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是西方人造出來恥笑中國人？

李小龍在電影中力劈「東亞病夫」匾額

來源=光明書摘

作者=梁文道

長期以來，我們以為「東亞病夫」是西方人刻意用來侮辱中國人體質的詞，以至於在各種場合力圖雪恥。從《精武門》等影視劇，到奧運會收穫頗豐的金牌，我們使勁證明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不過，「東亞病夫」真是西方人造出來恥笑中國人的嗎？

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楊瑞松認為，「東亞病夫」乃是中國人「 自我東方化」的結果。後殖民理論認為，西方人出於偏見和某種需要，塑造出一個模糊地、含混的「神秘東方」，將中國、日本、朝鮮等國家混在一塊兒，然後肆意扭曲。所謂「自我東方化」，就是我們認同西方的看法，從西方那裡借來概念，然後加工加料，自我醜化。

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轉載倫敦某報一篇文章，次月被梁啟超任主筆的《時務報》轉譯成中文，標題為《中國實情》。文中首次提到「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但不是談中國人身體素質不行，而是談清朝官場腐敗導致軍事改革和政治改革失敗。作者雖然說中國是「東方之病夫」，但本意不是侮辱中國，而是希望「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也」。原來老外眼中的「病夫」是隱喻，意指中國的政治不行。

在西方，「病夫」是形容一個國家欲振乏力的慣用語，最初是指奧斯曼帝國曾經那麼輝煌，到了近代卻腐朽不堪。甲午戰爭令全世界很驚訝：大清帝國竟然鬥不過小日本，而且一敗塗地！於是西方人將原本形容土耳其的「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套用到中國身上，改成「東亞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後來「病夫」這個詞在中國很流行，但談得最多的並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自己。

嚴復、梁啟超經常用「病夫」來形容中國：政治不民主，甘於為奴，改革速度緩慢，官場積習太重，致使國家變成「東亞病夫」。嚴復曾提到鴉片和纏足影響身體健康，但他並未用「病夫」來形容國人的體質。後來嚴復引介社會達爾文主義，梁啟超深受影響。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民說》，首次用「病夫」來形容國人的身體。他認為一個國家要強大，首先人種要好，而中國男子手無縛雞之力，以文弱為美，還吸食鴉片，「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

晚清鴉片吸食者

梁啟超可能是首位將「病夫」與國人體質相勾連之人。鑒於他在中國輿論界的影響力，「病夫」從專指無力振興的國家，逐漸指向身體孱弱的國民。譚嗣同曾言：「且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諸西人，則見其萎靡，見其猥鄙，見其粗俗，見其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傴僂，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國人體質成為突出的問題，推動了清末的天足運動和鴉片禁政。當時中國人編了很多故事，說西方人如何恥笑我們的身體，然後說西方人賣鴉片給我們，還罵我們是東亞病夫，這是「二次侮辱」。其實，與其說是西方人攻擊我們，不如說是中國人自我刺激。

儘管當時中國破敗不堪，被西方人瞧不起，但中國人總覺得有識之士會了解中國的潛力。我們認為拿破崙曾經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著的獅子，一旦被驚醒，世界將為之震動。奇怪的是，這句話似乎找不著出處。後來，楊瑞松查閱了英國《泰晤士報》的原始文獻資料庫，僅發現1936年有一條拿破崙與中國沉睡論相關的文獻，但文中並未提及獅子。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在《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一書中也做了地毯式考察，發現所謂的拿破崙中國沉睡論並無確切文獻證據，該說法可能是建立在19世紀一則謠傳之上。

當時西方輿論界常說中國是睡著的巨人，但不是說中國醒來後會多厲害，而是說中國昏睡不醒，停滯不前。清末外交大臣曾紀澤用英文寫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叫《中國先睡後醒論》，似乎在回應西方的批評，認為中國終究會醒來。不過，他沒說中國現在是睡獅，醒來後是雄獅。在「睡獅」這個民族意象的建構過程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人仍然是梁啟超。1899年，他在《清議報》發表《動物談》一文，將中國形容為一個狀似獅子的機器怪物，說它就是曾紀澤所說的睡獅。梁啟超可能記錯了，硬生生將「睡獅」這個說法歸於曾紀澤名下。梁啟超並不是欣喜於中國的潛力，而是擔心中國再不醒來就將萬劫不復。甲午戰爭後，各項改革在進行，但梁啟超非常悲觀，覺得國家並無起色。在他筆下，「睡獅」其實是負面形象，跟今天的「睡獅」含義不同。

有趣的是，「睡獅」曾經牽涉滿漢鬥爭。清末有人就用「睡獅」來形容漢人，說漢人本是雄獅，只是被異族奴役後睡著了。「睡獅」的說法現在很受中國人歡迎，但起初很多知識分子並不喜歡它。胡適寧願把中國比作「睡美人」，清醒之後傾國傾城。胡適認為，中國文化應以軟實力令世界傾心。然而，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睡獅」很對備受欺凌者的胃口。（本文摘自《我讀：陪你讀到世界盡頭》，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價：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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