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整天緊鎖眉頭思考人生？這是個誤會！

今年的「柏林戲劇節在中國」從2016年柏林戲劇節10部「最值得關注」作品中挑選出兩部，分別為本月7、8日在京上演的《他她它》，以及下月7、8日上演的紀錄劇場作品《國家劇院的絆腳石》。

《他她它》用濃烈的色彩、奇特的台詞和聲效、豐富的肢體動作佔據舞台，奪人耳目，卻也不易理解。這樣一部和德國戲劇冷峻風格大相徑庭的作品，導演跳出常規的創作理念為何，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文化參贊陳平與《他她它》導演赫伯特·弗里奇就此展開對談。

赫伯特·弗里奇

我排戲前根本沒有方案，但並不表示我什麼都不想

陳平：弗里奇先生，您曾10次參加柏林戲劇節，其中3次作為演員，7次作為導演，德語區的戲劇領域很少人能擁有這樣傲人的成績，請您談談如何從演員成功轉型為導演的？

弗里奇：我其實很早就開始做電影導演，拍攝短片，2009年，奧伯豪森國際短片節就為我拍攝的短片做了回顧展映。此外，在媒體藝術方面，我做過一個較大的藝術項目《哈姆雷特X》，運用了各種媒介和表達方式，至今在Youtube上仍可以看到。我第一次導演戲劇大概是1992年，在柏林人民劇院執導了兩個小戲，其中一個是貝克特的《非我》，首演很成功，劇院滿座，但只演了3場就停了，卡斯多夫院長的首席舞美設計師諾依曼說這個戲不太符合人民劇院的風格。可10年以後，他再看這個戲的錄像，卻說，這個戲很棒嘛！你看，生活就是這樣。

作為導演我還是要感謝卡斯多夫，他總是鼓勵我，對我充滿信任，這樣我才會繼續走下去。這條路其實也沒有那麼平坦，剛開始也沒有那麼多人認可你。2011年我有兩部戲入選柏林戲劇節，分別是奧博奧森劇院的《挪拉》和什未林劇院的《海狸皮》。當觀眾在《海狸皮》演出後鼓掌時，柏林劇團的院長克勞斯·派曼在台下高喊：「赫伯特，回去做你的演員去吧！你根本不會導演。」這真讓我有點難堪。現如今，我已經獲得了幾個戲劇獎，也有不少戲進入柏林戲劇節，他也改變了以前的觀點。

陳平：您在排戲之前會先有一個方案嗎？您是讓演員完全聽從您的指令呢，還是也允許演員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

弗里奇：我排戲前根本沒有方案，也不會給劇院什麼方案，這樣的工作方法只有在人民劇院才可以，換做任何一個國家劇院都不行，所以我說要感謝卡斯多夫以及劇院的管理層，他們把最寶貴的信任給了我。

但沒有方案並不表示我什麼都不想，我的戲劇構作也會為排戲做一些文本上的準備。一般來說，我排一齣戲大概需要6周時間，其中5周每天排練3個小時，周末除外。最後一周則是全天排練，非常辛苦。我的演員都熟悉我的工作方法，我也了解他們每一個人的特點，因此，我們配合得非常順暢。在排練《弄巧成拙》（2017年柏林戲劇節劇目）的時候，我是先讓演員一起彈鋼琴數個小時只彈一個音，在練習的過程中，我和演員都會迸發出一些想法，然後再放到戲裡去看看是否合適。我鼓勵演員貢獻自己的建議，這點與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導演不同，他們認為演員必須服從導演，不能有自己的發揮。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不是在實驗，我一開始就知道想要什麼結果

陳平：兩年前，您攜蘇黎世劇院的《物理學家》參加了烏鎮戲劇節，今年，入選2016年柏林戲劇節的作品《他她它》到北京演出，但這部戲與去年的三部戲有很大不同，文本翻譯成中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您能跟觀眾講講這齣戲嗎？

弗里奇：我知道這個文本對翻譯是一個挑戰，即使是翻譯成英文也很難。我使用的文本是康拉德·拜爾的詩歌和一些散文的片段。拜爾是奧地利的先鋒派作家，也是達達主義在文學上的代表，他與當時的一批作家向傳統的文學和詩歌進行挑戰，但他的作品在上世紀50年代的奧地利並不為人所理解，即使是同行也不認可他的創作，他因此而憤懣自殺。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文字遊戲，講究形式，更多的是通過視覺和聽覺來感受，因此便增加了譯成其他語言的難度。但我的戲卻一點也不難理解，這裡面音樂和表演是最重要的，演員說出的台詞其實也是音樂和節奏的一部分，他們的表演誰都可以看明白。此外，我覺得把德文題目翻譯成《他她它》非常精彩，有人給我解釋了這三個字的意思，我感覺翻譯得很貼切，而且有音樂節奏和達達主義的感覺。

陳平：據說您研究康拉德·拜爾已經有30年了，為什麼拜爾對您那麼重要？

弗里奇：不止30年，還要長。我大概是20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拜爾的東西，感到非常震驚，同時也覺得很有意思，有人原來是這樣寫作的！後來我就對他著了迷，讀了他很多文字，慢慢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在戲裡使用他的文本。他的作品中很多地方沒有實際的意思，但如果你仔細閱讀，還是會發現其中的意思。他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是因為他的思維方式與我們不同，我們很難走近他的內心世界。但恰恰是他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才促使我做更多的思考，也給我很多靈感。

我還研究過很多精神病人留下的藝術作品和文字。在看他們的繪畫和讀他們的文字的時候，你完全不覺得他們是病人，而是覺得非常神奇，他們是在用另一種方法思維和書寫，而這種方法我們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在我看來，拜爾似乎與這些精神病人的思維如出一轍，他們謎一般的文字是我產生創作靈感的源泉，也成為了我的原創動力。如果說拜爾為什麼對我很重要，這便是其中的緣由。其實沒有人要求我創作一部與拜爾有關的戲，是我讀了他的作品而有了想法。拜爾是個偉大的文學家，但是我們自己把他忽視了，甚至忘記了，我們已經差不多30年都不出版他的書了。我做了這部戲獻給他，我很欣慰。

我曾經帶這部戲去維也納城堡劇院演出，收到維也納觀眾暴風雨般的歡呼。他生前的女友得知《他她它》去中國，特地告訴我，拜爾在他的小說《第六感》中還提到了中國，主人公戈爾登貝格在書中曾臆想他去了中國。她對我說，如果拜爾得知你把《他她它》帶到維也納城堡劇院之後，又將該劇帶到中國，他得多麼高興呀！

陳平：將詩歌搬上舞台是很難的，您是不是在用拜爾的文字做戲劇方面的實驗呢？

弗里奇：實驗對於我來說，就是人們並不確定結果是什麼，所以要做些實驗，看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說起來人們在談到實驗的時候，一般都不是很自信，別人一評論這個作品，導演可能就會說，這只是個實驗性的。因此實驗給人的印象就是還不是成熟的作品。而我不是在實驗，我一開始就知道我想要什麼樣的結果，雖然我並不知道過程如何，但結果我是想像到了。

我的戲劇想重回納粹上台前多彩的德國

陳平：德國的戲劇給人的印象是非常嚴肅，有深刻的思考，富有哲理，不苟言笑。可您的戲劇會讓觀眾開懷大笑。

弗里奇：我的戲劇既有哲理，也有思考，但總是帶著笑容，我是讓大家帶著微笑去思考。大家提到德國戲劇、德國哲學，就覺得德國人一定是天天緊鎖眉頭，不停地思考，其實這是誤解。想想尼采，如果你讀尼採的著作，如《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想會非常愉快，那詩一般的語言，充滿趣味的描述，完全可以與文學家的著作媲美。

陳平：德國的戲劇里很少使用彩色，燈光也基本使用白光，大概是因為納粹時期的歷史，因此擔心被誤解成宣傳。而您一直在舞美與燈光上使用非常濃烈的色彩，為什麼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弗里奇：如果回顧一下20世紀的藝術史，就會發現，那個時期的藝術流派，如藍騎士、表現主義，也包括橋社等，無不使用豐富的色彩。納粹上台後，宣布這些為「墮落的藝術」，收繳並變賣了大量藝術品，並很少再使用豐富的顏色。我只不過是在戲劇中重新回到了20世紀初的原本，讓人們看到，我們本該這樣。德國劇院的確有很少使用顏色的現象，但現在也在逐漸改變。還有一點很重要：決定使用哪種顏色其實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很多人都拿不定主意。想像一下，你要把家中的一面牆刷成有顏色的，這個決定是很難做的，白色大家都很容易接受，也比較酷，但換一種顏色就難了。當年做《物理學家》的時候，我說要用黃顏色，大家都很吃驚，也不很確定，但結果證明，用黃色效果很好。

陳平：您了解中國的戲曲嗎？有沒有覺得您的演員與中國戲曲演員有某種相似的地方？

弗里奇：2015年我去烏鎮的時候，也到過上海，還在上海戲劇學院做了工作坊，他們安排我去看了中國戲曲的排練課，我在柏林看過柯軍表演的崑曲《夜奔》，還看過《紅燈記》的錄像。我對中國戲曲非常感興趣，覺得戲曲演員的功夫很深厚。我甚至想，中國的戲曲演員其實很適合演我的戲。由於柏林人民劇院即將更換院長，以後我和卡斯多夫等導演的戲都不會再上演，因此我在想，也許今年入選柏林戲劇節的戲《弄巧成拙》以後可以找中國演員演出，我可以為此重新編排。

文/陳平攝影/Thomas A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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