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剛：文藝和人民的雙重維度

文藝和人民的關係問題，是文藝中常說常新的話題。比如，「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便是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反覆強調的核心議題。現在看來，人民這個概念理應是中國革命的產物，我們今天能夠非常從容地討論「文藝與人民」的關係，這本身就是在中國革命遺產框架下討論問題的方式。由於這個鬥爭天然包含了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雙重任務，這使得我們對人民的理解也理應包含階級論與文明論的雙重維度。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後革命的時代，無論是文藝還是人民，無論是階級解放還是文明復興，都面臨著新的歷史內涵的填充，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首先，按照階級論的觀點來看，人民更像是一個虛構的總體性。因為它的權威地位來自其本身是一個不可分的抽象總體。我們從來找不到哪一個人叫作人民，因為一旦具體化，人民的概念就失效了。我們只能在一個不可分的總體上去理解人民的權威。而對人民這個不可分的總體，最大的威脅恰恰來自於個體，因為人民同時又是一切人，一切具體的人的匯聚，那些帶有多樣化屬性的個體，勢必會瓦解作為總體的人民。比如，底層的出現，打工者的出現，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定義人民。

這便存在著阿甘本所說的「大寫的人民」和「小寫的人民」的區別。前者即是總體性的人民；而後者指的是那些無法被「大寫的人民」所涵蓋的，一直受排斥的邊緣人，即「赤裸生命」。由於這樣一些人群的存在，任何政治體都必須面對始終存在著潛在內戰的命運。因為這些「小寫的人民」，始終存在著消解人民總體的力量，這個消解的力量會積聚起來，在某一時刻對政治體的權威發出挑戰。這是任何政治共同體都必須面對的根本性的斷裂。而「內戰」的結果則是利維坦與比蒙這兩頭巨獸（分別象徵著「大寫的人民」與「小寫的人民」）的同歸於盡，而在末世的盛宴中，將產生一種新的人民。

因此，人民其實是一個生產的概念，它是事件之後的生產，在事件之後，那種忠實於事件，並積極認同於事件所開闢的真理的人合體為新的人民，他們一起面對當下的時代，開創一個新的國度，讓既有的苟延殘喘的現有國度都慢慢在事件的光芒中消逝。而新的事件也不斷召喚著時代去為人民填充新的歷史內涵。在這個意義上，人民不是凝固的、現成的、隱匿在某處安靜地等待我們去發現的某種實在的群體，它是流動的，不斷生成，不斷變異，不斷被製造又不斷消失的幽靈般的存在。而文學的任務就是去召喚、去發現、去捕捉那些幽靈，賦予它們肉身，讓它們顯形並發揮作用。與此同時，還要時刻準備著它們在某一天的消失，並積極著手重新發現。

在此框架之下，人民其實意味著對於主體性的期待，一個模糊的輪廓，一種粗略的可能性，以及一種朝向實體的努力，而非任何絕對意義上的實體性。人民其實是朝向未來的無數瞬間的匯聚。它不斷消失又不斷被重新塑造，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意識，才是人民的根本之意。即便是「革命的第二天」，也不斷醞釀著「革命內部的革命」，這也是中國革命作為一種階級革命，其影響綿延至今的意義所在。

然而在這種階級論之外，人民的另一重討論框架同樣不容忽視，即在新的歷史語境之下，我們需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重新釐定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問題。這是時代賦予人民的新的歷史內涵所在，一種超越了階級論的文明論框架之下的新問題的討論與展開。這便正如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在他的講話中，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問題，是緊緊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歷史任務展開的。而為了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

確實，近30年來中國發展的步伐令人震撼，中國崛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一方面，從世界歷史來看，中國崛起具有特殊性，它既沒有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又保持了安定團結，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奇蹟。另一方面，從更長遠的歷史來看，中國崛起並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有著5000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也是一個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文明型國家」，也是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的幾乎完美重合。它的崛起帶來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即「中國模式」的崛起，這甚至被視為世界範圍內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這個意義上看，阿甘本所言的「大寫的人民」，即人民總體性，就並非毫無意義。從文明崛起的角度重新認識中國，認識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問題，就意在強調這種人民的最大包容性。它趨向於在階級鬥爭、敵我衝突之外，將人民的區分理解為內部矛盾，以求取最大公約數，進而以一種共同體的方式，獲得國家民族層面的廣泛概括力。這也告訴我們，在個體之外，人民更意味著國家和民族的總體。因此在一種雙重維度之下理解人民，就不僅僅在於邊緣人反抗的階級論視角，更意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中國現代性最終完成的文明論框架。

也是在這雙重維度之下，文學面對人民時的兩個問題在於：一方面，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內心的衝突和憂傷。這意味著階級的分野所決定的文學差異將廣泛存在；而另一方面，人民的總體性又必須服膺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文明框架，時代的新任務會不斷調和這種客觀存在的內部差異與矛盾。所以，如果說從階級論的角度看，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問題廣泛涉及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在於知識分子如何改造；那麼從文明論的角度看，同樣涉及到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如何調動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召喚書寫者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實踐之中，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講好中國故事。因此文藝的任務既要去召喚、去發現、去捕捉那些被排斥到邊緣的人民的幽靈，記錄那些被不斷遮蔽的情感與歌哭，賦予它們沉重的肉身；又要在時代總體框架之下，展望文明的未來，凝聚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這或許才是文藝與人民關係的完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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