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胡同里改造老房子有多難？任何改動都可能「侵犯」別人利益

在老房子里塞入一個現代化的盒子，讓過去的不過去，讓未來的到來，暗暗滿足了很多人對空間的想像和規劃。

文 丁雪

實習生 鄧詠儀

編輯 方奕晗

圖 尹夕遠

有很多詞，在「眾建築」設計事務所是忌諱談及的，比如感覺，比如個人英雄主義。

14台電腦整齊地碼放在白色辦公桌兩邊，鏤空的銀色書架懸在上方，堆滿與建築相關的書籍，再往上是間雜著斑駁的醬色淺綠屋頂橫樑。圖紙在一個建築師和另一個建築師之間傳遞。穿著碧綠色衛衣、戴黑框眼鏡的何哲是這家事務所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說話時總是皺著眉頭，川字堆在眉眼之間。這是他思考的姿勢，也是觀察世界的方式。

「『感覺』的東西沒有用，要把建築師個人的東西去掉，理性地去解決一些問題。」

「眾建築」這個名字本身和「從大眾角度去思考問題」有關。「去掉建築師個人感受」和「從具體需求觀照個人」，兩種看似矛盾的要求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在這裡，「我覺得這個光線很美」會被表達為「我覺得這個角度對採光有好處」。

「我們平時也要求實習生不要說『我感覺』這種詞，就說你的道理，只有這樣才能交流。」何哲告訴《博客天下》，這是比較注重「團隊」的工作方法。現在，這個包括產品設計師和建築設計師的團隊，已經發展到20多人。

何哲對單獨接受採訪或者單獨參加活動保持警惕。作為團隊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有獨特的經營團隊和保持平衡的方法，「『一席』那個節目只能上一個人，所以只好就我一個人參加了」。在這個視頻分享類演講節目中，何哲和他們的項目「內盒院」走進更多人的視野範圍。微信數據顯示，當天的演講以55339的訪問量達到近期閱讀的一個小高峰。

在這個存在各種各樣焦慮的社會裡，住房焦慮幾乎是分量最重的一個。何哲和他的團隊把現代化的「新盒子」塞入老房子的創意，打動了很多在現實中掙扎的人。

某種意義上，在老房子里塞入一個現代化的內盒，讓過去的不過去，讓未來的到來，暗暗滿足了很多人對空間的想像和規劃。很多時候，人們在尋求歷史感和空間效率之間相互平衡的方法，何哲和他的團隊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實驗與風險

一切始於21世紀初。那時，北京的舊城改造轟隆隆開始。何哲和臧峰當時在張永和的建築設計事務所工作。在國內建築業千篇一律追隨純形式美的折衷主義時，他們被張永和建築理念中現代主義的東西吸引，在「非常建築」一做就是十多年。

「

何哲參與過前門地區的改造。他看到很多人的生活被改變，商業倫理大行其道，原住民與舊房子的連接被割斷，人們在陌生的環境里漂泊，茫然無措。建築變了，人的生活也變了。

」

何哲希望人的生活能夠延續，以一種更有尊嚴的方式。

2010年，在北京大柵欄地區，政府開始採取相對溫和的改造方法——自願騰退。如果居民不願意在這裡居住，可以搬走，把房子騰退出來，由政府支付一筆費用。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房子閑置下來——掉土發潮的牆面、四處漏風的窗戶、冬冷夏熱的室內溫度，到處都是不合時宜。如何改造和利用這些破破爛爛的房子，成為迫在眉睫的難題，橫亘在政府和「舊城遺民」面前。

靈感誕生於他們在騎河樓大街辦公的時候。在那個常年需要開著空調保持溫度的老房子里，幾個年輕人開始了胡同改造的第一次實驗。他們給屋頂做夾層，對窗戶的密閉性進行調整。但收效甚微。即使開著空調，還是能感受到北京的冬天從室外侵襲到室內。

「後來我們放棄了改良這條路。想在保護和改善舒適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何哲說。

眾建築將大柵欄一處騰退出的空間，用「內盒院」系統改造成一間現代化民宿（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能不能在不觸碰老房子的基礎上，在裡面塞一個滿足現代生活標準的新房子？何哲的團隊在2013年北京國際設計周上提出「內盒院」方案。2014年，何哲、瀋海恩、臧峰3人搬到楊梅竹斜街72號院，把這個地方當成他們建築方案的樣板。

496米長的楊梅竹斜街從「楊媒斜街」演變而來。在民間版本里，這個名字和街上住的一位巧舌如簧的楊媒婆有關。在這裡，何哲和他的團隊遇到了東大媽。

東大媽家是楊梅竹斜街72號院剩下的兩戶之一。何哲在室外鋪木板改造72號院時，東大媽覺得木地板比她家門口的路面高，積水會反灌到她家裡。幾次溝通後，設計團隊作出妥協，把木地板的高度全部降低。

東大媽家常年陰冷潮濕，牆皮發潮、簌簌落灰，東西不敢靠在牆上。後來排水又出了問題，整個房子看上去破敗不堪。但她喜歡城區生活的便利，一直捨不得離開。一天，東大媽走進何哲他們改造過的樣板間，舒適的溫度和開著的僅僅兩個暖氣片讓她印象深刻。和眾建築的合作就此開始。

經過一個半月的測量和設計，2015年7月底，眾建築帶著工人和材料進駐，「盒子」在一天內建了起來。廚房和旁邊堆放雜物的屋子用不鏽鋼鐵皮包了起來，設計師還給廚房做了新窗戶，做飯時油煙能盡量多地排出去。

最大的變化是溫度，「夏天開半宿空調就夠了，後半夜就得關掉。」東大媽對《博客天下》說，但代價是「在一段時間內也受到新房子甲醛問題的困擾」。

胡同關係學

現在的「眾建築」隱藏在笤帚胡同里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把自己扔在平民化的環境里，是設計師和市井生活保持聯繫的方法之一。「平時在窗口都能聽到他們聊天，還有胡同里叫賣的聲音。這是社會生活的一個觀察窗口，和坐在辦公樓是不一樣的視角。」何哲說。

在長250米、寬4米的笤帚胡同，天空被胡同和電線杆分割成斷斷續續的藍色。叫賣聲、車鈴聲、喇叭聲、給花澆水的聲音和各種生活氣息交織在一起，在這個26攝氏度的春夏之交蒸騰。

灰牆灰瓦的房子擠在一起，密密匝匝地連成一排，洗過的衣服被掛在門外過道的繩子上；狹窄的過道會因為突然闖入的三輪車更加擁擠；不斷側身讓路是每一個生活在這裡的人早早學會的交往禮儀。胡同里處處體現著最樸素的生活智慧，又處處訴說著對空間的渴望。

臧峰是「眾建築」的另一個合伙人。這個北京大學建築專業畢業的蘭州小伙自稱是個無趣的人。他身上帶著鮮明的工科生烙印，有條有理，一板一眼，說起話來層次分明，對時間規劃極為清晰，精確到分，原則性極強。

但置身於此，就要服從環境的規則，一切改造都要從這個基礎上延伸。臧峰對這種由胡同的空間關係衍生出來的人的關係印象深刻。

臧峰（右）和何哲

四合院里的住戶會把閑置不用的雜物放在一個公共倉庫里。因為相互不信任，倉庫的門經常是鎖著的。臧峰記得，他們剛搬來那會兒，經常去和對門的鄰居聊天，增加信任感——只有這樣才能把門鎖去掉，隨時取放倉庫里的東西。

安裝空調時，一個鄰居抱怨室外機離得太近，改完之後，另一個鄰居嫌它對著自己家窗戶吹。換了3個地方，空調才算安上。有利益衝突時，忍讓和寬容是這裡的生存哲學。

東大媽也說，平時會因為曬棉被和鄰居「打打嘴架」。「你也想曬，我也想曬，但是只有一根繩子」。

「

在臧峰看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被壓縮得太近時，會散發出相似的氣息——小心翼翼地在狹窄的空間內輾轉騰挪，比鄰而居帶來了隱私危機，彼此爭奪空間帶來了斤斤計較。更重要的是，你需要花很長時間去相信別人。臧峰和何哲每天穿梭在現實的縫隙中，用建築師的嗅覺尋找機會。

」

有「幽閉空間恐懼症」的樊小姐改造前住在一個20平方米左右的磚房裡。屋子裡面很潮，牆很黑，窗戶很小，透不進多少陽光，白天也必須開著燈。

樊小姐在這個院子里長大，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一直生活在大雜院里，對這個院子有很多特別美好的回憶。兒時的記憶和現實的羈絆混在一起，說不清楚是甜蜜更多還是煩惱更多——直到她找到何哲。

改造之後，房頂被切割成多個不規則形的斜面。

這是和鄰居博弈的結果。由於空間過於狹小，任何改動都可能「侵犯」別人的利益。「這個鄰居不能影響他的採光，就從這面切一刀，那個鄰居不能影響就再切一刀，最後就變成這個結果。」臧峰說，鄰居的視線、採光、通風決定了這個房子長什麼樣，不是樊小姐或者建築師決定的。

現在，樊小姐還是可以在每個沒有霧霾的早晨收穫陽光。她說，喜歡陽光照在身上的感覺，很溫暖。

現實層面的種種限制，並沒有讓何哲感到束縛。和天馬行空的自由設計相比，他更喜歡從限制開始，發展出形式，由問題出發，去尋找解決方法。

隱藏的智慧

70多歲的趙大爺對「內盒院」的考察前後持續了3年，這中間有過很多次斷斷續續的猶豫。

他是老派知識分子，出國再回國，人生際遇隨著時代大潮起起伏伏，直到把理想和晚年安放在他童年居住的胡同。他身上有著典型的知識分子特徵，學識好、眼界寬、嚴謹、固執、認定的事情很難改變，不認定的事情又很難被說服。

對「內盒院」的考察從眾建築2013年參加設計周開始，趙大爺去楊梅竹斜街72號院找到他們。他的視力不是很好，但前期考察依然持續了一年，包括改造後的房子是不是有說的這麼好，做出來是什麼樣的。

趙大爺家的格局比較特殊，想從卧室到廚房，必須經過女兒的房間。趙大爺每天起得早，為了不打擾女兒休息，只好從卧室的另一個門出來，繞到胡同里，再進入廚房。何哲給趙大爺家做了個連廊，同時連廊頂上也是台階，把兩個屋頂平台連接起來，空間在被重新排列組合後，展現出豐富的層次。

通過「內盒院」，何哲和臧峰走進很多人的生活。趙大爺會和他們講小時候自己怎麼在這裡長大、一棵樹的故事、對面的鄰居是什麼樣的人、這個院子又是怎麼從寬敞慢慢變得擁擠。

何哲2003年來到北京，已經在這個城市待了14年，「各種各樣有意思的人，各種各樣有意思的事都會在這裡出現」。在他看來，北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環境好，但是多元——它會有利益之間的溝溝縫縫，在這溝溝縫縫的間隙里，也會有可以被爭取的空間。

平時，何哲和臧峰會騎著他們自己研發的滑輪車在胡同里穿行，也在這個城市積澱下來的歷史中穿行。

眾建築辦公室所在的院子經改造後加入了一個新插件—上翻門，以連通南北房與庭院空間（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眾建築現在的辦公室，是三段歷史的縮影。「在《乾隆京城全圖》看到的這個房子的布局，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沒有怎麼變，木料、房子結構都是很老的。東、西廂房是『文革』時重新改的，用的是水泥瓦，不是傳統的青瓦。北房這裡的高木桁架是唐山大地震時建的，那時經濟條件特別差，高木桁架是最廉價的。」對房子的幾段歷史，何哲如數家珍。

「油漆顏色我們都沒有動。」這位喜怒不形於色的建築師難得有了神色舒展的時刻。何哲喜歡歷史的痕迹，但他不是念舊的人，也願意往未來看。「向前看」的方式之一就是對「內盒院」進行量產，何哲說，這是他們到目前為止最具野心的項目。

他想影響更多的人。

「你說，一個房子對人的影響大還是一個iPhone對人的影響大？」

何哲拋出一個問題，沒等回答就給出答案：「當然是iPhone，因為它是產品。我們要把建築真正變成產品，才能被更多的人使用。」

「建築這個行業比較落後。汽車是量產，衣服也是量產，只有建築不是。我們希望能改變這個狀態，讓建築可以在工廠加工，在現場裝配，把大部分的工作留在工廠。」

他不否認有一天內盒院也會變成歷史。或許下一個設計師看到老房子里的「新盒子」，同樣會反覆掂量到底該留下還是拆掉。但是眼下，何哲想讓更多的人用得上它，「用城市、建築去影響人們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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