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人爭先恐後敢當慰安婦，甚至還被「暢銷」海外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游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為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

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為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著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為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為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為了國家犧牲，女人為了戰士獻身，都成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為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為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為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為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為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

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為「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裡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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