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極為豐沛的人才資源篩選出局，讓三四流的人員管理一個龐然大國，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導讀：幾十年里形成的負篩選人事制度，導致體制中很少有理想主義者和獨立見解的能人。有理想主義、真能幹的人，都被排斥在外，因為他們被視為具有威脅性。蘇聯的人事制度把極為豐沛的人才資源篩選出局，只讓三四流的人員管理一個龐然大國，日新月異的局面自然是出不來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我從1985年開始，通過與蘇聯學者和西方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之間的交流，在蘇聯考察，強烈認識到蘇聯體系性失敗的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它人事制度上的負篩選。199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講了負篩選的眾多案例。兩年後我讀到，蘇聯學者反省他們的人事制度，得出的是同一個結論，他們用的詞叫「逆自然淘汰」。

一個組織或機構無論大小，無論其性質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什麼人能進來，進來後安排什麼職務，怎麼將人淘汰出去，這是人事制度的基本環節。我有個前輩朋友孔先生，在海外做過二十多年管人事的大學副校長。他說中文的「人事制度」這四個字絕頂聰明——沒人就做不成事；選錯用錯了人，一定會把事搞爛。

蘇共和蘇聯政府是一個超級大組織。對於人員是正向篩選還是逆向篩選，相當程度上決定著這個組織的整體效能乃至生命力。

我在這方面學習研究達到的認識是：執政不久，蘇共的負篩選人事體制逐步形成。它建立後，雖然有少數領導人想扭轉，卻大勢所趨，沒能改變方向。結局便是，這個世界上最老的執政共產黨解體時，沒多少人出來救，大多數成員都要把它當作「臟衣服」扔掉。

革命剛成功的時代：群星燦爛

列寧在演講

20世紀初，列寧所屬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雖然黨內經歷過重大的爭論和分裂，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時，列寧已經是公認的最高領袖。不管是國外流亡的人，還是響應他的號召在國內發動革命的人，大家用了一個術語來稱呼他身邊這撥翻天覆地的革命志士：「列寧一代的近衛軍」——他們可謂是五顏六色、群星燦爛。不論其政治觀點如何，別人對其價值觀認同與否，這撥人對自己的理念是真的信仰，願意為自己的理念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他們是非常認真的理想主義者。

從能力來說，這撥人是從歐洲早期工業化和全球化導致的各類衝突中磨鍊出來的非同尋常者，主動投身於改造俄國甚至改造全世界的「使命」中——再造一個新的「太平盛世」（TheNewMillennium）。他們很多人在各地主要是在西歐流亡，對世界大潮流很敏感，對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政治理念都很熟悉。很多人會好幾種語言，他們的成長背景、觀念背景、能力背景，都是世界性的，他們的視野是全球性的。他們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一些屬於原俄羅斯帝國的非俄羅斯人，還包括周邊的波蘭人、德意志人、奧地利人、芬蘭人等。這些多背景、多國籍的人才，自願參加了以列寧為首的革命運動。這種群星燦爛的非同尋常的人才架構，才使得列寧和托洛斯基率領幾百核心成員，加上中層積極分子幾千人，一舉便將全球最大帝國的政權拿了下來。

從「行動者」的維度看，如果沒有這類創造性的人才，沒有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理想之獻身，是不可能有這種英雄造時勢的異常現象。古今中外，第一代打天下的人才結構的基本特點，就是一對自己宣揚的理念真信奉，二是真的有才能。列寧一代的近衛軍便是例證。

列寧病中的擔憂及對策

列寧人到中年，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很快喪失工作能力。但他意識到，身邊的那撥梟雄，雖然每個人都有非凡的才幹，但卻很難搞好關係。他們尚可團結在一起，就是因為列寧在。那時，列寧沒有名義上的最高黨領導職務，靠的就是革命領袖的超常能力、決心與魅力，使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梟雄們，都認可他。

十月革命推翻舊政權之際，列寧問托洛斯基：如果我們倆被打死了，你覺得布哈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能夠替代我們嗎？托洛斯基不以為然。1922年，健康狀況不佳的列寧越來越擔心：他死後最高層的人事怎麼安排？

他想了幾個辦法。比如執政黨一定要推廣自下而上的選舉制；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一定不能是職業性的「機關人員」為主。在俄文里，「機關人員」（apparatchik）有點貶義，指從小官僚做起來、一路聽從上司而被提拔的人。列寧強調，黨政系統最重要的職務，得是五湖四海鍛鍊出來的真人才，要增加人才來源的多層次與多元性。第二、三層次的職務也要自下而上由普通黨員選舉出來，防止那些任命出來的人把持一切部門。

隨著列寧身體越來越差，書記處的權力也變得越來越大和集中化。列寧時代沒設黨內一把手的職務，開會時都是政治局重要成員輪流主持。比較專業的報告，如民族問題，多由少數民族出身的斯大林做；宣傳理論報告多由布哈林做；最創新思路的報告由列寧來做。

最早的書記處是個技術工作小組，為政治局服務，是做文字工作的，只有幾個人。斯大林後來主持書記處，才把機構從幾個人變成了六百來人。斯大林是最依靠任命制的，著手制定了一個「官職表」。他掌握了蘇共的日常管理。對此，列寧越來越擔心，但卻越來越喪失工作能力，他那時已中風兩次。列寧在自己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想推進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他兩次委託托洛斯基向日益成長的官僚機構發動進攻，以打破官僚化的趨勢。但托洛斯基兩次都沒有接受他的委託。如果他這樣做，也許能把列寧設想的新元素帶進系統，把斯大林的集權大大減緩和制約。列寧認為托洛斯基是他一代近衛軍中最有才能的，斯大林其次，但斯大林那時已經掌握了書記處，權力日益延伸穩固。

斯大林的兩手：恐懼與收買

列寧死前看到的機關集權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寧病變的那兩三年里，已做了非常紮實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黨務的權力，把服從他、完全照他思路辦事的機關人員，安排在重要的崗位。隨著列寧的去世，這種人事安排加速了。

斯大林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擊敗列寧一代近衛軍里對他有威脅的諸位，包括托洛斯基與許多他想像中的敵手。斯大林50歲時，權力鬥爭就已經完結了，他成了當仁不讓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寧實踐過的，更不是他所設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傳統西歐和北歐的那種開放性的強調選舉與法治的制度不一樣，拜占庭式的強調宮廷政治，強調權術與謀略。俄羅斯幾百年受東正教的影響，源遠流長。列寧一代從西歐北歐帶回來的那點開放性的人事體制鮮活要素，漸漸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裡面底下的東西。他認為，要想別人聽話，最根本的是兩手，第一是讓人處於恐懼之中，第二是給人足夠的私利。他一輩子堅信，一靠恐懼，二靠收買，才能讓別人成為可靠的工具。

從1922-1923年起，斯大林就開始建立檯面和台下兩套系統。他讓「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層次最重要的機關幹部職務列一個現職名單，再列一個後備名單，萬一這些人不聽話了，成了「內奸、特務、叛徒、暗殺組織者」了，一旦被清洗，馬上有替代者。不僅在全聯盟的最高層次上，還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的最重要職務，他都親手掌握那個「官職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職務都配一到兩個替代者，官員們隨時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員日夜意識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時被替代，誰也不知道。紅軍領袖之一的烏博列維奇，每次離家上班時都要準備一個日常用品包，因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還能回家。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懼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買。列寧時代，所有高層不能拿高工資。黨政、企業等的高層，工資都不能超過最好的技術工人。列寧規定，最好的技術工人的工資，相當於中央委員的工資。領導幹部的演講、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來交給黨的公用基金會，這就是所謂的partmaximum規定。列寧一代領導人的生活，雖然未必很苦，但確實清廉。

有個著名的故事，是講為什麼建立了克里姆林宮的特別食堂。1918年，來中央做報告的糧食人民委員（即糧食部長），因為營養不良，開會中途暈過去了。列寧說，連他都不行了，我們怎麼帶領人民打贏內戰、戰勝饑荒呢？那時高級領導層就幾十個人，列寧說首先得讓這些人吃飽肚子，於是就有了那個特別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時代，就開始實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資，斯大林對他最依賴的人給予私底下的收入。這種制度細節只有他及其辦公室主任知道。赫魯曉夫上台後，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認，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裝的錢，反正很多。斯大林通過信封給錢的，都是幫他做核心操作的人。這錢從不上賬不交稅。到1930年時，他已全面改變了1920年代的工資規矩，所有高級領導人的工資，已經漲到比最好的技術工人高30到40倍。別墅、度假、酒、高級食品、小轎車這些短缺物資更不包括在內。

我並不是說要堅持1920年代那種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資制度。那很難，但提到這麼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變成了一種收買制度。工資外收入不算太離譜，很多大公司都有類似做法。但大公司對僱員的物質刺激，要根據人的素質、工作能力、貢獻來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則更像黑道老大在給好處，沒有公平標準，也沒有記錄。斯大林的「恐懼」做法是要使人不敢違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獨立的作為。這種恐懼是日常狀態，他對所有高官都監聽，二把手以下全被監控。

而他的「收買」做法是讓人干狠活、干違反黨紀國法的壞事。積重難返的負篩選人事制度，就是從這兩點延伸出來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幹才賢人

斯大林通過建立起恐懼加收買的負篩選人事制度，把在列寧時代湧現的最有才能的人，一個個地在政治上乃至肉體上消滅了。那些跟列寧非常親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個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幹掉了。

羅科索夫斯基

二戰初，德國軍隊之所以能一下毀掉幾十萬蘇聯紅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軍中最傑出的將領，一大半要麼被自己的政府幹掉了，要麼在監獄裡。戰爭期間蘇聯存亡一線時，有人建議該把監獄裡少數倖存的將軍放出來，重組紅軍，後來戰功卓絕的羅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傑出的戰時經濟最高管理者沃茲涅先斯基，軍工生產和戰略物資體系，全部是他在做統籌安排。沒有這個奇才，蘇聯在毀滅性打擊後，不可能那麼快地組織起戰時經濟。二戰結束後，他也被消滅了。

幾乎無人是不可被消滅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獨立見解的話。對斯大林絕對聽話的庸才和壞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個絕招，就是提拔劣跡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優秀的人栽贓成特務、間諜、恐怖活動組織者，沒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跡斑斑的人。用蘇聯最出色的軍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的話說，斯大林消滅優秀文武人才過程中最依賴的葉若夫、維辛斯基、烏爾里希、貝利亞、梅赫利斯等，不僅不符合黨政高級幹部的德才高標準，事實上他們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義上的惡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蘇聯的人事格局已經定型了。赫魯曉夫時代給黨政領導當顧問的學者私下問：我們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大國，成批的領導人素質卻怎麼都這麼低？做過六任蘇聯最高層顧問的阿爾巴托夫總結道：「斯大林體制最沉痛的後果之一，就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把這個國家置於軟弱無能的領導之下，消滅了千百萬優秀的人才，使社會肌體失血過多，切斷了最有才華的人的出路，卻給那些最善於鑽營的人的飛黃騰達和官運亨通，鋪墊了通道。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體制運作幾十年後，常常找不到很優秀的人來代替庸人。這一點可以解釋赫魯曉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為何如此之低。他們過去之所以被選中並得到升遷，是因為並非出類拔萃，只是聽話。他們熬過來了，是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堅定信念。他們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於地位比他們高的人沒有把他們看作是競爭對手。」

赫魯曉夫在演講

赫魯曉夫那一代人都是這樣過來的。他即便想改革斯大林的人事制度，也難做到，因為提拔到上層和中層的人素質太低，極度平庸。這些人都是函授班畢業，沒好好學習專業，卻對鑽營極度精通。赫魯曉夫也沒那種膽略，敢於到社會上去公開招聘新鮮血液，啟動人才的競爭機制。

老赫以後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問題變得更糟糕。老勃不想改革，他本人就是由於不具備個性和傑出的才幹，才為同事們所接受。他上台後，最不願使用有傑出才幹和獨立見解的人，只願使用庸才和追求私利者。因為老勃遠不具有斯大林那樣的絕對權威，「恐懼」這招大打折扣，他就儘力發揮「收買」這招。手下的官員只要聽話，對貪污受賄大開綠燈。和斯大林時代相比，用小人和用庸人的特點繼承下來了，只是恐懼程度降低了，但監控還是有的。這種幾十年里形成的負篩選人事制度，導致體制中很少有理想主義者和獨立見解的能人。有理想主義、真能幹的人，都被排斥在外，因為他們被視為具有威脅性。

所以，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樹立了一個壞樣板。到了1960-1980年代，蘇聯已經難以提拔出列寧一代那樣的優秀人才梯隊，那樣的人才不是提拔出來的。蘇聯既有的體制慣性之力量，已經把自己的大腦和手腳捆綁得太緊。俄羅斯歷史上人才輩出，但蘇聯的人事制度卻把極為豐沛的人才資源篩選出局，只讓三四流的人員管理一個龐然大國，日新月異的局面自然是出不來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選自2012年5月10日《南方周末》，丁學良口述，戴志勇整理。原題為《蘇聯解體：斯大林庸人治國埋禍根》。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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