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與龍舟：日漸標準化的端午節

道學 05-31

摘要：端午節是由人們對自然時令轉換的理解而生的一個節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們面對即將來到的炎熱夏天舉行的一種群體性的「過關禮」，有著除瘟辟邪、祝福婦幼、整合社區、紀念歷史人物等豐富的文化內涵，並因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地方風情的差異而形成多樣的社會形態。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語境下的端午節則延續了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路徑，即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宏大話語的支配下，原本多樣的端午節日漸簡約化為粽子和龍舟兩個物象，並將其起源都指向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由此，一些地方原本意在祈福禳災、驅瘟除惡祛病、求子聯誼的端午習俗在「非遺化」的過程中，主動添加進了屈原這一象徵符號。端午節正在發生的趨同的整體性變遷似乎意味著歷史演進並非從簡單到複雜，而是從複雜到簡約。

關鍵詞：端午節;粽子;龍舟;標準化;非遺

端午快樂

一、非遺語境下端午節俗的符號化

作為生活節律中的節點，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任何一個傳統佳節都是中華文明的整體性呈現。儒家的親情倫理、慎終追遠、尊老愛幼，道家的道法自然、順勢而為、以柔克剛無不蘊含其中。在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這些節慶的時長、儀式、形態等外在形式千差萬別、豐富多彩，而且遠播海內外。這也是在韓國江陵端午祭之後，湖北秭歸、湖南汨羅、湖北黃石和江蘇蘇州四地的端午能以「端午節」之名成功地申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原因所在。

上述三省四地的端午節各有特色，主要是圍繞屈原、伍子胥等歷史文化名人而展開的，有著能夠闡釋節慶中的粽子、龍舟等「關鍵符號」(Key symbols)或者說標誌性符號的傳說故事。但是，粽子、龍舟這些得到越來越多認同並有標準化傾向的關鍵符號顯然不是大江南北端午節的全部[1]。早在1926年，江紹源在《端午競渡本意考》中明確提出，起源於送災的競渡「本是一種用法術處理的公共衛生事業」，在該文的首節，他直接提出了「競渡是吊屈原嗎」這樣尖銳的問題，並進行了否定性的回答：

我以為我們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載，可以看出：(1)此俗實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踐三人都早，但是(2)後來吳、越、楚的人又都想把這個風俗歸到本國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義，已經夠討厭;我們既然不是楚人之後，為什麼要特別替屈原捧場?[2]206

顯然，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演進，當中國全面進入信息化時代、技術世界時，尤其是在21世紀以來申報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浪潮中，端午節出現了更倚重於以屈原為依託的粽子、龍舟等關鍵符號，並日漸標準化、趨同化、簡約化的傾向。

二、歷史上的端午節俗及其演變

因應不同時代、地域、人群以及特定的社會語境，尤其是節慶的主要儀式活動，端午節有著眾多別名，是中國傳統節日中名稱最多的一個，諸如五月節、端五節、端陽節、重五/午節、菖節、蒲節、龍舟節、粽子節、天中節、地臘節、詩人節、女兒節等等。

從根本而言，端午節是人們對自然時令轉換的理解而生的一個節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們面對即將來到的炎熱夏天舉行的一種群體性的「過關禮」。換言之，在相當意義上，端午的關鍵在於「季節的交替，夏至即將到來，固民眾要舉行各種予以準備和應對的季節性儀式」[3]322～346。

「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不安寧」，故五月又有「惡月」之稱。《荊楚歲時記》有言：「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因此，端午節又形成了一系列除瘟避毒、祛邪的節俗。艾蒿、菖蒲、桃枝、硃砂、雄黃、五綵線等都是端午節常見的節日用品與物飾。是日，人們在門前系朱索，貼五毒符、張天師像、鍾馗像，在門窗插艾葉、掛雄黃袋，把蒲劍、桃枝放在床邊，用蘭湯沐浴，喝雄黃酒、艾酒，給小孩佩戴香囊、穿五毒衣、圍老虎肚兜、系五色絲縷等，從而祈求小孩健康成長，祝願老者延年益壽。

五毒符

這也是至今包括有名的嘉興粽子在內，人們習慣性用五色線捆系粽子的原因。當然，端午節的節令食物不僅僅是粽子，會因地方物產而異。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端午》寫道：「端午須當吃五黃，枇杷石首得新嘗。黃瓜好配黃梅子，更有雄黃燒酒香。」

雄黃酒

除了採取種種防護措施，人們還會在端午採藥、製藥並用藥。這在曾經長期共享相同曆法的東亞，尤其是中、日、韓三國有著相當的一致性[4]。

早在漢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說法。在成書於後魏的《齊民要術》中，有五月捉蛤蟆製藥的記載。後來，不少地區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這天捉蛤蟆，刺取其沫，製作中藥蟾酥。在杭州，過去人們還給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涼、夏無瘡癤。這一土法如今在福建鄉野還有人實踐，導致孩子中毒，還被權威媒體「探秘」。此外，有的地方人們還會在端午這天在蛤蟆口中塞墨錠，懸掛起來晾乾，做成蛤蟆錠，以之塗抹膿瘡。

端午捉蛤蟆

在北京，有「癩蛤蟆躲不過五月五」的諺語。明人的《長安客話》有載，太醫院的御醫會在端午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擠酥，再將其合葯製成紫金錠。有一年，受命完成這項差事的人敲鑼打鼓，彩旗飄飄，大張聲勢地列隊前往。看不慣的人就寫詩譏諷云：「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蛤蟆剜眼睛。」官方帶頭捉蛤蟆延續到清代，王士禎的《居易錄》說：「今端陽節，中官猶於端門鬻內造紫金錠，是其遺制也。」《閭史掇遺》還專門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隻眼睛的善行，云：「……以針刺其雙眉，蟾多死。吾鄉朱公儒為院使，俾兩眉止刺其一，蟾雖被刺得活，後遂因之。」

明代，赴南海子捉蛤蟆取酥的官人的具體手法《帝京景物略》也有載：「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1929年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中還有這樣的句子：「亦有納古墨於蟆腹，向日晒之，謂其墨可療疾，故有『癩蛤蟆脫不過五月五』之諺語。」

對於女性而言，端午同樣是個特別的節日，所以才有「女兒節」的別名。早在明代，五月初一到初五這幾日，京城家家戶戶都會把小女孩打扮得玲瓏剔透，出嫁的女兒也會在這幾天回娘家。打扮閨女時，人們要用石榴花，使之「盡態極妍」。沈榜的《宛署雜記》云：「燕都自五月一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為『女兒節』。」《帝京景物略》還專門提及這幾天人們打扮閨女要用石榴花，所謂「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還提及京城人五日群入天壇避毒、吃粽子，南耍金魚池，西耍高粱橋、東松林、北滿井等習俗。到康熙年間，以女兒為中心的端午節俗一如既往，人們不僅用石榴花裝扮閨女，還給女兒佩靈符。同期的《大興縣誌》說：「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百本張岔曲·端陽節》云：「五月端午街前賣神符，女兒節令把雄黃酒沽，櫻桃桑葚，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一枝枝艾葉菖蒲懸門戶，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姑娘們鬢邊斜簪五色綾蝠。」

石榴香囊

《北平風俗類征》抄錄的關於過去北京端午的風俗條目[5]，有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小孩健康的關愛。富察敦祟的《燕京歲時記》有載：「每至端陽，閨閣中之巧者，用續羅製成小虎及粽子、壺盧、櫻桃、桑葚之類，以綵線穿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小兒之背。古詩云『玉燕釵頭艾虎輕』，即此意也。」讓廉的《京都風俗志》也有相似記載：「人家婦女，以花紅綾線結成虎形、葫蘆、櫻桃、桑葚及蒲艾、瓜豆、蔥蒜之屬，以彩絨貫之成串，以細小者為最，綴於小兒辮背間。或剪紙或鏤紙摺紙，做葫蘆、蝙蝠、卍字各式，總謂之『福兒』，雜五色彩紙以襯之，總謂之『葫蘆兒』。婦女買通草小虎，草絨福兒，帶釵簪頭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兒留之，其葫蘆等物，盡拋街巷，謂之『扔災蟲』。是日小兒額上，以雄黃畫『王』字，又以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謂如此，夏月能避諸蟲，亦有飲雄黃酒者。」在《民社北平指南》中，端午節期間巧婦秀女的作為與上述文字相同，只不過「葫蘆兒」有了「長命縷」「續命縷」等別名。

雖然近些年北京的端午節期間有了些應景的端午詩會，但是過去北京的端午節俗顯然與屈原沒有什麼關聯。事實上，在遼、金、元時期，北京端午節俗是以國家祭天儀式為中心，並有演武性質的射柳、擊球等競技活動;明清已降，北京的端午節日益世俗化、家庭化[6]。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演進，與不少端午習俗消逝不同，賽龍舟、吃粽子仍然盛行大江南北，用「奶奶的絲線爺爺的船」[7]來指代端午節也大體可行。需要追問的是：為何不是別的，而是「奶奶的絲線」——粽子和「爺爺的船」——龍舟指代了原本內涵豐富、複雜多變的端午節?

三、從日益標準化的端午看歷史的演進路徑

鴉片戰爭以來，在各色精英的引領下，時刻感受到陣痛的文明古國要麼以西方列強為標杆，要麼以明治維新後的近鄰日本為楷模，持之以恆地沿著工業化、機械化、技術化的路徑前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是這樣一路走來。1949年後，大政方針是效仿蘇聯，率先發展工業。在這一綿延不絕的機械、工業、科技至上的發展訴求中，與農耕文明相連的文化、生產生活方式、知識成了需要拋棄的負擔、需要斬斷的臍帶，是負面的，有了迷信、愚昧、落後、封建等種種污名化的標籤，是要革命的對象。四個現代化、鄉村城鎮化、鄉土中國都市化等大政方針、基本國策都是以「科學技術」為核心。因此，一直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命題，並導致了文化也要成為生產力、軟實力、核心競爭力的次生命題。文化猶如憋足了勁兒的在弦之箭，離弦之後浩浩湯湯地邁向資本化、產業化的宏圖偉業。

進入21世紀，對傳統文化的再審視與重新定位似乎成為一種趨勢，尤其是非遺的申報與保護運動。因為，只有有「遺產」資格的文化才能申報與保護，在申報之前就必須篩查掉不具有遺產特徵的那一部分，要將最能展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勤勞智慧的那一部分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世人瞻仰、稱賀、進而朝拜，終止於資本化與產業化。即使說這個篩查和自我審查(閹割)的過程不是一個革命的過程，至少也是一個簡約化的過程，也即傳統意義上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變俗為雅。

正是在這個簡約化過程中，在良莠並存、雅俗比肩的整體性社會事實面前，不同層級非遺申報的具體操作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能彰顯正價值、正情操、正能量的那一部分、那些符號，或者對之進行調試、整編、整改，強行去除地方性的「上不得檯面」的符號，嵌入被霸權話語裹挾的有著道德優越感的正面符號，進而將原本在地化、世俗功利化、個體化的大小非遺剝離原有的生活場景、傳衍人群，使之博物館化、舞台化、視頻化就成為一種攜帶橫暴權力的普化模式，並因為都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關聯在了一起，粽子和龍舟當之無愧地在端午節中凸顯了出來。

關於端午節的緣由，有多種說法，如起源於祭祀伍子胥、孝女曹娥等，在北中國還有起源於祭祀介之推的說法。今天，流傳最為廣泛的端午節起源傳說是紀念戰國時期的偉大詩人屈原。早在唐代，這個說法就已經盛行。文秀的《端午》詩云：「節分端午自難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才華橫溢的屈原不但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反而遭到懷疑、誹謗、放逐，終至自沉於汨羅江。傳聞龍舟競渡是為了打撈屈原，打撈無果，往水中投粽子是為了讓水中魚類不傷害屈原屍身。這即大江南北端午期間賽龍舟、吃粽子這些端午節俗的由來。

現代民族國家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雙拐」的，正是這兩個基石導致了在中、日、韓三國各自「一國民俗學」框架體系內，對有著同源的端午實行文化民族主義資源化，並努力使之成為各自國家現代國民文化的重要依託[4]。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名，膜拜英雄自然而然。雖然偉大詩人屈原忠誠的是楚國和那個明顯昏聵的楚王，並因為歷代王朝尊儒的關係而成為歷史上一個「執拗的低音」[8]，但其身上天然地具備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集於一身之能力。於是，此前就有一定聲名的屈原這個歷史符號在20世紀初葉「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性總體語境中，被重新定義、詮釋，有了更多的文化正統性、道德感和正義感。只要與他進行了有效的勾連，被黏合的事物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權威。

即使不是作為節令食物，因應冷庫、冰箱等冷藏術和當下快捷的交通物流，粽子很容易被產業化、資本化。何況，它確實還有節慶的文化傳統與日漸趨同的緬懷忠君的偉大愛國主義詩人的文化起源?所以，作為節慶文化工業化、產業化的成功案例，年產值數億的「五芳齋」有了誇示的現代意義。在粽子工業的突飛猛進中，五色絲線雖然還是五色絲線，但其與五毒、惡月、保幼護幼愛幼的文化內涵、內價值已經沒有多少關聯了。

因為有競技、強身健體等再生點，即容易順勢舉辦規模化、集團化的賽事，龍舟競渡也就成為重整端午節慶的另一亮點與由頭，使端午不但具有了現代意義，而且還有了可具體操作的實踐價值和規模效應[9]。與粽子一樣，背後支撐的文化邏輯依然是對忠君的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緬懷。但是，在賽事化、表演化、展示化的演進中，原本社區性的潔凈禳災和整合社區、凝聚鄰里的內價值不是位居末路，就是日漸萎縮，無足輕重，甚至滋生一個地方、一個群體內部新的矛盾。

賽龍舟

自從榮登國家級非遺名錄以來，湖北黃石西塞神舟會名聲日隆，關注研究日多[10]。原本有「厘頭會」之稱的神舟會，時長達40天，可清楚地上溯至清朝道光年間，它是以道士洑村為核心，民眾自發組織、自願參加的，通過凈化、布施等手段祈福、禳災、驅瘟、除惡、祛病、求子、聯誼的大型民間祭祀活動。

20世紀80年代，厘頭會改稱為「龍舟會」。21世紀以來，為了因應申報非遺，這一大型民間祭祀活動有了「神舟會」的官名，原本在神舟正倉的「(送子)娘娘」主動將正位讓給了屈原，而退居神舟後倉[11]。2005年，在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之前，有神舟會會首參與的宣傳資料明確宣稱：

神舟會祈禱豐收、健康，悼念屈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宗旨，與現在提出的「八榮八恥」中的第一項「以熱愛祖國為榮」相符合，有現實意義，我們要辦好紀念的神舟會，讓這個民俗瑰寶閃爍出新的光芒。

2006年，名列國家級非遺名錄之後，西賽區區委宣傳部明確表示要在保護民俗文化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即「借神舟會列為非遺的契機，進一步挖掘這一民俗文化的內涵，逐步剔除封建迷信色彩，加強西塞龍舟會的管理，做好宣傳保護工作，著力打造民俗文化特色品牌」。

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想力證「歷史是層累構造」的假說。換言之，顧頡剛通過孟姜女故事傳衍的例子要說明，後人不停地對發生在過去的事——簡約的歷史——的添加、塗抹與虛飾、演繹形成了當下眼花繚亂、層巒疊嶂的「歷史」——複雜的歷史。端午節正在發生的演進似乎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與歷史演進相反的路徑，即從「複雜的歷史」到「簡約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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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冰著，李莉繪.2015，奶奶的絲線爺爺的船[M].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

[8]王汎森.執拗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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