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生：搖滾歌手何勇的父親

老北京人何玉生彈了一輩子三弦，堪稱大師。他被更多年輕人熟知，卻是因為他的兒子，搖滾歌手何勇。但那場著名的演唱會後，他的兒子狀態欠佳，直至如今。他一直在接演出、教學生，想給兒子多留下一些保障。

重現經典

2017年開年至今，何玉生只做了一場正式演出，還是元宵節時。在一溜國家級樂團首席和一級演員里，張永智剛剛說了一句「三弦，何玉生，就是著名搖滾歌手何勇的父親」，底下的掌聲就響成了一片，夾著幾聲尖利的口哨。

何玉生也很配合，演奏完了固定曲目，他又即興彈了一段《鐘鼓樓》的三弦伴奏，彈完了，啞著嗓子介紹：「這就是在紅磡演唱會上彈的那一段。」現場立刻又響起掌聲，持續了起碼兩分鐘，有人大聲喊叫：「好——」「再來一個！」

現場的很多觀眾都記得那場演唱會。1994年12月17日，被稱為「魔岩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加上唐朝樂隊，齊齊在香港的紅磡體育館登台演出，是中國內地原創搖滾第一次在大陸以外亮相，在很多搖滾樂迷心中，那是至今未能超越的巔峰之夜。

當時的魔岩三傑，左起依次為張楚、何勇、竇唯

那場被記憶至今的演唱會裡，何玉生貢獻了一個經典瞬間。周圍一片朋克的裝扮，燈光亂閃，何玉生一襲中式長衫，微閉雙眼，淺淺笑著，穩坐如松地彈撥著中國傳統樂器三弦，為兒子伴奏。何勇毫無停頓地介紹他，「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親。」然後轉身向他輕輕鞠了一個躬，變得乖巧。一曲終了之後，何勇再次先向何玉生鞠了一個90度大躬，才回頭向觀眾鞠躬致意。

何玉生為兒子的歌曲《鐘鼓樓》伴奏——這首歌后來成為何勇最經典的歌曲之一，描繪北京二環鐘鼓樓附近因為拆遷，正在逝去的傳統大院生活。那樣的大院里，曾在中央歌舞團任彈撥樂器聲部部長達30多年的何玉生，與崔健的搭檔劉元之父劉鳳桐是同事，與中國搖滾鼓手鼻祖「鼓仨兒」張永光是鄰居，帶過劉歡、那英、孫楠這樣的學生。何勇5歲就開始學習各種樂器，能在院子里看到崔健排練歌曲。

1994年紅磡搖滾演唱會，何勇和何玉生共同演繹《鐘鼓樓》

在那樣的國家體制文藝大院里，音樂傳承顯得自然而然，但何玉生是唯一和兒子同台，雙雙出現在觀眾面前的人。當時國家歌舞團的民樂演出慘淡，何玉生正閑著，何勇邀請他去伴奏，這對他來說是「私自去資本主義地區搞腐朽音樂」性質的事情，他很猶豫，但最後還是去了，因為覺得自己有義務和責任，宣傳大陸流行音樂。

他記得演出第二天，香港街頭的大小報紙娛樂頭條都是那場演唱會，到處都能看到他和他兒子的照片，他上街去買了，一大摞，全都帶回家，有種揚眉吐氣的暢快心情，「他們（港台人）以為大陸的流行音樂很差，結果我們一上台，就把他們震撼了，我們還能把中國傳統和現代音樂結合起來。」但買了那麼多報紙，他也只是留著自己悄悄看，沒敢告訴單位上的同事，「畢竟是負面消息」。

2002年8月16日，搖滾歌手何勇在深圳演出，父親何玉生彈三弦為其演唱《鐘鼓樓》伴奏

如今，網易雲音樂上《鐘鼓樓》下面，有一條頂得很高的評論裡面，寫的是，「『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親，就這一句』，日後如果再想超越的話，只能等竇靖童的演唱會了吧？」

在魔岩三傑名氣最大的時候，因為商業模式和演出市場不成熟，何勇也沒賺到什麼錢。何玉生那時候就發現了，「搖滾歌手在外國是最掙錢的，但在中國，搞搖滾樂掙不了錢，連養活自己都難」。至少90年代如此。

實際上，紅磡演唱會的高潮之後，中國搖滾樂迅速低迷，幾乎銷聲匿跡。當何勇再次出現在媒體上，是因為長期服藥、莫名縱火、捅人、數次被拘禁、爭取版權各種與音樂本身無關的原因。何玉生的所有朋友都會囑咐記者，不要問關於何勇的事情，何玉生自己也不願談起，「沒什麼用，沒人在意這個了」。但這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何勇現在依然在西山和順義兩地療養，「他現在腦子比較亂，醫生說不方便跟外界接觸」。

搖滾歌手何勇（1993年攝於北京）

他很擔心何勇以後的生活，他自己的身體不太好，心臟房顫，3月份剛剛做住過院，最近去檢查，醫生囑咐一定要休息。但記者每次採訪，他還是打聽，「有什麼演出機會，多幫我們介紹，我們有唱也有跳，京劇豫劇，河南梆子，地方民樂，什麼都有。」他指的是他和老同事們成立的鐘鼓樓樂隊，就是元宵節上的那個國家級陣容。

但演出機會也不多，曾在中央民族樂團任首席笙演奏家的王慧中說，他們這樣水平的樂隊，以前很受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國企歡迎，中央八項規定後就少得多了。演出行情不好，最掙錢的其實是教學生。

鐘鼓樓樂隊演出現場（黃尚 攝）

有考藝術特長的中學生，學個半年一年好應付考試，還有退休的領導教授，也喜歡學點樂器。這樣一對一教的學生，何玉生現在帶了五六個。還在延慶一小給小學生上課外班，每周六從8點30分上到下午3點30分，有兩三個人的小課堂，也有一二十人的大課堂。他去一趟延慶不容易，早上5點多就要起床，6點45分趕到德勝門，坐一個半小時公交，然後打10元錢的車到學校，所以課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教的也並不是他主攻的三弦，而是柳琴和中阮。

兩代人的失落

他自己年紀大了，很擔心何勇以後的生活，「社會靠不住，不像西方社會，親戚也是，兄弟姐妹為房產打官司的不是很多嗎？」所幸，他在中國歌舞團工作的時候，有分配的住房，「而且，我現在一個月掙一萬多，最多花三四千，可以當他的後盾「。

何玉生從沒反對過何勇搞搖滾，他只是沒想到兒子的路「越走越窄，成了死路」。他自己也是不斷學習新潮流的音樂人。

除了主攻三弦，何玉生還是中國第一個彈電吉他和組織電聲樂隊的。學三弦是因為家傳，13歲就拜在「弦聖」韓德福門下，磕頭送禮，請了十來桌的客，正經拜師，做了一輩子的打算，「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苦練了幾年幼功，16歲考入剛剛成立的中央歌舞團（中國歌舞團前身），成了新文藝工作者。新文藝工作要「破四舊」，吸收西洋管弦樂文化，講究各色樂器交融，三弦音色卻硬，且突出，個性鮮明，在伴奏裡面常常顯得不和諧，漸漸用得就少了。

2017年元旦，何玉生在「草寺春祭」演出現場 （黃尚 攝）

何玉生又拜了好多老師，搞新音樂，學了十幾樣樂器。電吉他是「文革」之前，他從蘇聯託人買了一台，天天蹲到後海邊上，找歸國華僑學的。他挺喜歡電吉他的表現力，比三弦這類傳統樂器豐富，有很多獨奏的曲目。他最喜歡《梁祝》，「文革」時偷偷練習，結果因為演奏「黃色歌曲」被批鬥，但他也不管，「他們批鬥他們的，我練我的」。80年代，鄧麗君傳入內地，何玉生也挺喜歡，「真是好，太好了，每一首都好」。

他自己也編過曲寫過歌，還寫得不少，都是政治運動時寫的，「那時候大家都寫」。這些原創作品他後來都扔了，一首也沒保留，也沒再創作過。兒子何勇讓他驚喜萬分，「有天分的孩子，能從生活中提煉出歌來」。何勇初中畢業就沒念書了，後來又拒絕正式加入國家歌舞團，何玉生都只是民主地跟他交換了一下意見，就由他去了，他想無論怎樣，他的才華養活自己總沒問題。

他對兒子寄予厚望，希望何勇能在搖滾中加入中國元素，變得中國化。何勇說要寫鐘鼓樓，他特別開心，說你寫吧，一定要寫出老北京的韻律。直至如今，何玉生依然認為，何勇是中國原創搖滾音樂人里最有才華的歌手之一。他說，即使時光倒流，他也不會阻止兒子走上搖滾路。「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藝術和生活

和不修邊幅形象的搖滾歌手不同，搞民樂的何玉生非常講究，出門見人，他要先仔細收拾自己，花白頭髮梳得鋥亮，戴帽子，穿夾克，配上手巾，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的，這才是老北京手藝人的體面勁兒和瀟洒勁兒。他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的藝術成就已經足夠了，把中國歌舞團的彈撥聲部搞得有聲有色，接待過很多國家元首，也見過大場面。沒留下經典，他沒什麼遺憾的，他不把吹拉彈唱當營生。「這個就是以前旗人在宮裡玩玩票，後來才傳到民間，現在還是玩。」

他人生中有兩個最精彩的時刻，一是1994年香港的紅磡演唱會上給何勇伴奏，二是參演音樂舞蹈大型史詩《東方紅》，擔任柳琴演奏。《東方紅》的演出陣容龐大，集結了全中國上萬文藝界人士，上台演出過的就有幾千人，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海報和演出人員名單里，但他記得那場演出演了兩三年，一次演出兩個小時。「最優秀的作詞作曲，最優秀的演員，創造出了最震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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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紅磡演唱會現場

背景截然相反的兩場演出，何玉生覺得一點也不矛盾。「政治宣傳是一回事，應該享受的是藝術。」什麼是藝術？他用了性來解釋他的觀點：「比如，性就是最美好的東西，如果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性就是文學就是藝術。」他說自己76歲了，越老越不怕別人的看法，「不管男女，誰說他不喜歡這些，都是假的。」

他把這種性格形容為真性情，他說何勇也繼承了這種性格，不同的是「何勇像刀子一樣，直來直去，一直沒學會圓滑，單純有助於藝術創作，圓滑有助於生存」。他的老夥伴，主攻笙演奏的王慧中是學術派，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討論的都是樂器創新、指法流派和傳統藝術傳承。

鐘鼓樓樂隊組建者、三弦大師何玉生

何玉生也沒把這事兒看得這麼重，他更關心生活。最近幾年，他開始勸何勇：「我不關心國家的命運，我關心你的命運，別把自己的一切都毀了。」何勇的樂迷猜，如果晚生幾十年，何玉生可能也會成為搖滾歌手，但何玉生說他不會，他喜歡的是民樂，「民樂平和」。他支持兒子的創作，是希望流行音樂能夠更多地吸收中國民樂特色，變成中國人的流行音樂。

何玉生理想的退休生活是養養鳥，旅旅遊，搞搞樂器，老北京范兒的愜意享受，但這樣的生活，他一天也沒過過，他現在依然天天忙著到處教學生、做演出。對中國民樂，他積極看好，「應用正在越來越廣泛」；對自己的樂隊，他謹慎謙虛，「我們一直在努力吸收時代特色，常常受到熱烈歡迎」，像做報告一樣積極正面。但就在採訪期間，他因為心臟房顫去醫院檢查，醫生嚴厲地告誡他要休息，準備動手術，他第一次認真地聽從勸告，把所有工作聯繫都推掉了，口氣慌張地說：「保命要緊！」

身體不好的事情，他還沒打算告訴何勇，說了徒增雙方負擔。再過幾個月，就是暑假了，孫女就要來北京了，這是一年裡難得的團圓，但他現在不教孫女樂器了，「我希望她別搞音樂了，可以玩玩，別當專業。」

本文原刊於《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19期，文章有所刪節。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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