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如何影響你的感受？

利維坦按：說到建築與人的關係，讓我想起前蘇聯莫斯科的一棟結構主義建築——納康芬（Narkomfin，人民財政委員會簡稱）大樓。該樓建成於1932年，作為社會主義公民集體生活實踐的一次嘗試，設計師莫伊謝伊·金茲伯格（Moisei Ginzburg）和伊格納迪·米爾尼斯（Ignaty Milinis）認為，納康芬大樓在物理形態上也應具有意識形態的意涵。

納康芬結構設計草圖

納康芬大樓外觀

在構想的集體生活中，「女性解放」也是一個重要命題（離開瑣碎家務）。所以，在納康芬，廚房是共用的（當然，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私人空間的強制性縮小）。不過，在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停止這類實驗之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相似的大樓建了起來。斯大林上台後，提倡的公共生活和女性解放觀點的人們，很快被打為左派或托洛茨基分子。納康芬大樓的公共空間也很快破敗失修。居民們不得不違反規定，在自己家裡安裝了臨時廚房；原本作為集體娛樂空間的大樓頂層，也被閣樓公寓替代了。

公共樓梯上的一個舊爐子

不同樣貌的建築（群）生態對我們感受的形成會起到何種作用？為何有些建築讓人感到壓抑？有些則讓人愉悅？看完此文或許你會有新的認知（此刻可以先想想記憶中看到禮堂、水塔、教學樓等建築時的具體感受）。

當然，如果你想藉此機會重溫一遍《迷失東京》，我也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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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東京》劇照

文/Michael Bond

譯/Lithium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70605-the-psychology-behind-your-citys-design?ocid=global_future_rss

本文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由Lithium在利維坦發布

「我們塑造我們的建築，而後我們的建築又重塑我們。」1943年，在考慮修復被炮彈摧毀的下議院廳時，溫斯頓·丘吉爾曾發出這樣的深思。

七十多年間，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尋得了充足的證據來支撐他的觀點。

但城市建築師卻往往忽略了他們的作品可能給予城市居民的心理作用。想要創造獨特作品的迫切性往往使他們不曾考慮建築對於居民行為的塑造力。但這即將改變。

東京這樣的現代化大都市，拼接布局設計，可觸及的綠化，視覺吸引力——所有這些都影響著居民的心理狀態。

在如何設計對用戶友好的建築上，「有很多很棒（有理有據）的指南，」 在紐卡斯爾的諾桑比亞大學裡雙修建築與認知科學的露絲·道爾頓（Ruth Dalton）告訴我們，「但很多建築師選擇忽略它們。為何會這樣呢？」

上周，倫敦舉辦了「能感知的城市」會議，對「認知科學家如何使其成果更容易為建築師所接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會議聚集了建築師、設計師、工程師、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這些人在學術層面已越發交融，實踐中卻不然。

艾莉森·布魯克斯（Alison Brooks），會議的演講者之一，是一位專攻住房與社會設計的建築師。她告訴BBC未來欄目的記者，基於心理學角度的理解將改變城市的建造方式：「倘若科學能夠幫助設計這一職業為優秀設計與手藝的價值正名，它將成為一種很有力的工具，很可能就此轉變環境建設的質量。」

研究人員已開始監測像摩天大樓這樣的城市結構，如何從生理上影響市民的情緒與精神狀態。

比如說，更深度的跨學科溝通可降低諸如上世紀五十年代普魯伊特-伊戈住宅區 （Pruitt-Igoe housing complex）這般建築災難的可能——這片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的住宅區，由世貿中心的設計者山崎實（Minoru Yamazaki）所建，包含33幢毫無特徵的住宅樓；它很快便因所引發的犯罪，骯髒與社交障礙而臭名昭著。批判者指出那些現代化高層之間的廣闊空間使人們無法產生社區感，尤其當犯罪率開始升高時。這些樓房於1972年終被拆除。

山崎實（1912－1986），已故美國籍日本裔建築師。在他的建築設計中，以紐約的世貿中心最為知名。

普魯伊特-伊戈絕非聳人聽聞的個案。那個年代的現代化住房工程，缺乏對人類行為的理解，使個人感到與社會存在隔閡，又對公共空間構思不恰，便使得這些建築彷彿——正如在這樣的住房中長大的英國Grime音樂藝術家泰尼·坦帕（Tinie Tempah）所言——「本來就是為了阻礙個人的成功而設計。」

如今，心理學研究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何種城市環境更加鼓舞人心。一些研究嘗試測量受試者於自然狀態下的生理反應：研究人員使用了可佩帶的儀器，例如監測皮膚電導（可測量生理應激狀態）的腕帶，詢問受試者他們情緒狀態的智能手機應用，以及測量關於情緒與精神狀態的腦活動的腦電圖（EEG）耳機。

聖路易斯市的普魯伊特-伊戈住宅區的設計被指疏遠社區並煽動種族隔離。

1972年3月16日被爆破拆除的普魯伊特-伊戈住宅區（值得注意的是，圖片左上角的聖路易斯大拱門，大拱門座落在密西西比河岸「傑斐遜國家擴張紀念公園」，為紀念美國西進運動而設立。由芬蘭裔設計師埃羅·沙里寧於1947年設計）

「通過這種研究方式，我們捕獲了一些其他研究無法給予的信息，」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研究設計的心理效應的科林·埃拉德（Colin Ellard）表示，「當我們（在傳統實驗中）詢問人們感受的壓力時，他們表示壓力並不大，但當我們測量他們的生理反應時，我們發現他們的反應異乎尋常地激烈。可你的健康正取決於你的生理狀態（而非口頭表述）。」近一步觀察這些生理狀態將會使我們更有效地了解城市設計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的身體。

埃拉德的數項研究反覆表明，建築的立面（臨街的外牆）設計對觀者有強烈影響。如果建築的立面複雜而有趣，觀者心情將得到改善；倘若單一乏味，觀者更易情緒低落。譬如，腕帶讀數與現場調查顯示，當一群人走過曼哈頓下城一家全食店（Whole Foods）臨街漫長的煙灰色玻璃時，他們情緒低落，萎靡不振，加快步伐以儘早逃出那片死寂地帶。而當他們走到餐廳與店鋪林立的路段時，情緒顯著提升——不出意料，他們反應自己感到更富活力，也更融入其中。

查爾斯·蒙哥馬利（Charles Montgomery）是一位作家與城市研究專家，亦是埃拉德在曼哈頓研究中的合作者；他說這預示著「街道心理學上將至的災難。」在他的著作《快樂城市》中，他警告人們：「當城郊的便利店開始佔領中心城市時，那些布滿精緻裝飾的樓宇，那些溫馨的獨立店鋪，將會一幢接著一幢，一家接著一家，被冰冷荒涼的空間所取代；街角活潑歡樂的氣氛會被無情地漂白為一片死氣沉沉。」

另一項被反覆證實的結論是，林地或公園之類的綠地可以緩解都市生活的壓力。

被長期評為最宜居城市之一的溫哥華做到了這一點：它的市區建設政策確保了居民可以愜意地觀賞北方與西部的山林海洋。綠地不僅幫助居民恢復元氣，也似乎使人們更加健康。2008年一項關於英國居民的研究發現，社會的不平等增加了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人們患循環系統疾病的概率，但這種健康效應在綠地更多的區域被大大削弱了。

溫哥華的設計與建築政策適應了周圍的自然綠地；這樣的城市常被評為宜居城市。

城市設計的重要性遠不止令人愉快的審美。數項研究表示，在城市中成長加倍了個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亦增加了抑鬱和慢性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患病概率。

城市生活能夠改變一些人大腦的生物特徵，使得右外側前額葉皮層與前扣帶回前膝部中的灰質減少

患病概率增加的主要誘因似是「社會壓力」——鄰裡間社會連結與凝聚力的缺乏。海德堡大學的安德烈亞斯·梅耶-林登堡（Andreas Meyer-Lindenberg）已證實，城市生活能夠改變一些人大腦的生物特徵，使得右外側前額葉皮層與前扣帶回前膝部中的灰質減少，而之前的研究成果已證實了這兩個區域與幼年所經歷壓力之間的聯繫。

這一發現似乎很不合常理：人數的眾多理應促進社交啊。但這僅是表面而已，在城市中難以求得對於精神健康至關重要的有意義的社會互動。城市研究的權威學者們已認清社會孤立是很多疾病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但反孤立，鼓勵社會連結的設計根本上是可能的嗎？

社會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是第一批嘗試的人之一；他提出一個叫做「三角化」的方案，建議城市規劃者通過公共空間中物體與建築的布局使得人們在身體上更為接近，更可能通過步行彼此接觸。

斯諾赫塔（Snohetta）為時代廣場引入了花崗岩花雕長凳

1975年，懷特的同事之一創辦了「公共空間工程」：他們在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的地下室大廳內，並未按原規劃排布令人生畏的長釘，而是在紫杉樹旁放置長椅，由此改變了人們使用洛克菲勒中心的方式。為相似的原則所驅動，斯諾赫塔（Snohetta），一家建築企業，為時代廣場引入了花崗岩花雕長凳，從此，這一標誌性地點，曾被車輛塞得水泄不通，如今也可供步行者休憩了。

儘管建造豐富多樣的公共空間並不能根除城市的孤獨，但可以幫助居民在周邊環境里感到更加融入，更加愜意。「與成千上萬的陌生人同居違反了人類的天性，」埃拉德表示，「城市的任務之一便是緩解這一難題。該如何建造能使陌生人都彼此親近的社會呢？當人們心情愉快時，這自然更加容易。當你積極樂觀時你更可能與一個陌生人交談。」

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倫敦最有名的圓形廣場，興建於1819年

方向感的持續迷失則註定令人消沉。有些城市比另一些更易於導航——紐約格紋般的街區紋路使它相對直白，而倫敦則因大雜燴一般朝向各異的鄰里街道和穿城而過的泰晤士河而令人暈頭轉向。在「能感知的城市」會議上，凱特·傑弗里（Kate Jeffery），一位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究鼠類及其他動物方向感的行為神經學家，表示要想與某一地點產生聯結感，須得了解事物的空間聯繫。換言之，方向感很重要。她告訴我們，像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那樣中心對稱的地點，那些舉目四望卻難以分辨的地方，對於定向來說簡直夢魘般可怖。

在室內方向感也同樣重要。西雅圖中央圖書館（Seattle Central Library）便因令人迷失方向而臭名昭著，儘管它曾因建築之美而幾獲大獎。諾森比亞大學的道爾頓已研究這座建築數年並為此編輯了一冊書籍；她告訴我們，有趣的是，建築師們如此一致地頌揚這幢樓，但它卻毫無應有的功能。

西雅圖中央圖書館曾幾獲建築獎項，有些參觀者卻表示它令人暈眩，證明了建築內部也應使人辨清方向。

這座圖書館的問題之一在於，從底層到高層設有單向自動扶梯，要找到下來的方式卻絕非易事。「建築師們渴望通過阻礙人們的預期而使作品更加前衛。」道爾頓說，「但涉及導航的時候，我們並非憑空期待。真實生活中，倘若一條路徑能從A通往B，你卻被迫走另一條路從B回到A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人們才會頭暈目眩。」在線論壇中，一位用戶反映自己「在找到離開的路後立即狂奔出去，不然我恐怕要焦慮發作了。」

但這也是城市的奇特之處：儘管有那麼多設計與建築上的障礙，那麼多錯綜複雜的圖書館和藤蔓一般胡亂蔓延的公園，身處其中的人們依然能很好地找到家的感覺。

那些蜿蜒在草地邊緣與公園裡的「期望路徑」乃是明顯的示威。它們標出了人們所期望的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市區道路，代表了一種對於建築師與規劃者所規定路線的群體抗議。道爾頓將其視為城市的「分散意識」的一部分——一種共享的，關於他人所曾經歷的困境與在未來可能邁向的前景的知識——想像一下吧，如果期望路線（她稱之為「社會路徑」）能在人行道和街道上用數字技術進行標示的話，將會對我們的行為有多麼深遠的影響！

最後，她得出了一個建築師，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似乎都已達成的共識：成功的設計並非如丘吉爾所言，取決於建築如何塑造我們，而是應該使人們感到自己能夠駕馭所處環境。或像傑弗里在有感知的城市上說的那樣，我們乃是「我們所處地點的產物。」歡迎來到神經建築學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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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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