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不清，邏輯混亂，2017年高考歷史題令人失望 | 短史記

文史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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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津濤

2017年高考已經落幕，各科試卷陸續公開。在文科試卷的歷史題目中，我們發現不少題目存在比較嚴重的邏輯問題和事實錯誤。試略舉幾例，以說明具體問題之所在：

例一：全國卷Ⅰ選擇題第25題

考題：

圖：全國卷Ⅰ選擇題第25題

問題所在：

這道題的「標準答案」是A。顯然，出題人希望考察學生對西漢郡國制度演變的掌握程度。

這道題存在兩個問題：

1、表格數據，內在邏輯混亂

高帝、漢文時代，王國之諸侯可「掌治其國」，中央直轄地區為郡；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拆分諸侯王國，縮小其領地，且命「諸侯不得復治國」，王國漸向成中央直轄區域轉型。武帝行推恩令，王國實力再度被削弱。①

但是，

表中所示中央直轄郡、國數量的增多，與答案本身並沒有邏輯關係。因為影響漢朝郡、國數量的因素很多。

將舊有大郡拆為幾個小郡，會增多朝廷的直轄郡數量；征服了新的領土，也會增加朝廷直轄郡的數量——如武帝在一系列的對外擴張戰爭之後，即新設郡多達20餘個。②

因為存在上述因素，

如果命題人想要展示諸侯王國和中央朝廷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單純列舉中央直轄郡、國的數量的變化，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題目中的「由此可知」，其實是「不可知」

（比較中央和王國轄區面積的變化、轄區人口的消長，是更合理的選擇，當然，這樣的數據很難統計）。

2、標準答案，不符合史實

本題的標準答案是A：諸侯王國與朝廷矛盾漸趨激化。

但就歷史事實而言，高帝時期，以內戰的形式消滅異姓王國；景帝時期，又以內戰的形式平定「七國之亂」，這是漢朝廷和諸侯王國矛盾最激烈的兩個時期。文帝、武帝時期，朝廷和諸侯王國之間雖然矛盾仍在，但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事。也就是說，

從高帝到武帝，並不存在「諸侯王國與朝廷矛盾漸趨激化」這樣一種趨勢。

例二：全國卷Ⅰ選擇題第29題

考題：

1904年，湖南、四川、江蘇、廣東、福建等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9個省份留日學生共計1883人，佔全國留日學生總數的78%，直隸亦有172人，山西、陝西等其他十幾個省區僅有351人，影響留日學生區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區經濟文化水平與開放程度有別

B．革命運動在各地高漲程度存在差異

C．清政府鼓勵留學生的政策發生變化

D．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不同

問題所在：

這道題的「標準答案」是A。命題人顯然希望考察「經濟基礎決定XXXX」這個套路。

這道題存在兩個問題：

1、不講邏輯，將原材料的相關性，升級為因果性

這道題，從題干到答案選項，均出自張海鵬、李細珠著《中國近代通史第5卷》③。

該書有一張統計表，截圖如下：

圖註：表格為該書原文所有

該書對這張統計表的解讀如下：

「據上表數據，1904年全國共有留日學生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蘇、浙江、廣東、安徽、福建、江西等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這9個省份共計1883人，佔總數的78%強，其他內地與邊遠地區十幾個省區僅有523人，約佔22%。有些省區，如甘肅、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甚至榜上無名。

顯然，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生來源的中心區域，這是與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

相一致

的。

」

「標準答案」A，顯然正是出自該書「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生來源的中心區域，這是與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相一致的。」這句話。

但是，需要注意：考題的提問是「影響留日學生區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這是在要求考生回答「因果性」

；

而原著作的表述是「（留日學生分布）與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相一致」——

這是在較為謹慎地表述「相關性」。

2、史實錯誤，影響1904年留日學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是具體的地方執政者，而不是地區經濟文化水平與開放程度

命題人略去了原著作中的表格，來向考生提問「影響留日學生區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誤。

從表格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四川的經濟水平和開放程度，顯然遠不及江蘇、廣東，浙江，可他們卻牢牢佔據著留日學生總量排行榜的前三位。甚至於經濟水平和開放程度非常落後的雲南，也人數過百，居於第8的高位。直隸在晚清，歷來是相當保守的省份，其留日學生數量卻可以與廣東相差無幾。僅這五個省份的留日學生，加起來就已經有1323人，達到了總數的約55%。

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常」現象，是因為決定1904年各省留日學生多寡的第一原因，不是經濟條件，不是開放程度，而是各省督撫的政策與立場。

湖南、湖北之所以高居前兩名，是因為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正是晚清留日風潮的最大鼓吹者和最大的推動者。

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和其他各種政治場合中，一再宣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且身體力行，在其所轄湖南、湖北兩省，大力推行官費、公費留日（如第一批赴日39名士官生中，有11個湖北人；第二期25人中，更有17個湖北人。）。

直隸留學生總數之所以能與廣東相差無幾，與該省總督袁世凱密不可分。

袁在直隸號召官紳「博採鄰邦良法」；1903年直隸派往日本的留學生有60人，僅次於湖北的81人，居全國第二。④

四川、雲南的情況也是同樣，四川總督錫良、雲貴總督林紹年

，都是出於為本省新式教育培養師資的目的，積極號召下屬府、縣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如四川1904年僅留日師範生就派出了160餘人）。

誠然，經濟條件和開放程度會影響留學生的多寡。但在具體的案例當中，經濟條件和開放程度卻未必會是「影響留日學生區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在1904年這個案例中，居於第一位的主要因素，顯然是督撫們的政策，其次才是經濟條件和開放程度。

附帶一提：到了1922年，各省留日學生數量對比大變。直隸、京兆加上一起僅53人，雲南37人、湖北126人，遠不如1904年。⑤沒有了張之洞這樣的地方高官的推動，這些身份學子的留學熱情，已遠遠無法同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此時，經濟條件和開放程度才可以被視為「主要因素」。

例三：全國卷Ⅱ選擇題第27題

考題：

明初朱元璋嚴禁宦官讀書識字，但後期宦官讀書識字逐漸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針對性的編纂適合宦官學習的讀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後期

A.中樞決策過程發生異變

B.皇帝權力日趨衰落

C.內閣議政功能已經喪

D.宦官掌握決策權力

問題所在：

此題意在考察學生對明朝政治制度的了解。該題的「標準答案」是A。

該考題同樣存在兩個問題：

1、史實錯誤

首先，所謂「明初朱元璋嚴禁宦官讀書識字」，此說之真偽，在學術界是存在爭議的。

爭議雖難有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宦官在洪武年間被廣泛安排從事外交、軍事、財政、司法、文書、記事等工作，他們是識字的。洪武十八年，11歲的太監羅氏被「選入內庭」，「攻習書史，日有進益」「至於道經釋典，靡不博覽」，文化程度不能算低。⑥

其次，宦官讀書識字的制度化，也不是在明朝後期才成型。

早在永樂年間，明成祖就大量任用宦官，使宦官在宮內讀書、識字成為常態。隨後，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期間，選撥聰慧的小太監，命人在文華殿教他們讀書，逐漸成為一種制度；由宦官代皇帝批閱奏章的「票擬制度」，也形成於此時。顯然，宦官讀書、參政，早在明朝前期即已制度化。⑦

2、邏輯錯誤

考題希望考生由材料「推知」出一個答案。但是，如前所述，由於題目本身存在事實錯誤，其實是法「推知」出A這個「標準答案」——

「票擬制度」確實改變了明朝的中樞決策過程，但明朝宦官識字的制度化，遠早於「票擬制度」的出現。二者存在相關性，但不存在因果關係。

明成祖、明仁宗時代，宦官識字早已成常態，中樞決策過程有沒有異變呢？

明朝廷允許宦官讀書、識字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搞出「票擬制度」來改變中樞決策過程，而是想讓宦官分擔一些內廷基層事務，比如到宮內各衙門充當「寫字」負責抄錄文書等。

結語

「據此可知」、「由此可以推知」等材料型考題，是近年來高考極常見的歷史題目類型。可惜的是，如本文所示，多數此類題目，材料與「標準答案」之間邏輯關係往往是混亂的。考生如果真的掌握了比較詳盡的相關知識，真的嚴格依照邏輯去「推知」，恐怕就要發生悲劇。當然，中國教育已經無視「邏輯課」數十年了⑧，考生在回答這類問題時，自有「心得」，並不依賴邏輯「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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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唐贊功：《吳楚七國之亂與西漢諸侯王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②雷虹霽：《秦漢歷史地理與文化分區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1、92頁；③張海鵬、李細珠：《中國近代通史第5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④魏善玲：《清末新政時期袁世凱對留學生的選派及任用》，張華騰主編《辛亥革命與袁世凱：清末民初社會轉型時期人物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⑤陳學恂、田正平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5頁；⑥⑦包詩卿：《翰林與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122頁；⑧諶旭彬：《「邏輯課」被中國教育無視數十年，太不應該》，短史記第5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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