新土地章程為依據而設立的工部局，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市民自治政府」。它不僅脫離了中國行政體系，與領事也呈分庭抗禮之勢。

1854年，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在沒有中國官方參與下，草擬而成《土地章程》即所謂租界的根本法，中國地方政府的相關管理權和租界事務的審核權喪失，這裡演變為國中之國。

言論自由素為租界管理方所標榜，工部局治理的四個原則中包括自由一條（自治、法治、安全、自由）。持激烈言論的報刊，利用外商名義在領事館註冊。對這些掛洋旗的報館清政府鞭長莫及，無法直接干預，租界成為言論避風港。姚公鶴回憶稱，報人與報刊「則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政治上之暴力」。

此為晚清上海報業發達、言論活躍的最大原因。

不同政見者，甚至經常受到特別政治庇護。在著名的「蘇報案」中，租界工部局總董在9月17日一份北京公使團信中稱，「在未經審訊和未被證實犯罪之前，不得從公共租界逮捕或帶走任何本地居民，這是多年來本地施政既定原則」。1898年後，「領事團的慣例一向反對不正當地逮捕和懲辦被控政治罪的本地居民」。

中國軍事、外交上的一再挫敗，使得「西方」治下的租界日益散發先進的光芒。西式文明通過自來水流淌而至，經過電燈照耀而來，文化、制度的輻射對普通市民日益增強，後者接受程度遠沒有知識精英和官員想得那樣複雜和緩慢。「大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報紙記載、文人筆記及各類竹枝詞讚美租界者比比皆是。」

新聞業而言，從《申報》開始，都市化的上海人已習慣通過報紙了解外界信息和各種觀念，因此上海人被稱為近代第一個傳媒化族群。

通過外報外刊，上海也進入了近代世界的傳播體系之中，國際消息每天出現在讀者面前。到了1911年秋天，訂用路透社電訊稿件的上海中文報紙已經達到18家。租界里的報人得以發出對現實的嚴厲批判。

早期租界的《萬國公報》《申報》，很早就開始討論「變法」，批評中國政治成了這些西人主辦報刊的重要內容。1887年，《申報》提議說：「沿海各處多設新聞日報館，許其詳論中西得失。」《申報》所形成的「體制外言路」，「雖有吸引讀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戰國家的政治意味」。批判不僅散發著一種天然的優越感，還讓報人獲得社會關注。租界內和西方制度保障下生產的言論，閃耀著「文明」的光環。對那些對現實不滿的人們來說，這些紙上言論不僅刺激，而且「先進」。結果撰寫言論的報人獲得了更多尊重，政府的制裁只能強化其叛逆英雄的悲壯色彩。

上海租界和報業的結合使得這裡一直活躍著激進思想，從《時務報》到《蘇報》，到後期的《民立報》，上海報界一直活躍著批判者，這甚至一直影響到民國之後，上海成為左翼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憑藉租界，上海漸成為全國輿論中心和抗議「生產」中心。

這裡的全國政治視野從《申報》開始，《時務報》時已相當明顯。很多報刊事實上已是全國性報刊，即使那些著名大報之外的媒體，也經常如此自居。例如《警鐘日報》在全國23個地區設有分銷處；上海出版的《大陸》雜誌，28個城市設有42個代派處。

這一切不僅與租界言論自由有關，還在於上海日益成為聯結海內外的言論傳播中樞。大陸之外的各種被禁言論，得以在租界內發行，併流向全國，其中的激烈言論主要來自日本，那裡的留學和流亡群體很多人參與辦報，成為另外一個重要輿論中心。引人注目的是，眾多懷著自強、救國的公派、自費留學生，和政治改革流亡者一樣，逐漸在海外轉而變為激烈的政治抗議者，甚至革命者。

日本，激烈言論的策源地

制度意義上，新式教育的正式啟動為1905年廢除科舉和1906年學部的設立。但如果追溯到傳教士的西式學堂，新式教育可以提前遠至半個世紀。至立憲運動，立憲派議員雖多為傳統紳士階級，但紳士當中已有20%轉向接受新式教育。民國初期，領導者已經基本半新半舊，分庭抗禮，彼時「國民黨與進步黨都有50%紳士階級，50%的新式教育成分」。

留學在新式教育崛起後成為新的選擇，日本很快成為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國政治精英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有著濃厚的效仿興趣。選擇同文同種、費用相對低廉的日本留學，成為很多中等家庭的選擇。科舉廢除後更甚，留日一時蔚然成風。

中國學生赴日數字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攀升：「1900年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0多人，1903年約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12000~13000人，1907年約10000人，1909年降至3000人，1912年減至1400人。」相關研究統計雖有不同，不過均顯示科舉廢除的次年（1906年）為晚清留日人數頂峰。不少於25萬名留學生在1898至1911年間來到日本，

這「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雖然鍍金速成者混跡其中，但這並不影響一個新潮流的到來：以日為師。在這個罕見的近代留學潮中，大量中國年輕人進入日本，經由後者迅速接觸和消化西方思想，以譯書的方式向國內傳播。「譯西書不如譯東書」，留學生從日本轉口翻譯的西書數量激增，譯書總數至少達1599種，其中譯自日文的有649種。有統計說，「自1896年到1911年，中國翻譯日文書籍據說至少有1014種」，並且出現了作新社這樣以政治思想為主要方向的翻譯組織。

西方思潮經由留學生迅速轉入中國。

創辦各種報刊，則成為留日學生的另一主要政治參與方式。鄒魯稱，各省學生辦報，「以不言革命為恥」。比較起來，留歐學生人數和刊物則要少得多。據不完全統計，晚清留日學生期刊97種，由於借鑒更為先進的理念，在欄目設計等方面總體上領先於國內，留日出版物基本為雜誌，顯示明顯的論說訴求。參與辦刊者流動性很大，多數刊物只存續一年半載，有20餘種只出了一兩期，超過一年的僅約有9種，至少有6種是被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政治立場上改革與革命混雜，總體呈逐步激烈之勢，與政府日趨疏離。

此間言論之所以更趨激烈，近半數最後傾向於革命，幾個重要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是異國空間和國民身份差異刺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速成，開始時這並不指向「排滿」。然而1903年後狀況大為改變。留學生組織的拒俄運動等遭到清政府壓制，留日群體與官方矛盾日益激烈，愛國主義逐漸轉向「排滿」的漢民族主義。

其次，在日革命派報紙如《民報》等宣傳影響。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與《民報》之間的論戰，客觀上為留日人群做了一次西方政治思想普及。1900年後，清政府雖勉力推行新政，遠在日本的革命派、改良派報刊論戰雙方卻與政府漸行漸遠，這已不僅是幾場熱鬧的筆戰，而是關係未來中國政治前景以及如何達成，討論極大消弭了君主政權的權威。以梁啟超領銜的改良派儘管更加理性，但現實危機和在日本遭受的恥辱感，激發留日群體趨向於以更加快速的方式與落後的中國政府決裂。況且這一群體很多只是速成留學的年輕人，國學和西方政治思想本不深厚，所訴求的乃是迅速改變國家和自身命運。

從辦報活躍度看，1903年出現了第一次留日群體辦報高潮（11種），1906年起出現了第二次高潮（11種），1907年達到頂點（25種）。1903年的辦報者很多懷有愛國熱情（拒俄運動），1906年後的刊物則與官方相當疏離。當1905年科舉制被官方宣布廢除，留日學生大增，他們與政府的關係，較之以前更為鬆散。留學背景雖仍有希望被官方認可為等同科舉的身份，但舊有的精英晉陞體系瓦解後，新的知識人被各種新意識形態所吸引。

遠在日本的激烈言論，並非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呼喚。

多數刊物事實上都以國內讀者為對象。當山西最早的留學生之一景梅九來到日本時，很快被選為山西同鄉會會長，他發現日本的各地留學生紛紛以同鄉會的名義出版激進刊物。此前，《湖北學生界》《江蘇》《浙江潮》《四川》等已經湧現。他也很快加入了這一行動。這一經歷頗為典型，作為一個官費留學生，景此前對報刊毫無經驗。到了日本後，卻對辦刊影響國內讀者的做法頗為著迷，舉辦多個刊物，景梅九本人不久轉向支持革命，回國參與創辦了北京著名的《國風日報》。

留日知識精英利用同鄉會等組織，將西方思想和對中國的不滿源源不斷地輸入內地，很多刊物在國內多地設有代派處，《浙江潮》每期印5000冊，仍經常供不應求。《湖北學生界》除在日本橫濱，尚有武昌、上海兩個總發行處，和北京、四川、江蘇、廣東、直隸等30多個代派處。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學生界》為張之洞派遣的留學生所創辦，卻成為最早的留學生革命思想策源地之一。那些「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很快獲得國內的共鳴。

海外和國內租界互相依託，不斷輸入各種新政治觀念，它們被作為「先進」的文明灌入中國，來自西方或日本的「新名詞」，其中的政治概念、各種主義被化約為口號式字句，多張揚個人權利（如民主、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或關涉普遍社會福利或國家富強，如立憲、社會主義等，頗能迎合彼時社會心理。因此，很多新「觀念」一經日本舶來，經由租界傳播，很快風行。日譯新詞轉為漢語辭彙，更新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表達內容乃至思考方式。從「社會」「政府」到「真理」「主義」等詞語均由此而來，正如布爾迪厄所說，「命名是一場永不停歇的爭鬥，其目的是以象徵符號鞏固合法性」。在這場觀念競爭中，官方意識形態難以與舶來的新理念相抗衡。

新思想、「新名詞」一時層出不窮，眼花繚亂，泥沙俱下，良莠不一。不能否認的是其中暗含著新的權威建構和社會控制

，斯金納指出：「我們運用我們的語言不僅僅是交流信息，與此同時也為我們的表述樹立權威，去激發參加談話者似的情感，創造進入和排它的邊界，和參與很多其他的社會控制方式。」

新主義、新名詞很快成為疏離、對抗中國統治者的現代思想資源。它首先從瓦解傳統政治權威開始。曾經留日，從革命立場轉向親政府的劉師培如此慨嘆：「當數年以前，人民雖無新智識，然是非善惡，尚有公評。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

李禮《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　

「劇目」：主要抗議題材

報刊針對政府的批評、抗議，所涉內容蕪雜，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具備「正當面貌」、為民眾廣泛關注、有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其中不少「題材」如「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有激進傾向，不久就不再僅是一般「抗議」，而成為一種革命鼓吹。

1、外交失敗延展的批判

晚清政治危機首先來自外部，從一系列戰敗到瓜分危機，皆與對外交往相關，無論對象是西方諸國還是日本。因此國際報道、評論從一開始就是晚清報人撰寫、組織內容的重要部分。

脫離朝貢體系進入世界外交體系的中國，此時國際事務與國內時局緊密相關，不能不令民眾對「外交」一直保持極大的焦慮；另一方面，輿論對外交的關注帶有很強的「建設性」。

如前所述，早期洋務派報紙確有辦報與西方輿論交鋒之意圖，從張之洞到熊希齡皆有主辦輿論機構襄助中國外交的構想，熊希齡甚至構想過一個「環球通報社」發布中國消息，後改為支持有相似目標的遠東通信社。

關於國際問題和外交的報道、言論，是最具襄助政府面貌的內容。但這個領域卻漸成批判重災區，無論改良立場還是傾向革命的報人，均對政府外交的持續失敗表示不滿。

此外，涉及外交話題的報刊文章較早使用現代政治的「抗議」，如「日人抗議驅逐日工」，「日本國民抗議和約舉國風潮勃不可遏」，隱約其中的權利和抗爭意識，不可能不產生示範效應。《申報》的一篇報道說得相當明確：「與外人交涉之事大都以自保主權為亟而不能不抗議」，該文將「抗議」描述為一種「抗爭」，即「與外人抗爭」。

早期報人對外交的報道、評論確實充滿「建言」，但批判和不滿不久便瀰漫於字裡行間，外交上的失敗不僅持續且看起來難以逆轉。這激發了其他更為激烈的情緒，比如，割地賠款的屈辱使不少人把外交失敗與政府的「異族政權」屬性相聯繫。楊毓麟在《遊學譯編》上發表的《滿洲問題》和《續滿洲問題》，將清政府向沙俄出賣主權視為一種罪行，然後指出「中國主權非滿政府所私有」，要「保存主權」和「收回主權」，中國國民應該「與滿政府宣戰」。創刊於1903年的《俄事警聞》，出版動因來自對沙俄入侵東北的抵制。蔡元培、劉師培、柳亞子等人通過這個報紙批評清廷政府外交失敗而致喪權辱國。

隨後創刊的《警鐘日報》呼籲國人抗爭，並指責清廷外交上的無能與失敗，最終報館被封。

中國政府在軍事和外交領域的糟糕表現不僅刺激社會心理，也催生嚴重現實問題。

以庚子賠款為例，各省負擔不一，平均超過100萬兩（江蘇最多每年超過200萬兩），各省歲入平均為1100萬兩，賠款比例高達9%。不少地區財政不堪重荷，瀕臨破產。庚子事變由中國外交顢頇所致，因此批判轉為針對政府腐朽無能，對那些傾向革命的報人來說更是如此。

長期關注外交的宋教仁在參與《民立報》期間，外交批判最為典型。針對中俄外交，他諷刺「俄國下哀的美敦書，而吾國政府倉皇失措，不知所為」，指責「政府之罪惡大矣」；針對向日本借款，宋的言論可謂革命鼓動：「吾國而有此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之政府，吾國人苟猶與之共戴天者，豈人類也哉！」此外，針對清政府在香港搜索革命黨人，而九廣鐵路利益讓步於英國，他以《寧贈友邦，毋給家奴》為題，在報紙大發嘲諷。

甲午之後，外交問題一直成為批判的靶心之一，且日趨激烈。至1911年，年輕的戴季陶在上海《天鐸報》刊發第一篇評論《武力救國論》，文章表面上討論中國的軍事和外部危機，卻充滿革命氣息，在文章的結尾，他呼籲民眾將對內、對外的抗爭聯繫起來：「外則有虎狼之敵國，內則有專橫之政府。吾國民唯有拼熱血以抗之耳。」

毫無疑問，這種針對外交失敗展開的批判、抗議充滿了風險。1903年慘死於慈禧杖下的沈藎，即因在天津的英文報紙《新聞報》上揭露《中俄密約》。不過當新聞管制納入法制框架下，外交題材的言論空間增大，所謂泄密，面臨的處罰也以民事為主，而無生命之虞。

2、政治腐敗的媒體發酵與外部化

對國內報人而言，多數時候不可能以鼓吹革命為主流。國內報刊更多的是對腐敗、專制等話題集中火力，雖說也面臨官方打壓，卻可安全存在。畢竟無論道統還是推行新政、憲政，官員腐敗無法為官方和民間認可。因此，即使傾向革命的報刊如《民呼日報》，也常從批判腐敗入手，該報以揭發官員腐敗和民眾痛苦為主要內容，由此鼓動反抗情緒。

腐敗在中國歷史長期存在，甚至成為官僚體系內一種默認的政治生態或潛規則。但傳統政治中的腐敗主要存在於封閉體制和精英群體內，很難在民間大規模、全國性傳播，發酵為社會事件。報人的言論使得對腐敗官員的打擊，從傳統的御史、監察系統轉為報刊輿論監督，昔日內部過程被迫對社會公開。

傳統內部控制和懲罰體系，顯示了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凈化功能和期待，從而維護甚至提高了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當這一操作轉向社會，兩個明顯不利於統治階層的重大變化由此發生：

一是官場腐敗事件為體制外報人揭露，帶有突發和被動色彩，去除了自我凈化的面相，使政治腐敗經過連續傳播演變為「政治醜聞」。

例如，1907年黑龍江巡撫段芝貴以巨資加伶人楊翠喜，賄賂慶親王奕劻父子，當時主辦《京報》的汪康年為此發表一、二、三論系列文章連續發難，而在上海的楊毓麟也毫不留情地加以諷刺：「楊翠喜，以一女優而為釀成政界恐慌之一怪物耶？」此事經媒體聚焦，發酵為一場轟動全國的政治醜聞。

二是報刊對腐敗報道的範圍、力度遠非昔日體制內傳播可比，不同報刊同時、連續報道，具有很強的積累和共鳴效應，造成了腐敗無所不在的社會觀感。

因此，長期處於輿論生產中心的梁啟超曾感嘆：「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他將政治腐敗與種族問題並列，認為這是中國引發革命的兩大溫床。

3、報刊管制的抗議

由於涉及言論權利、發展生存等切身利益，報人群體對官方新聞管制的不滿和回擊，抗議氣質更加明顯。這集中體現在對新聞法規的連續抵制和拒絕執行上。

以檢查來說，發行前送檢的規定遭到抵制後，「事前檢查」制度被改為「本日（即發行日）送閱」。1909年8月發生一次內閣泄密案，大理寺和民政部雖試圖飭令必須前一日送廳審查，在報人發出全體停刊以示抵抗的情況下作罷。此後經過憲政編譯館修改的報律出台，遭到報人強烈抗議。1910年10月15日，《北京報界公會上資政院陳請書》，指責報律修正案「制限太嚴，非斟酌刪除，礙難遵守」。資政院也傾向於支持報界，即使如此還是遭到北京報界抗議。程度較輕的罰款，報界雖一般遵照執行，卻常發表抗議聲明；對暫禁發刊、永禁停刊、查封等較重處罰，則經常給予輿論反擊。遇有其他報人因言論遭處罰，即使立場不同，報界也會發言抗議。《大同報》在一篇《報界群與民政部抗議》中記載，《京話實報》登載公堂審批供詞而被認為有違報律遭審，「報界大憤上書民政部抗議」。

1911年《大江報》查封事件中，報人群體連鎖抗議更加突出。首先是漢口包括報界公會在內的各團體集會抗議，遠在上海的《時報》報道說，「漢口各界輿論嘩然，連日該館門口安慰之紙條，哭吊之短文甚多」。來到報館前聲援的人群甚至包括許多新軍士兵。《大江報》向全國通電查封之事：「各報館鑒：敝報昨夕被封禁，拘總理，乞伸公論。大江報叩。」全國報界隨後形成了一股同情武漢同行的輿論。8月2日之後，上海的一些報紙如《神州日報》《時報》等刊文連續報道此事。于右任更是在《民立報》抗議：「大江東去，試問真英雄被浪淘哉？」

抗議手法上，報人們還使用具有行業特色的手段。除了版面空白「開天窗」（如《國風日報》），一些報刊「故意標明其報紙被政府『嚴禁』『禁閱』，以擴大報紙的發行量」。

或者刊發事實，進行所謂「照錄」，展開諷刺或獲得讀者逆向解讀。

上海的《神州日報》經常照錄法庭審訊革命黨人的供詞、清朝各級政府發布的有關革命黨活動的通報、緝捕革命黨人的函電文告，變相宣傳革命，暗示立場。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黃世仲撰寫的《五日風聲》，從1911年5月份起在《南越報》連載57天，生動報道了這次革命行動，這篇超過3萬字的文章，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此前刺殺廣東將軍的溫生才被斬首於廣州東門外。《可報》經理鄒魯以記者身份到現場觀刑。這個報紙從第二日起連續刊發多篇報道與評論，文中公開表彰犧牲者。

此外，諷刺、謾話手法大量被使用。1905年，吳樾在京刺殺出國考察五大臣，武漢的《楚報》讚揚此舉堪比歷史上的著名刺客，並嘲笑大臣們短期內學好全部外國憲政的使命。同樣針對立憲，宋教仁將清廷的君主立憲與秦始皇相比加以諷刺：「噫，孰謂中國古世無完全美備制度可師法也耶」；外交失敗割地，他嘲笑為：「噫，中國之政府，殆以割地為遺傳政策者乎？」《大江報》甚至直接點名諷刺自己的本地軍事長官，刊登「張統制」一文，附漫畫諷刺張彪，稱「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倫不類，怪物一條」，並諷刺他與張之洞的關係，「有恃洞護身，為國之妖」。

辛亥年不少報刊為配合武昌起義而四處編造勝利的假新聞，也可視為社會抗議的一種極端形式。

1900年後，報界對言論自由與抗爭有比較強烈的體認。《東方雜誌》1905年的一篇文章頗能代表報界心態：「文明之國無不有保護報館之責任，誠以報館者為輿論之先聲，行政之標準。」「未聞有束縛制限禁其言論自由深閉固拒如我中國者也」。此時抗議既藉助租界、海外的空間保護，也置於憲政和新聞立法背景下，風險較之以往已大為降低。新聞法規令報刊管制透明化，得以進入大眾視野甚至演變為社會事件，案件本身成為宣傳言論自由的平台，報人所涉案件尤其如此，因為後者握有傳媒工具且具有策動輿論的能力。一般而言，「只要從事政治批判的報刊的生存本身還成問題，它就會被迫不斷地表現自己」。這一點隨程序的透明而更明顯，在著名的「蘇報案」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章炳麟等人雖被投入監獄，司法審判的介入，卻讓辯論等環節成為事實上的革命宣傳，章氏旋即變為全民知曉的「英雄」。

4、民族主義「劇目」

新式媒體對晚清以降中國「公共空間」的形成，特別是對摶成國族的想像共同體，實提供其莫大的動力。

民族主義建構因清政府合法性的持續衰減，從而部分演變轉為「異族統治」記憶的重構。留日刊物《洞庭波》改名稱為《漢幟》，是一次典型的轉變。在這個刊物的創刊號上，一位來自湖南的女學生唐群英寫道：「願身化作豐城劍，斬盡奴根死也瞑」，一時為東京留學生傳播。

1903年拒俄運動遭到官方壓制，民族主義情緒在大批留日群體中蔓延。知名留學生刊物《遊學譯編》多有鼓吹種族革命文字，主要編輯人之一楊毓麟刊發的譯文如《滿洲問題》《續滿洲問題》，直指中國主權非「滿政府」所私有，高呼：「黑暗！黑暗！！黑暗！！！誰使我國民沉淪於十八重地獄者」，並號召湖南帶頭為中國革命奮鬥：「吾四萬萬人之血，尚足以沒胡人之頂，請自吾湖南始。吾四萬萬人之血，尚足以熏胡人之腦，請自吾湖南始。」

學生的種族思想得到了流亡日本的精英人物支持，除了主編《民報》宣傳「排滿」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人亦有貢獻，後者早在1903年6、7月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和《黃帝紀元說》，突出「漢族中心」和「排滿思想」，認為中國為漢族的中國，因此所謂叛逆之說並不成立，稱「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

民族主義在晚清的激發既有歷史因素，更是一種基於當下需要的重新「回憶」（見第八章）。民族主義的激發，可視為一種「框架借用」：「有怨恨感或被剝奪感一個群體，如果找不到一個與他們的怨恨感或被剝奪感相符的意識形態或理論武器，這就可能會去借用一個與他們的怨恨感或被剝奪感不相符的意識形態或話語，作為其發起運動的話語框架。」

晚清社會的怨恨心理開始來自家國危機以及對改革期待的不滿足，但是當這種情緒轉向更為激進的行動，需要新的動員話語。恢復「異族統治」的歷史記憶，無疑是合適的「抗議」劇目。

即使在革命派之外，「民族主義」話題也是報人們不滿情緒發泄時的重要內容。它從一開始就頗具煽動色彩，本質上亦難以被體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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