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讓蔣介石輸得最沒脾氣的四次談判

精力充沛、才華橫溢、智慧超群。這是中國人民給周恩來的評價，不僅國人如此，就連馬歇爾這位美軍五星級上將，也豎起大拇指，稱他這位談判對手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交涉家。

第一次西安事變中與宋子文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被扣留，周恩來受張學良、楊虎城之邀參與處理事變。就國共整體實力而言，共產黨顯然處於劣勢，但從當時的具體情形來說，中共和西安方面又居於優勢，或者說是局部的優勢，而南京方面因急於營救蔣介石而處於被動和劣勢地位。

1936年12月24日，西北三方與南京的談判正式開始。南京方面的代表是宋子文，而西北三方的代表是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有鑒於當時的情形，周恩來率先代表中共提出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一)停戰，南京方面撤軍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

隨後，雙方圍繞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進行商談。宋子文提議由蔣下令撤軍，蔣即回南京，到達後便釋放愛國七君子，而周恩來則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七君子先釋放後再放蔣。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對此，周恩來原則上同意，但要求宋子文負責此事的實施，並提出在過渡政府時期，先成立由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組成的西北聯軍，在張學良領導下進行抗日準備，實行訓練補充，由南京方面接濟。宋子文答應將此事轉告蔣介石。

因南京方面救蔣心切，不敢節外生枝，故原則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條件，最後達成了六項協議：(一)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 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至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基本上獲得成功。

第二次解放戰爭中與李宗仁

1949年4月，中共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與國民黨再次進行和平談判。事前，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共率先公布了包括「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 「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利」等八項條件，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允許討價還價」，否則便不與國民党進行談判。而且，談判不意味著國民黨政府還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而僅僅是因為這個政府手裡還有一部分反動的軍事殘餘力量。

當時李宗仁代蔣介石行使總統職權，「求和」心切，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但其本意並不完全承認這八項條件，他希圖先造成一種和談的圖面，然後在具體談判中討價還價。4月13日至15日，國共雙方代表進行實質性磋商，中共為表示和談誠意，在懲辦戰犯等問題上作了一些讓步，但周恩來一再申明，關於國民黨軍隊改編和人民解放軍渡江接收國民黨地方政權這兩個問題決不能讓步，否則便失去了八項條件的基本精神。《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共八條二十四款，是「不可變動的定稿」。如果國民黨在二十日以前不簽字，中共則「馬上過江」。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等考慮再三，表示接受這個修正案。而李宗仁則發現修正案與自己的談判初衷(即阻止中共過江)相距甚遠，因而顧慮重重，更令他頭痛的是，一旦簽字，就有可能被蔣介石集團拘禁或被轟下台。所以最後只好由蔣介石來定奪。

蔣介石不看協議全文則已，一看惱羞成怒。他在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共匪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讓，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余主張一方面不提對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絕其條件。」二十日，李宗仁、何應欽服從蔣命，拒絕簽字，人民解放軍即於次日強渡長江，用武力將蔣介石趕出大陸。

與「佔優先報價」相對應的是「處劣後攤牌」。處於劣勢時，吐露出任何己方的秘密，都有可能吃盡苦頭，這是周恩來所熟知的。

第三次國共合作時與張沖

抗戰初期，周恩來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與國民党進行了一場巧妙的周旋。共產黨的最初方案是要求編四個軍，共十二個師。周恩來從實際出發，向中央建議讓至編四個師，約六七萬人。對周恩來的建議，中央同意採納，並致電周恩來：「紅軍可改編為四個師，其餘部隊可改編成民團及保安隊」。這一方案及中央的指示均屬我方內部秘密，是我方談判的底價，但在談判中為儘可能爭得更多的利益，對這一底價是不能輕易告訴對方的。

為此，周恩來在1937年2月27日在西安與國民黨代表張沖的談判中，明確對張提出「紅軍改編後的人數至少六七萬，以六個師計，每師三個團，總指揮部除外。」周恩來在師的編數上多報了兩個師，這是一種策略。張沖聽後說：「蔣介石、顧祝同並非輕視紅軍，而是恐其壯大，紅軍改編後最多只能編四師四萬人。」張沖的數字在師的數目上與中共底價一致，但人數只有四萬人，與中共希望的六七萬相距較遠，故周恩來沒有答應，雙方一度陷於僵持狀態。

3月1日、2日，周恩來繼續與張沖會談，在談判中張沖稍作讓步，認為紅軍主力可編四個師十六個團，另編兩個徒手工兵師八個團，共六萬人。這一建議與中共的底價一致，故周恩來基本滿意。但由於這只是張沖個人的想法，還未徵得蔣介石同意，所以不能形成最終的協議。3月4日，張沖向周恩來轉告南京政府的來電內容，即只允許中共軍隊改編為三個師九個團。周恩來將這一情況上報中央後，中央書記處於3月8日來電：「編製仍以四(個)師為宜」，「但如蔣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這實際上是中共經調整後重新確立的底價。

3月9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寒衷、張沖會談，確定將紅軍中最精壯者編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共四萬餘人。可3月10日，周恩來再次與張沖會見時，得知顧祝同曾約張沖、賀寒衷對提案作 了重大改動，如裁定紅軍定員一師一萬人，共三萬人，將「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統一命令」等。

國民黨方面的新提案在紅軍改編的人數上比中共重新確立的「底價」還要低，且在紅軍的指揮權問題上太不像話，所以在以後的杭州、廬山和南京談判中，周恩來亮出了己方的底牌：即堅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正規軍人數至少四五萬人，地方部隊至少一萬人。部隊改編後設立總指揮部，國民黨不得在紅軍中派遣任何軍政人員。如國民黨方面不接受，則紅軍自行按照上述原則改編。

由於中共方面的態度很明朗，加之「七·七」事變後國內局勢的變化，1937年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根據與國民黨南京談判的協商結果，實現了按上述原則改編紅軍的目的。至此，國共談判以來爭論最激烈的紅軍改編問題，已得到基本解決。在談判中，周恩來以中共「底價」為基礎，為爭取更大利益作了不懈的努力。到最後不得不亮出己方的底牌時，已為中共贏得了時間和主動，確保了中共的基本利益不受損害。而國民黨方面在談判準備上很不充分，方案朝令夕改，在談判技巧上與中共相形見絀。

解放戰爭中與馬歇爾

1945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派五星級上將馬歇爾以他特使身份來華，調停國共爭端。

馬歇爾名曰調停人，實際是執行美國政府扶蔣壓共、扶蔣反共政策。國共兩黨談判形式變為國、共、美三人小組會談，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最後一年的談判，鬥爭更為複雜激烈。為推遲內戰，爭取和平，周恩來披肝瀝膽。

馬歇爾對周恩來第一印象是謙虛誠懇、知識淵博，富有民族精神，他講的話令人相信。

馬歇爾來華時，蔣介石為了討好美國，不惜降低元首身份，親自到機場迎接，然而這樣的恭候並沒有給這位顯赫的將軍留下什麼印象。可是馬歇爾到重慶時，周恩來竟令他耳目一新。

兩人交談時，馬歇爾提到美國有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博學多才而又謙遜的周恩來馬上談起華盛頓時代的民族獨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乃至美國的農業改革與國家工業化。馬歇爾睜大了眼睛，他沒有想到面前的這位共產黨代表竟有如此淵博的世界歷史知識。兩個人的談話很快在愉悅中進行，周恩來闡述了我黨的主張和立場，並坦誠地表示:中國人民對日本抗戰整整8年，如果從「九一八」算起，已經14年了，犧牲重大，中國不能再有內戰。馬歇爾認為周恩來所講有理有據，態度誠懇。

馬歇爾對周恩來第二個印象是機敏過人，是最出色的交涉家。

蔣介石實行關外小打關內大打方針，在東北燃起內戰之火。為解決東北問題，周恩來與美蔣代表多次商談，終於在1946年3月27日三人小組簽定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定》。然而對於善耍反革命兩面派的蔣介石，任何協定都是空文，東北不僅沒有停戰，而且戰火升級擴大，隨之長春成為問題焦點，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長春。為熄滅東北內戰之火，民盟向國共兩黨提出建議：我黨代表周恩來表示接受，國民黨代表陳誠則拒絕，認為東北不能停戰。然而由於國民黨援兵15日之內趕不到長春，陳誠又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表示願意停戰，虛晃一招以待援兵。於是，周恩來審時度勢，建議黨中央派兵進入長春，黨中央採納。4月19日我民主聯軍進入長春，4月下旬又佔領哈爾濱、齊齊哈爾。5月初蘇軍基本撤出東北。

事後，周恩來找馬歇爾商談，說明中共願意執行3月27日指令，而國民黨違背指令，武力佔領我方7個城市，我方遂也佔領長春。他們既然不遵守這項條款，我們也只能被迫採取自衛行動。蘇軍既將撤完，東北已無接收問題，因此不應再有軍隊調動，東北應無條件停戰。

面對周恩來有理有據的雄辯，馬歇爾無言以對，但他從心裡佩服周恩來的機敏過人。事後，他對張君勱、羅隆基說:他從未遇過像周恩來這樣的對手。另外也有一說，馬歇爾說周恩來是他遇到的最出色的交涉家。

周恩來的雄才大略牽了馬歇爾的鼻子。

在這錯綜複雜的鬥爭中，周恩來採取機智靈活的鬥爭策略，充分利用美蔣之間的矛盾及其反革命兩面派的弱點，分別擊之。前期避開美，鬥爭矛頭指向蔣，狠狠打擊其反動一面，推遲內戰，為我軍爭取時間反擊。待到後期美蔣公然合為一體時，鬥爭中心指向美，揭露美蔣和平騙局，爭取第三方面力量。

1946年5月初，蔣介石準備派重兵進攻我中原解放區，把戰火由關外燒向關內。周恩來聞知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在三人小組會上爭取我中原解放軍北撤，另一方面積極做馬歇爾工作。在關內問題上，馬、蔣持有不同意見，馬歇爾不願意看到關內戰爭全面爆發，使他調停工作徹底失敗。周恩來抓住他這一心理進行爭取說: 政府軍隊將在5月4日至9日之間向中原解放區進攻，這是新的全面內戰，我方將自衛反擊。為制止進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協商解決我中原部隊轉移問題。

馬歇爾贊同周恩來建議，主張制止中原戰爭。隨後三人小組趕赴宣化，簽定了停止中原戰爭的協定，這為我中原大軍轉移、突圍贏得了時機。這一舉措，是周恩來牽了馬歇爾的鼻子。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美蔣公然站到一起，為了庇護蔣介石，美方代表提出最後否定權問題，遭到周恩來嚴辭拒絕。周恩來採取後一策略，鬥爭矛頭指向美，揭露美蔣和平騙局，把第三方面力量爭取過來。最後，無奈的馬歇爾只好宣布「調停」失敗。這個地位顯赫的美軍五星級上將最終敗給了周恩來，但他還是從心裡佩服這位出色的「交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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