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發明紙幣為何卻沒能由此富國強軍？

作者：冷兵器吧陶禹廷

作為較金屬貨幣更易攜帶的價值標尺，紙幣可謂當今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世界上首先建立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是歐洲，但最早發明紙幣的卻是中國。中國古代紙幣興起於宋，繁盛於元，衰敗於明。前前後後四百餘年，即是早熟的，也是早夭的。它最終不僅從中國傳統社會裡銷聲匿跡，更沒能在世界經濟史上留下深刻影響。單從表面上看，宋元明三朝的紙幣政策各具特點。然而從結局來講，卻又都以通脹濫發收場。其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原理，至今仍值得我們引以為鑒。

【宋代發行的交子在現代享譽盛名，但很少有人注意過，這種紙幣最早是由民間自主發行的】

宋代紙幣制度的誕生

北宋時代的四川，最初普遍使用鐵錢交易。而鐵錢價值低，重量卻大，多有不便。這就促進了紙幣的發明流通。宋真宗年間，川中首創「交子」。交易者可通過金屬貨幣兌換紙質的「交子」作為代幣，也可隨時用「交子」兌換回金屬貨幣，大大提高了商業效率。這種紙幣剛出現時由民間自由發行，因與之相關的欺詐案件不時發生，後來經政府牽頭授予了四川當地十六個富戶以專營權。由他們聯合為紙幣的準備金擔保並統一發行，用交子兌回金屬貨幣時每1000文收取30文手續費。

但是，這些主持發行交子的富商，之後也出現盜用準備金的現象。富戶們將準備金用於其他商業投資，結果常因賠本虧空使交子無法兌回金屬貨幣，製造了大量的糾紛和訴訟。直到在轉運使薛田的建議下，宋朝廷才於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建立了專門管理紙幣發行的機構「益州交子務」，世界上首個國營紙幣制度從此得以確立。

一開始，官交子只在川陝兩地流通，制度上有一整套嚴謹的條文規章。為防欺詐，禁止民間私自發行交子。為防偽造，規定每三年一界，每界需換回舊幣發行新幣，以便更換印花。為防通脹，又規定發行總上限不得超過1 256 340緡（實際數額以民間兌換量為準，原則上不一定滿額），並以360 000緡錢為本金，準備金率約28%。相比過去的民營交子，官營交子在國家力量和制度設計的雙重保障下似乎更有信用。在發行之初的幾十年間，幣值也確實比較穩定。

然而，北宋自中期以來國家機構日趨臃腫，與西夏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負擔。結果就在宋仁宗年間，交子發行便開始被用於彌補收支。而到宋哲宗在位時（1086年-1100年），交子濫發的問題嚴重到極致，一年增發的量就曾達到12 435 000緡，十倍於最初制定的發行總上限，準備金率更是無從保證。至宋徽宗大觀年間，交子的發行總量已達兩千多萬緡，二十倍於當年規定的總額，宋朝政府根本兌換不起，交子幣值一路狂跌。

為了解決交子貶值問題，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實行幣制改革，將「交子」改為「錢引」，可以在全國流通。但新的「錢引」也沒有堅挺起來，反而迅速陷入了相同的濫發和狂貶之中。大觀中期，由於增印時不置準備金，以至於錢引一緡只值十幾錢（一緡原可當1000文左右）。之後宋廷不得不於大觀四年（1110年）整肅發行限額制度，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才使錢引的幣值有所恢復，但此時距離北宋滅亡已不剩幾年。雖然錢引在南宋仍繼續存在，其實質卻已與斂財工具無異。南宋寧宗嘉定年間（1209年-1224年），市面上流通的錢引總額竟攀升到八千萬緡，其信譽之差可見一斑。

南宋時期，多種官營紙幣同時流通，其中地位比較重要的是「會子」，又名「便錢會子」。這會子也是由民間發明的一種可兌換票據，之後被政府壟斷髮行權。而南宋會子的發展史幾乎與北宋交子如出一轍，初時幣值還較為平穩，但越到後來增發速度越快。從乾道四年（1168年）規定會子發行上限為一千萬緡到嘉定二年（1209年），40年時間增發到原額度的10倍。而再到端平元年（1234年）的25年時間中，會子發行額竟達原額度的40多倍。

交子、會子發行額的大幅增長，是宋朝政府為解決財政危機下的一步臭棋。宋王朝一向以稅收殷富而被譽為繁榮時代，但財政上仍入不敷出，足見問題並非出在收入太少，而是政府支出過多了。

【中統鈔足準的發行模式使它一度成為中國古代信用最好的紙幣，然而這種局面卻難以長期維持】

元代紙幣供應的繁盛

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前，蒙古帝國的地方政府曾發行過類似宋、金兩朝的紙幣。這些紙幣均有各自的準備金，但在使用上受到地域限制，非常不便。直至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中央才首次發行了可以全國通用的紙幣。

中統元年（1260年）七月，元朝中央政府先印製了一種以絲為準備金的「交鈔」。之後又於同年十月，印造了後來著名的「中統鈔」。並規定「中統鈔」以銀為準備金，每一貫抵同交鈔一兩，每兩貫抵同白銀一兩。

元代可謂古代官營紙幣的成熟期，制度上比宋代更加統一完備：首先，以舊換新，廢止地方政府發行的舊鈔，全國統一使用中央發行的新鈔；其次，禁止金、銀、銅等金屬貨幣的流通，只准許使用國家發行的鈔幣貿易；再次，民間繳納的賦稅一律以鈔幣支付；最後，原則上嚴格限制紙幣發行量，無準備金絕不發行新鈔。毫不誇張地講，元代的紙幣制度已經非常接近現代紙幣。元鈔在元王朝龐大的疆域內廣泛傳播，南至海南島、北至外蒙古、西至新疆，都能發現元鈔流通過的證據。

可惜元鈔的命運走向和宋代紙幣相比，並沒有什麼根本不同。在最初發行的十七、八年間，元鈔幣值牢靠，還是深受歡迎的貨幣。但隨著忽必烈發動大規模南征和對日戰爭，以及為拉攏各派政治勢力而花費巨額賞賜，其財政狀況迅速惡化。於是乎，為擺脫收支困境，元廷也在紙幣供應上做起了文章。

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起，元朝中央政府就開始將地方上貯存的準備金運往大都，挪作他用。到元成宗繼位時（1294年），各地鈔庫原有的936 950兩白銀，僅剩下192 450兩，其餘均被運往京師用做政府開銷。此後挪用現象愈演愈烈，只要政府的收入不夠支出，就會動用庫存準備金彌補。原本民間可在庫管處用紙幣兌回金銀，然而鈔庫日益空虛，金銀兌換越發困難，元鈔的幣值自然無法維持。

除了挪用準備金外，增發無度也是元鈔貶值的重要原因。中統到至元中期，每年增印鈔幣不過數萬錠。多餘鈔幣被存於庫中，用於收兌金銀和殘幣。而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後，每年增印的鈔幣竟達一兩百萬，較之前翻了數十倍。增印者多被用於彌補財政收支，流入了民間交易當中。這就造成市面上物價騰貴，民間財富無形中被政府掠走。

為解決通貨膨脹，元廷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開始發行一種名為「至元鈔」的新鈔。「至元鈔」一貫，抵「中統鈔」五貫。但「至元鈔」接著也開始貶值，元廷又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發行「至大銀鈔」,一貫「至大銀鈔」抵「至元鈔」五貫。明眼人都看得出，這種做法只能在表面上營造幣值恢復的假象，並未解決準備金和發行量這兩個基本問題。結果鈔幣貶值持續惡化，「至大銀鈔」只用了一年多就宣告廢止。直到元仁宗上位後（1311年），嚴格禁止挪用準備金，紙幣貶值情況才略有好轉。但濫發紙幣以充財政的做法卻依舊如常，並一直持續到元末。

元末時有歌謠云：「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足見元朝滅亡與紙幣貶值有著深刻關聯。事實上，元廷不是沒有意識到恢復幣值的要件所在。問題是財政支出擴張容易，緊縮卻難。要節制眼前的開銷尚不可能，更遑論為維護幣值而自掏腰包了。

【大明通行寶鈔雖然名義上是一種紙幣，實際上卻更類似於日本侵華期間發行的軍用票】

明代官營紙幣的終結

明代於洪武八年（1375年）開始發行紙幣，名為「大明通行寶鈔」。表面上看，明寶鈔是受元鈔的影響所創。宋元兩代所積累的經驗教訓，本應對明寶鈔的制度設計產生積極影響。但實際上，明代鈔法反而是歷代當中最為粗陋的。其鈔法敗壞之迅速，也遠在宋元之上。

明代鈔法之粗陋，首先體現在不設準備金上。朱元璋在訂立鈔法時明確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但民間上繳金銀後也不準用寶鈔兌回，簡直與搶劫無異。同時，明寶鈔的發行又不規定上限，致使這種紙幣在創建之初就是一種貶值飛快的劣幣。

如洪武二十三年時（1390年），寶鈔一貫在兩浙居然只值250文，短短十五年購買力就下降了四分之三。又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東南沿海地區一貫鈔只值160文，較之四年前還在進一步下跌。寶鈔的貶值，在永樂朝又更加嚴重，達到了明代紙幣貶值的極致。洪武末期，一貫鈔尚且價值71文錢。而到永樂五年（1407年），一貫鈔僅值12文錢。再到明宣宗剛繼位時（1426年），一貫寶鈔的價值甚至不足1文錢。明宣宗採取了一系列增加賦稅、禁印新鈔、收兌舊鈔的措施來恢復幣值，結果以失敗告終。明英宗繼位後（1436年），乾脆承認民間可以合法使用白銀。至此，除了明廷利用寶鈔強行支付的做法一直持續外，紙幣在民間交易中基本絕跡。

關於明代鈔法破敗的原因，後世多解釋為明朝君臣的昏昧。但假如總結宋元兩代的紙幣發行史，我們不難找出宋元明三朝紙幣發行的共性所在。宋元兩代之所以都有過一段幣值穩定的黃金期，是因為他們在紙幣制度創立之初，國家財政還相對寬裕。一旦支出擴張造成財政困境，則紙幣發行就一定會陷於通脹濫發。明代洪武、永樂二朝，戰爭頻繁、開支浩大。可以說當時的明廷之所以發行紙幣，目的就是為了斂財以填補赤字，跟君臣是否通曉貨幣供應規律，並沒有多大關係。

【作為國際貨幣，今天美元的流行既源於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同時也反映了美國可靠的政府信用】

古代紙幣發行帶給後人的經驗教訓

在古代社會，通過發行金屬貨幣來製造通脹的例子並不罕見。不過，金屬貨幣的鑄造成本較高，貨幣成色很容易暴露幣值的低下。因此在紙幣發明前，靠鑄造劣幣來斂財往往效果不佳，對經濟的破壞力也相對較小。紙幣被發明後，大大降低了統治階級利用通脹搜刮民財的成本。其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也更不易被民眾察覺，自然演變成了統治者的剝削工具。

古人也不是不清楚紙幣通貨膨脹會帶來嚴重的經濟災難，奈何沒有一個權力機構能限制古代政府擴大開支的衝動，更沒有一種市場機制能制止古代政府濫發紙幣的行為。結果在宋元明三代的通脹狂潮之下，一種本應前途無量的金融發明，最終卻沉寂於中國歷史的角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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