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選決戰前，在巴黎偶遇前總理……

恰恰是若斯潘這類有使命感的政治家才真正願意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可惜往往因說真話、勇於擔當而不被人理解，以致在選舉中敗給在各方利益中遊刃有餘的政客。曾在二戰後擔任義大利總理的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道出了此中的真諦：「政治家考慮的是子孫後代，政客所想的是下一次選舉。」

上周末去巴黎拉丁區散步，看見法國前總理若斯潘和夫人在波拿巴特咖啡館（le Bonaparte）正對著聖日耳曼小教堂的露天座上閑聊。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本想上前問候，但一來他跟我並不相識，二來覺得打攪他的「清修」畢竟不妥，因此作罷。

若斯潘離開政壇已有十五年，但在本人的政治人物「譜系」中，至今仍然讓我存有好感和尊敬的，似乎僅此一人。在今年法國總統大選兩輪之間，見到這樣一位「歷史人物」，難免產生不少聯想。

聯想之一是，若斯潘執政的五年（1997年至2002年）是法國數十年來唯一的「繁榮期」，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是，法國當時的福利體系沒有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在確保社會保險運作的同時，財政赤字沒有增加；在當時的歐盟成員國內，法國的經濟走勢幾乎一枝獨秀，以「優等生」的身份迎來歐元時代；作為對照，當時的德國經濟滯緩，被稱作「歐洲病夫」。有些盲目堅持意識形態者總是鸚鵡學舌般地重複「左派搞經濟不行，得靠右派」，顯然無視當代的經濟現實。

法國社會黨籍前總理若斯潘。

當然，眾口難調在所難免，要讓所有人都滿意是不可能的事。若斯潘執政時期雖然經濟有聲有色，但他競選總統卻意外受挫。從表面來看，他的失敗跟當時左派分裂有關，如曾任社會黨政府部長的謝弗內芒和後來進入社會黨政府的托比拉在當時大選的選舉中得票相加超過7%，若斯潘如果在大選前跟其中任何一人談判達成妥協，只要能多1%的支持，他就能進入第二輪，而且從當時的政治、經濟現實來看，他很可能成為法國總統。但他也許過於自信，未走這一步棋，導致滿盤皆輸。

另一個看似表面、實則很有深意的原因，是媒體的宣傳。在大選前幾天，當時法國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台無數次播放、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兩件事，其一是揭露政治言論錯誤，即把若斯潘跟某工廠面臨失業的員工對話時所說的「國家不能把什麼都包下來」變成機械口號式的播放，目的無非是讓選民意識到此人不顧民間疾苦，「搞不好經濟」；其二是「治安惡化」，即無限放大一個老人挨打的社會新聞，天天播放那個可憐的老人的面部大特寫，意在營造社會治安極度惡化的輿論衝擊效果，選民難免會因此產生「政府治理不利」的印象，其潛台詞無非是「右派能鐵腕治理，左派姑息政策養虎為患」。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2002年4月21日法國總統選舉首輪的結果（勒龐得票16.86%排第二位，進入第二輪，若斯潘得票16.18%，因0.68%的差距無緣第二輪選舉）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法國政治的方向，4.21也因此而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成為一個政治術語。

回顧這一事件，當時這種全力以赴「抹黑」的手法堪稱成功宣傳的輝煌戰例，至今仍然佩服法國媒體的「造王」能力，如果某些媒體人還感到自豪的話，納入新聞專業教材的經典範例也許是個不錯的選項。至於當年的「造王者」是否反省，是否有其它利益牽扯其中，普通人也許永遠無法知曉，但如果選民還有一點記性的話，受愚弄的可能性也許會略少一些。

聯想之二是，若斯潘在選舉初步結果公布後，宣布退出政壇。我為法國少了這樣一位政治人物感到可惜，但同時也覺得能夠理解他的決定。他問鼎總統寶座未遂，而且是在那樣一種難以理解的情況下出局，也許對政治和人生有了一層新的感悟。他可能是一個責任感和自尊心都很強的人物，難以像那些天生的政客那樣終身遊戲政壇，但恰恰是這類有使命感的政治家才真正願意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可惜往往因說真話、勇於擔當而不被人理解，以致在選舉中敗給在各方利益中遊刃有餘的政客。曾在二戰後擔任義大利總理的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道出了此中的真諦：「政治家考慮的是子孫後代，政客所想的是下一次選舉。」法國有過不少「短命政治家」，其中最著名的要數門德斯·法朗士，他的政治遺產有目共睹，但卻在受到極端侮辱（他想在國會作告別演說，卻被「臭猶太佬滾出去」的辱罵聲淹沒）的情況下退出政壇。對有理想的政治家來說，政治往往是極不公平的，甚至是殘酷的。也許正因為如此，政治就演變成了我們視若無睹的這樣一種現實，象若斯潘那樣的人物在政壇無立足之地，剩下的是哪些人可想而知。

「短命政治家」門德斯·法朗士

聯想之三是，在2002年大選的「喧囂與憤怒」之後，法國的許多政客可能意識到無論經濟搞得多麼好，也不能保證「下一次選舉」的勝利，因此而另闢蹊徑。此後的階段，右派的策略是分而治之，具體說就是2002年到2007年間的「民族身份認同」宣傳戰略，此後更設立了「民族身份認同部」，儼然成為國家戰略。這本不像經濟來得那麼實惠，但對許多似乎對前途不存希望的人來說，這一招還真管用，這種精神和心理上的安慰居然起到了神奇的作用，2007年選舉的結果證明此言不虛。至於社會的分裂、經濟的蕭條以及對子孫後代的長遠影響，都讓位於「下一次選舉」。這種結局又能怪誰呢？政客想像出投選民所好的策略，這是政治才華的表現，選民既然接受，就得承受相關的後果。相對並不諱言保守的右派，同樣在所謂經濟改革方面畏首畏尾的左派為了顯示「進步」傳統，更多的強調自由，比如同性婚姻之類立法，因此遭到固守傳統群體的反對，鬧得不可開交，「身份」對「自由」，法國的左右之爭就這樣熱熱鬧鬧地在延續，難以捉摸的「文化」取代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我並不想將兩者對立起來，但法國社會近年來演變的重點在不知不覺中由實向虛，並因「此虛」而日益對立，恐怕想無視這種現象也困難。在經濟和物質生活難以展現輝煌前景的情況下，「精神食糧」日顯重要。許多人日子不見得比以前更難過，但感覺在人格和尊嚴上不受重視，因此而演變出新一輪「喧囂與憤怒」，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反體制」選民隊伍日益壯大現象。他們中的許多人痛恨體製造成的不平等，但他們又欣然接受通過身份認同造成的另一種不平等，或者，毋庸諱言，在確立「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與外來人之間的不平等。至於由此獲得了心理滿足之後，能否有助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某些選民來說並不重要。這種近乎絕望情緒的形成，責任在誰？無論是所謂的精英還是普通選民，恐怕都不應迴避這樣的問題。

當我在繼續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時，若斯潘早已離開咖啡館，被一個街頭賣藝者所吸引；最後，他留下了一塊錢幣，默默離去。若斯潘走了，法國精英和反精英、體制和反體制的鬧劇仍在繼續。也許，法國人的才華終能解決這一困擾當代社會的大問題，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歐洲時報/ 凡桑，原文標題為《體制、精英、選民與政治迷局 ——巴黎偶遇若斯潘有感》）

（本文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報立場）

編輯：海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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