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能神」到專職財神——關羽的「晉陞」之路

文武財神年畫（右為武財神關羽）

文┃楊全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 · 捌》

東方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微信號：zggjls

如果掰著指頭數一數，人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的「財神」在數量上幾乎無神能及。無論是道教，抑或是民間信仰，總能找出多個財神的擔當者。他們既可以是「純粹」的神，如五路財神，福、祿、壽三星等，也可以是追授神，譬如心有七巧的比干、陶朱公范蠡，甚至孔門的子貢和點起兵來多多益善的韓信！

如此之多的財神有時讓人們摸不著頭腦，到底該供奉誰呢？當然人們可以說民間信仰在地域上的差異會導致奉祀對象的不同，因此供奉對象視地域而定。但是，隨著鄉土文化的減弱和信仰趨同性的增強，最終出現了一位相對固定的財神形象，此神正是關羽。可為什麼一位起初與「財」「富」「錢」毫不沾邊的歷史人物能在千年後穩坐財神之寶位？是靠那把無可匹敵的青龍偃月刀嗎？當然不是，這事還得從頭講起。

關羽的封神之路

關羽被封神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在陳壽的《三國志》里，他只是一位英雄，直到逝世51 年後才被追謚為「壯繆侯」；到了北宋末年，他的形象開始得到升華，這也與身陷邊境危機的宋廷對忠勇之士的渴求有關。宋徽宗曾連續四次加封關羽：「忠惠公」「崇寧真君」「武安王」「義勇武安王」；元代官方承襲了宋代對關羽的封號並加以豐富：元文宗先後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齊天護國大將軍」「檢校尚書」「護國崇寧真君」等；而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更是將關羽塑造成一個集忠、義、仁、勇於一身的完人，這對人們對關羽的群體性認同起到了頗為關鍵的作用；到了明神宗朱翊鈞時，關羽被正式封帝，成為大名鼎鼎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自此之後，關聖帝君的形象就被固化下來。

明神宗

明神宗在位時不僅給關羽封了帝，還大修了洛陽城南的關林。根據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的《重建關王冢廟記》及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 年）《創塑神像碑記》等碑刻，關林的建修時間應在明神宗萬曆年間。之後，天下的香火幾乎都集中到關羽的身上來了。明末的謝肇淛就在《五雜俎》中感嘆道：「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謝肇淛是個讀書人，因此還使用著關羽最早的封謚「壯繆」，而同時期的李光縉則在《關帝廟記》中採用了當時流行的稱謂——關帝，我們也能從他的敘述中感受到關帝崇拜的狂熱：「上自監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縉紳學士，紅女嬰儒，亡不人人奔走，禱靡不應，應靡不神」。

按照李光縉的描述，關帝信仰的接受群體涵蓋了當時所有階層，而那時的關帝也不只是財神。就明神宗給關羽的封號而言，他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既然是天尊，主要職責是伏魔，同時又管轄三界，通俗來講就是趨利避害、保佑降福。那麼很清楚地，其不僅僅只有財神的一面，而應是正兒八經的「萬能神」，所以才使得「上自監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縉紳學士，紅女嬰儒」都爭相信奉，否則僅財神的單選項也滿足不了初衷不同、來源龐雜的奉祀群體。而且這種「萬能神」的認同從明末一直傳到清代。據繪製於清代的《京師乾隆地圖》記載，當時北京城內專祀關帝和以關帝為中心的廟宇累計達116 座，幾乎佔到了城內全部廟宇總和的十分之一，關帝廟的香火甚至超過了祭拜「孔聖人」的文廟。

年畫——迎財神

種種現象表明，作為「萬能神」的關羽，自有其龐大的奉祀群體，可他又是如何被塑造為財神的呢？

晉商的「關帝經」

是晉商選擇了關帝，還是關帝選擇了晉商，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眾所周知，晉商和關羽搭線是出於老鄉情節：關羽為河東解良人（今山西運城解州人)，晉商以與關羽同鄉為榮，因此形成了濃厚的關帝崇拜。從表面上看這似乎順理成章，可如果說晉商借著關羽的庇佑而名揚海內，並與徽商分據我國南北兩大商幫之首，這似乎就有點兒唯心了。老鄉情節固然很重要，但最多是個充分條件。要知道，晉商得以發跡，多半靠的是地理位置的優越和政策上的眷顧。

山西北抵蒙古高原和明長城，成為華夷之界的分野，其東西兩側又為太行、呂梁二山所裹挾，無形中塑造了溝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另一條「絲綢之路」。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山西的大同等地成了明代重要的邊防重鎮。婦孺皆知的清代晉商「走西口」，就因為這裡是控扼北通蒙古草原、河套的關口（即今天的山西右玉，歷史上曾稱為參合陘、殺胡口、殺虎口、西口等），綰轂通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交通，明初就在此地設立衛所以防邊患，後來又開通了邊貿市場，這成為晉商得以起家的重要原因。

明長城 懷特·赫伯特/ 繪

正由於此，明初的時候，政府還為北方各邊鎮籌集軍餉推行過開中制。所謂開中制，據《明史·食貨志》記載：「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也就是政府為了鞏固邊防和商人們達成的君子協定——商人以實物向國家換取鹽的專賣權。雙方各取所需，何樂而不為？因此，佔據地緣優勢的山西商人們就享受到了政策上的便利，這為其商業帝國的根基划下了堅實的一筆。

但是，為第一桶金而奔波的商人們自然不會考慮意識形態等因素，畢竟，賺錢是第一要務，只有在初具規模後，才會顧及其他，譬如說信仰。直到明中葉，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學界一般把我國地域性商幫的興起與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觀聯繫在一起，可如果細心觀察，人們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兩者在時間上的高度吻合——明中期以降，在這個時間段內不僅關羽封了帝，而且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地域性商幫走向興盛。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內在的關聯嗎？

懂得「借力」的晉商

官方之所以認同關羽，與其說因為他是忠義的化身，不如說因為他更符合皇權統治的需要——穩定秩序與歸順民心，關帝信仰的風行更體現了官方改造民間信仰範式上的成功。

而此時打著老鄉關羽旗號四處行商的晉商就省去了一大筆人際交往成本：一方面，打出信仰牌，藉助共同的關帝信仰拉近彼此的距離，使得作為外鄉人的晉商們更容易在他鄉落地生根；另一方面，選擇得到官方認可的關羽，則表明其站好了隊。要知道，明代重視關帝信仰，清代同樣也重視，這又是為什麼呢？

晉商文化的象徵——平遙古城

清軍入關後，為鞏固統治、消弭漢族百姓的反抗之心，便採取「以漢治漢」的策略，遴選了漢人心目中忠義神勇的關老爺：先是順治元年(1644 年)「建關帝廟於地安門外宛平縣之東, 歲以五月十三日致祭」，到了順治九年（1652 年），又「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這就給了關羽一個官方定性，同時也奠定了他在清代的地位。康乾時期又陸續對關羽的後裔進行封賞，除此之外，例行祭祀與修葺關林的舉動也都是極好的政治作秀。這些舉措使得「關聖帝君」的形象更加契合清王朝的「治統」，而關帝信仰在清王朝合法化的同時也具備了整合社會價值觀的功效，這對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深受「華夷之辨」影響的漢民族來說，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時的晉商真是如有神助，不僅迎合了主流的信仰觀，更具備絕對的政治正確，這種超前的預見性也保證了他們在有清一代不必受到過多的政治干預。當然，僅嘴上說說肯定是不行的，必然要有所表現，這就是晉商所到之處大修關廟的動機所在。

清初的統治者們為維護「治統」採取了信仰愚民政策，即高舉關羽的千古忠義，而在地方上的舉措就是推動關帝廟的修建。但面對如此浩大的工程，狡黠的政客們採取了「官方提議，民間集資」的手段。始建於清乾隆九年（1744 年）的洛陽潞澤會館（「潞」是長治，「澤」指晉城，此館前身正是關帝廟），其《關帝廟新建碑文》就清楚地記載：「皇上崇建祠宇，春秋享祀，典禮尤隆。而直省郡邑大小臣工一體遵行，以故薄海內外，窮鄉僻壤立廟供奉威榮法像，無地無之。」而民間出資者自然是來自山西的商賈，從碑文「洛陽城外東南隅之新關帝廟，造自潞澤商崔萬珍等」及《建修關帝廟潞澤眾商布施碑記》（立於乾隆二十四年）與《山西潞澤眾商布施關帝廟香火地畝碑記》（立於乾隆三十二年）二碑題銘也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印證。

洛陽潞澤會館 愛德華·沙畹/ 攝

修建關帝廟是一筆巨額的投入，不亞於現在的巨額廣告費，可在古代，單靠信仰帶來的香火錢真的能收回成本嗎？當然不能，晉商也不是傻子，因為建廟還有其他社會功能的考慮。

關帝廟與晉商會館，傻傻分不清楚

明代以降，尤其是清前期的晉商會館（也包括晉商入股的會館，如山陝會館等），其前身多半為關帝廟，如前文提到的潞澤會館，類似的還有河南開封的山陝甘會館、遼寧海城的山西會館、甘肅張掖的山西會館等，它們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才從「廟」改為會館的。其實很多會館與關帝廟誰為先，誰為後的時間界限也並不清晰，雖然有的以會館為名，但因其中供奉關帝像，所以也被世人稱為「關帝廟」。例如始建於康雍年間的洛陽山陝會館，其山門上就題有「河東夫子」四個大字（關羽為河東人，他是山〔西〕陝〔西〕商人共同的鄉土神：山西運城是關羽的故鄉，而陝西臨潼是關羽的改姓之地，山陝聯誼以表「秦晉之好」），又據乾隆十一年（1746 年）武狀元龔崧林撰修的《洛陽縣誌》，現在的山陝會館過去也叫「山陝廟」，而立於道光年間的《東都山陝西會館碑記》也言明了其正殿祭拜的正是關帝。其中的聯繫也就再清晰不過了。

洛陽山陝會館

那麼會館是幹什麼的？一般認為，會館就是同鄉議事之所，功用自然也各有差異：例如有商業色彩的行業會館，同鄉集會的同鄉會館以及為科舉考試而服務的科舉會館等。晉商會館當然屬於行業會館了，其目的自然與商業掛鉤。清廷在建廟上選擇了「官督商辦」的模式，那麼對於投資人，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政策上的優惠，除了減免稅收外，官府對這些關廟並沒有太多地理位置上的要求，反倒是晉商，往往在這方面下功夫。

就選址來看，它們絕不是單純的廟宇，而是在區位因素主導下、打著信仰旗號的商業性機構。以洛陽的潞澤會館和山陝會館為例，它們的選址就基於交通最優原則：潞澤會館位於清代洛陽城外東南隅，距洛陽城僅一街之隔；而它又東臨瀍河（洛陽城的護城河），門前即為小石橋，瀍河支流水系向南匯入不遠處的洛河，可以說有著十分便利的漕運優勢。坐北面南的山陝會館正對著洛河，碼頭等設施十分完善，貨物裝卸較之於潞澤會館更具地利；同時它位於洛陽老城南關馬市街，緊鄰進出清代洛陽城的南大門，可以說如果不考慮「關帝廟」的頭銜，這裡就是一個典型的商品集散中心，區位優勢較之潞澤會館更加明顯。

紫線標出的分別是潞澤會館（右）和山陝會館（左）

而在河南其他地區的一些小縣城，如周口的關帝廟和南陽社旗的山陝會館，商人們則審時度勢，利用當地地價低廉的有利條件，採取了市場最優原則，把關帝廟建在了當地的市場旁。

從中不難發現，信仰似乎只不過是商業的包裝紙，但它僅僅只是包裝紙嗎？信仰到底在晉商心中起著多大作用？為什麼關帝可以讓晉商無比虔誠地供奉呢？

商幫治理模式背後的關帝信仰

據蔡洪濱等人研究，除地緣因素之外，商幫治理模式也是影響晉商信仰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說晉商必須選擇關羽！

比起南方依靠宗族勢力成長起來的商幫，晉商在我國有點獨樹一幟，因為他們依賴的不是家族內部的層層選拔，反而採取了一種帶有近代性質的商業模式：即以地緣為主的「東伙」（東家和夥計）制，其遵循避親舉鄉原則——選擇同鄉來出任經理和夥計，並藉助允許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號規習俗激勵並約束同鄉夥計的行為。

譬如在激勵機制上，晉商普遍採取了股俸制。商號的股份有銀股和身股之分：銀股是財東投資商號的合約資本，對商號的盈虧負無限責任；身股是財東允許經理等重要夥計以人力而非資本所頂股份，可以參與分紅但不對商號的虧賠負責。身股把夥計的個人收益與商號收益緊密聯繫起來，比薪金更有效地激勵了夥計。

而在管理層面，晉商的商號往往訂立正式而嚴格的號規來約束財東和夥計的行為。為保證號規的執行力，山西商號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制度或默契。比如，號規一般約定無論經理還是夥計，都要賠償因個人原因造成的商號損失並減少身股和薪金數額作為處罰。同時，山西商號無論招聘經理、夥計還是錄用學徒，都要求有殷實的親友或商鋪作保，後者倘有違規行為，保人負完全責任。此外，由於山西商號僅僱傭本省人充任夥計，而夥計赴異地經商又不攜帶家眷，這使留居山西的家眷及家產，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保證駐外經商的夥計不虧空、不違規、不攜資潛逃的質押。

故而，晉商的商幫治理模式就與關帝信仰完美地契合了：「義薄雲天」的關羽代表了異姓兄弟間的信義與忠誠，晉人對關羽的認同和崇拜恰好吻合了晉商約束同鄉夥計不軌行為的需要。在操作層面上，晉商通過建廟、祭祀等手段不斷強化著關帝崇拜，一併鼓吹「忠誠信義」「以義制利」等信條，這不僅增加了夥計背叛商人的道德成本，同時也有利於商人取信於主顧。

至此，晉商的信仰帝國才算真正地建立起來，它有外在的社會因素，更有著內在的道德規訓，可以說關帝信仰是使晉商數百年來得以生生不息的關鍵一環。

我們所信奉的其實是晉商的關帝

比之於徽商等南方以家族勢力維繫的商幫，晉商這種獨特的商幫治理模式更具近代性，其擺脫了家族的束縛也更迎合逐漸走向近代化的中國，比如我們看到的山陝會館、山陝甘會館等都更像是股份合作制的前身。從明末到民國期間，晉商和晉商入股的會館多達637 座，而且遍及全國30 個省份，影響力之大毋庸多言。在重遷徙的經商習俗中，晉商也將自身的文化根植到異鄉中去：例如，關帝廟或者晉商會館大都配有舞樓或戲樓這些名稱有異但樣式雷同的建築單元，它們就是晉商進行「文化宣傳」的獨特工具，每逢關羽生日、當地廟會等重大節日，山西梆子等地域色彩極強的曲目便會在這裡上演，而最為常見的曲目，自然是關羽的演義，宣揚的無非是忠肝義膽的大道。

從上至下分別為洛陽潞澤會館舞樓、洛陽山陝會館戲台、社旗山陝會館戲樓

晉商通過自身的信仰影響了當地人對關帝信仰的體認，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用晉商化的關羽——推崇信義和祈求財富，置換了先前對其他財神的認同。

晉商會館或晉商入股的會館在全國各省市地區的分布統計（2013 年）

今天，這種認同又隨著商品經濟的浪潮而愈加強化起來，我們熟悉的關羽的「財神」稱號不得不說是拜晉商所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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