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紀錄片常涉種族話題 他說作為旁觀者必須跨過分歧

編者按：

觀眾對紀錄片的客觀紀錄真實常有這些疑問，身為旁觀者的導演如何處理與主角的關係？尤其有時面對一些人性處境時，你是該繼續拍下去還是停下來？紀錄片中反映的主題，導演都需要給出解決方案嗎？

導演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94年憑《籃球夢》（hoop dreams）在聖丹斯電影節獲獎併入圍奧斯卡提名，之後一直從事紀錄片製作，他上一部廣為人知的紀錄片是關於影評人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的《人生如戲》（life itself）。

這是一篇幾年前史蒂夫?詹姆斯在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節上接受《Film Ireland》的訪問，他的紀錄片常涉及種族，也有挑戰道德的主題，上面這些問題都是他在拍片過程最常要面對的，對此他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本文來源filmbase.ie。

紀錄片是探索世界最好的途徑

1994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因執導他的首部電影《籃球夢》（Hoop Dreams）而名聲大噪，該影片講述了兩位年輕人追逐籃球夢的故事。此後16年，他專註於紀錄片的製作。他的作品探討了美國種族問題，如他在2011年的作品《阻斷者》（The Interrupters），關注了美國芝加哥的幫派及都市暴力問題。史蒂夫?詹姆斯在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接受了《愛爾蘭電影》（ Film Ireland）雜誌的安娜?羅傑斯（Anna Rodgers）的採訪，探討他在紀錄片中的生活，以及作為一名旁觀者的立場。

Q：在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尼克?弗雷澤（Nick Fraser）要求我們回答「為什麼紀錄片很重要——我們為什麼要製作紀錄片？」你會怎麼回答？

我並不會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十分享受製作紀錄片的過程。我認為這是探索世界以及認識自己小圈子以外的新鮮事物最好的途徑。我們目前不管是獲得信息還是與他人聯繫都需要通過各種傳播媒介，而紀錄片能讓我們直接面對真實的世界。

Q：作為電影製片人，有時我們通過自己的工作會理解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你有這樣的感受嗎？

當然，我經常有這種感受。我拍攝過的最有意義的電影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主題或是我渴望得到解答的疑問，都涉及到一些非常私人的領域。《籃球夢》這部片跟籃球有關，同時也描述了我作為一個白人眼中的夢想。我對從小一起長大，一起打籃球的非裔美國人感到非常好奇。當我意識到他們在籃球可能遇到更多的是風險，我突然頓悟，並嘗試將其在影片中表達。通過影片《史蒂夫》（Stevie），我想理清早年我與這孩子的關係以及我對他人生所產生的影響。而影片《阻斷者》描述的都市暴力問題十分困擾我，因為在《籃球夢》中我意識到暴力為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

史蒂夫·詹姆斯拍攝《籃球夢》

紀錄片需要提供問題解決方案嗎？

Q：你對《阻斷者》主人公原始情感的捕捉以及戲劇性情節的表達非常的到位。你是如何做到和主人公進行深度交流的？

就如何與人接觸，我思考了很多。我們是一個很低調的小團隊。我從沒有向他們保證電影的走向，我認為當他們越習慣你的存在，他們表現的也會越自然。我堅信與其扮演他人，不如做自己。當人們察覺不到你是在評判他們 ，他們更易與你產生共鳴且感到安全，舒適。因此後期與他們相處的時間越久，拍攝效果越好。一開始你可能會想做一番大事，但成就大小是與你花費的時間是呈正比的。

詹姆斯在拍攝《阻斷者》

Q：在目前的資金環境下，拍攝長片以及長時間跟拍是否之前更加困難？

我們花了14個月拍攝《阻斷者》，而拍攝《籃球夢》我們用了4年半。我十分贊同在目前拍攝長片比以前更加艱難，雖然在以前也並不輕鬆。一個電視台的人曾對我說：「你的片子給人的感覺就好比釣魚，可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帶著魚回來？」我最近跟另一個電視台的人見了面，他向我表達了他們對這類影片構思的喜愛，但他們只會給那些已經完成的影片投資，這樣做才是安全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期待驚喜，可投資給那些看不到結局的電影是很有風險的。

Q：我看過的大部分有關社會問題的影片，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給出解決方案。你是否認為《阻斷者》在某種程度上為如何解決幫派及街頭暴力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即使在其他方面仍存在許多問題？

有時在一些放映會上， 有人會站起來說：「我一直在等你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分析，為什麼這些街區會變成現在這樣。」我說這也是一種方式，但我並不會這樣選擇。我尋求的並非專家的意見，而是身處其中的普通人的聲音，他們才是其中的專家。除非這些身處其中的人接受那種社會學角度的分析，我才會同意這種做法。但我仍希望影片能給人帶來啟發。

《阻斷者》關注城市犯罪和暴力問題

在旁觀者和當局者之間平衡

Q：在影片《審判艾弗森》（In No Crossover: The Trial of Allen Iverson）中，喬伊斯?霍布森（ Joyce Hobson）十分不情願接受採訪。她對於你局外人的身份抱有消極的態度，她認為不應該由一位白人導演製作關於黑人的電影，而應讓非裔美國人說出他們自己的故事。你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嗎？

我經常聽到這些觀點 ，因此我非常高興能通過這次機會用電影展現出來。如何獲得他人的信任從而開展採訪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挑戰。這部片子的主題是有關於種族，所以了解她如此抗拒我的原因十分重要。我也向她闡述了我的看法：局外人製作的影片，與當局者，也就是非裔美國人製作的影片當然會有所不同，兩者各有優勢，因為旁觀者清。當你身處其中，往往會忽略一直在你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已成為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作為一名當局者，你會喪失對生活的洞察力。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在影片中引入局外人的視角的同時，還要努力尋找內部的引路人，向我們提供他們的看法。正是通過他們的語言和經歷，我們才有可能理解這一主題。我作為一名局外人，從白人的角度拍攝電影，試圖了解整個故事。如果我們不能跨過分歧，那麼這部電影不可能成功。

《審判艾弗森》海報

Q：影片《史蒂夫》是一部非常挑戰道德的電影。在之前的採訪你提到「紀錄片導演的冷酷」。某些時刻，某件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你人性的一面會使你想要停止拍攝，給主人公一個擁抱。那是否會有另一面在喊「對準鏡頭，放大，就是這樣」，你的內心是否有過這樣的掙扎？

這些時刻正是在提醒我作為主角的朋友和紀錄片導演兩種身份的區別。從人性出發，你會為他們感到不快，想為他們提供幫助。但你也意識到這一刻在影片中十分重要，體現了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問題。而如果你放棄了掙扎，漠不關心而只是繼續拍攝影片，那就太糟糕了，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如果放棄拍攝部分場景能夠幫助與拍攝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和信任，那你必須要放棄拍攝一些鏡頭，即便那是你極其想要的。就像有時被拍攝人想要刪掉某些片段，你也要支持。因此最理想的情況是導演與拍攝對象共同完成影片，而不單單只是導演單方面的拍攝。

《史蒂夫》里詹姆斯和史蒂夫釣魚

Q：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放映愛爾蘭紀錄片《指關節》（Knuckle）時，那晚我們兩個都在現場。那部影片展示了一種近乎原始的拍攝手法。這部片子與《阻斷者》的主題十分相似，它們都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暴力文化和身份認同。你如何判斷何時結束一個不會結束的故事？

有時是有自然節點或結尾的。在《籃球夢》中主人公最終動身去上大學了。這是他們一生中的人生大事，他們克服困難並走向自己的未來。而在電影《阻斷者》中，情況卻並不這麼明晰。你在每一個小小的敘事片段中尋找某些時刻，使電影趨於完整，這樣會讓觀眾得到戲劇上及主題上的滿足。我喜歡讓觀眾感到即使故事結束，但生活仍舊繼續。就像當你遇見你喜歡的科幻小說的作者，你不會問他們，「那些角色後來都怎麼樣了？」當觀眾喜歡一部紀錄片時，他們經常會問這樣的問題。這非常棒，這意味著人們與角色產生了共鳴。

翻譯 | 黃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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