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僅存的能夠正視二戰的日本人：「現在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機會」

知識 05-06

池田惠理子生於1950年，小時候在東京附近的「窮地方」成長。小學成績很好的她，當上了班級委員，老師讓她「扶幫帶」，同桌總是窮孩子或者成績差的同學。「他們吃的都不好，放學回家時，我把學校的麵包送給他們，這麼點小事，他們就會非常高興。我還有過一個很帥氣的小男生同桌，家境也不好，成績很好，但小學四年級就出車禍離世了。我很同情他們。」

小時候，池田惠理子就明白了貧富差距。「隔壁班也有很富有的同學，所有的孩子必須選擇跟富家子玩、還是跟窮孩子玩。我選擇了窮孩子那一邊。在這樣的矛盾中，我看到了不平等，覺得這樣的社會太奇怪了。」

高中時，她就是個愛寫小說的文學女青年。

「那時我有一個親戚，因為家裡太窮了，競然就把女兒賣了。我想女性不是物品，不能這樣，女性不應該是男人財產的一部分。我想要改變這樣的社會。」從那時起，她的女性意識就慢慢萌芽。

1973年，23歲的池田惠理子從早稻田大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日本最大的電視台NHK。

「當時日本社會有嚴重的性別歧視，公司里有100個男職員, 只有兩三個女職員，女員工也沒法升職當領導，女性在『必須沉默』的社會價值觀中成長，只能過這樣的人生。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社會現狀？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大眾媒體。我不能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想靠自己的力量改變這一切。因此，我就想進入媒體，通過報道改變這個殘酷的社會。」

「我是個急性子，想到的馬上就去做了。總之，這是命運。」她笑著告訴我。直到退休，她在NHK工作了37年,一直持續調査「二戰」「慰安婦」問題。

但她調查「慰安婦」問題，卻不是因為電視台的要求。

作為僅存的能夠正視二戰的日本人：「現在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機會」

20世紀90年代，她要做紀念「二戰」的電視節目。她依照慣例去NHK龐大的資料庫里找了一圈，「結果什麼都沒找到。這麼多年NHK都沒有做過任何『慰安婦』的報道，我太驚訝了」。最後，池田惠理子堅持做出了片子。那是NHK第一次關注「慰安婦」問題，但是最終沒有被播出。

從那以後，池田惠理子開始用業餘時間調査「慰安婦」問題。「這是我的固執。我想傳達最苦的人們沒法表達的聲音。」她和一群日本志願者幾乎年年來中國，為許多中國的受害老人錄下歷史的證詞。

1992年，「中國慰安婦證人第一人」、山西省盂縣的萬愛花老人來到了日本，第一次公開作證。她狀告日本政府時，池田惠理子就在旁聽席上。

1994年的太原，萬愛花大娘在中外記者面前講話，突然燈滅了。一片安靜中，只有她自己蒼老的聲音，在黑暗中回蕩。「大家都安靜地聽著，我被極大地震撼了。」池田惠理子說。1996年開始，她作為「山西省?杏明會」的志願者，開始記錄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的口述歷史。

1997年，她創立民間攝影社團「影像墊」（日文：匕亍才墊），從事「慰安婦」受害者和日本老兵證言的拍攝錄製。1998年開始，她跟隨松井耶依，作為「VAWW-NET日本」的組委會成員，參加了籌備2000年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2003年，她是WAM的籌建委員長，2005年WAM開館後，她是運營委員長，2010年9月至今任WAM館長。

從1997年開始，安倍晉三聚集右翼的日本國會議員，組成了「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的青年議員會」，他自己任會長。

這個議員組織，到現在去掉了「青年」兩字，依然活躍著。2007年，美國眾議院提出「日本政府應對『慰安婦』問題謝罪」的議案後，該議員組織公開把「『慰安婦』不是性奴隸，是自願的軍妓，不存在虐待」的書信送到了美國眾議院。至今，右翼政治勢力依然在曰本試圖推廣美化侵略戰爭的《新歷史教科書》。

「1997年以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里都會寫到『二戰』的『慰安婦』問題。但是每年『慰安婦』問題都受到右翼的瘋狂攻擊，從 2012年開始，通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已經把這部分內容刪去了。」

池田惠理子嘆息道。

刪去這部分內容的責任，究竟歸誰？

日中韓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共同代表俵義文認為，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和自民黨政治家」。

「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教科書出版社不得不『自我檢査』，刪除了『慰安婦』歷史的記述。同時，日本各地的教科書選用制度也慢慢向右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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