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試卷中的歷史記憶

1982年，我很僥倖地考上了本科就讀的母校杭州大學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導師是黎子耀教授。

說「僥倖」，並非矯情，因為我入學考試的成績並不理想，雖然中國通史、歷史文獻等科目考出較高分數，政治一門更取得了76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這門科目面前，當年的及格線也就45分，可是，外語是驚悚過關，不多不少60分，而專業課先秦史，才得56分。好在總分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錄取。說句實在話，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位校內外考生就不如我幸運了，2個名額只用掉了1個，我成了唯一的幸運兒。後來，我曾詢問過子耀師，為什麼他的給分手這麼緊?子耀師答:於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多分的水平，給你56分已是很高的分數了。難怪乎，子耀師經常會給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數，20、30分很正常，最低時曾打出過8分的成績。要是換成在今天，子耀師是招不到學生的。可這就是當年老一輩學人的風格。

那一年，子耀師已是78歲高齡，是當年杭州大學歷史系除老主任沈煉之教授之外最年長的一位老師，他的年齡，加上當時沒有必須在教室里上課之類的硬性規定，所以，我的碩士生專業課程都到先生家裡上。剛開始時，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師兄周鵬飛老師也一道旁聽，後來他回陝西上崗，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子耀師對我講:每周一次，我講的內容你消化不了，兩周上一次課稍稍從容些，於是，我就每半個月上先生家聆聽教誨。

雖然，上課的密度不高，可學習的壓力卻相當的大。子耀師的課是互動式的，我不但要帶著耳朵用心地聽，也要開動腦筋藉助舌頭專志地答，他在下課前會宣布下堂課將講授的主題，並布置相關的課前準備要求。所以，偷懶是不成的，糊弄更是連門也沒有。所以，下了課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跑圖書館，老老實實為兩個星期後的課程作準備。

記得有一次為對付夏代文化的課，我在學校圖書館整整泡了10天，竭澤而漁，將當時有關夏文化的專題研究論文通通翻看了一遍，並對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做了提要，梳理線索、歸納觀點、並加上讀後心得，這樣才在接下來的課上勉強過關。

子耀師最為推崇王國維先生的學術成就，認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證據法」是屢試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錄在王國維先生《觀堂集林》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點講授與討論的內容，連講四次，幾占整個課程的一半時間。

我讀《觀堂集林》，更喜愛讀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論》，曾問先生為何不討論該文。子耀師答道:該文恢宏壯闊，氣勢磅礴，綱舉目張，但是宏觀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頭頭是道、義正辭嚴，但往往理大於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靜安，也難以避免，該文有啟示，但可商榷處亦不在少數。初學者宜從根本做起，夯實基礎，尤其要端正學風，專志篤實，切忌好高鶩遠，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開大闔是學者晚年的事，至於初學者，倘若一開始就進入和效法，那便是誤入歧途，緣木求魚了。當時，先生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可謂是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半吊子文人習性還是讓我過早地告別了傳統的治學之道，率性而為，寫一些大而無當的東西，實在是愧對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會深感失望，斥我頑冥不化，是一個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學期很快也就過去了，子耀師的「先秦史專題研究」課程也進入了尾聲。當時的研究生教育雖說是自由開放，但再自由再開放，期末的考試這個程序還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師就按學校的規定，命題對我進行考試。

我很幸運地至今仍保留著他當年出的「先秦史專題研究」的考試題目。它沒有印刷，而是在一張64開的小紙片上的手寫稿。四道試題今謹抄錄如下:

一，《國語·魯語》載虞、夏、商、周吉禮，就中所言殷禮在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否？

二，王國維考證卜辭中的王亥，結論如何？有何證據？

三，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土地轉讓情況如何？

四，試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來和現狀。

我現在也忝居高校教師之列，也時不時會想到一個問題：一位老師的水平高下體現在什麼地方？其實，這是多餘的遐想。因為，老師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夠得到反映的，講課精彩、成果豐碩固然是水平，考試出題到位同樣也是水平。子耀師的這張試題卷，就是很好的例證。

細加體味，子耀師的四道題，把握了先秦史學習與研究的兩個最重要環節；第一，先秦史學習中內容重點的掌握問題；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領的掌握問題。

就先秦史學習的內容而言，夏文化探索，關係到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的了解與認識，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禮制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孔子云：「周因於殷禮，其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故討論殷禮，並進而認識西周禮樂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歷史學的本質屬性之一，是儘可能復原歷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遠，復原真相最為不易，從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譜系入手，則是最具有典型性意義的工作，連殷商的歷史都能復原，遑論其餘？實可收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變是經濟史乃至整個歷史演變的基礎，把握了土地制度的發展脈絡，則整個社會形態的遞嬗及其規律、影響亦能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論而言，子耀師的這份試題也同樣滲透著他高明的治學理念，套用一句時髦的話講，就是所謂的「預流」。眾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難題，一是資料貧乏、文獻遺闕；二是有限的文獻資料真偽混糅、年代界定困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學術界特別重視用地下考古發現新材料來彌補文獻記載不足的缺憾，換言之，如果沒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難以取得有意義的進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先生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的的確確是無可動搖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確途徑。

所謂「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在1925年有明確的論述，「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古史新證·總論》）陳寅恪先生後來更簡潔地概括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即是一種把新出土或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後，便為絕大多數學者所服膺，被公認為一種高度科學的學術正流。

子耀師對文獻熟悉的程度是驚人的，98歲辭世前，在雙眼患白內障無法看書的情況下，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義》、《老子密義》等多部學術專著，全憑記憶旁徵博引各種傳世文獻。但是，他一樣很關心和重視地下考古新發現，而且認為初學者尤其要掌握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運用「二重證據法」為起點，一開始就走上正道。

為此，他不但在講課過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強調，而且也在考試中有意識地予以倡導。四道試題，都包含了「二重證據法」方法論運用上的具體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資料與文獻記載互為印證的案例。這種良苦用心，是他對學生負責的生動體現。至今念及，猶為泫然。

30餘年轉眼就過去了，我已不記得當年我是怎麼回答這四道試題的，也不清楚子耀師當時是否滿意我的答案，究竟給我這門課的考試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則我在1985年也就無法正常畢業了。但是，所幸的是，當年的試題，我保存了下來，成為我手中難得的子耀師遺墨。這張試題紙顏色已漸漸轉黃，質地也越來越鬆脆，可是我腦海中子耀師的音容笑貌卻始終是那麼的清晰，他的學識，他的人格，他的情懷，他的境界，永遠是我這個做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張小小的試卷，貯存著太多的歷史記憶，讓我睹物思人，無法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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