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並不適合當皇帝，有圖為證

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較之同光中興時期有所貧困化，社會矛盾無由不尖銳更甚。

清庭在各種混亂的時期無力顧及災民，於是開闢出一個讓他們自己等死的地方用來讓災民等死

為了籌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為了籌餉，清政府不辭廣設名目，以多方索獲。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發布的兩個上諭，就向各省派款每年達960萬兩

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徵收印花稅，在湖廣徵收房捐、鋪捐；直隸袁世凱擬「每戶售酒百斤，抽捐制錢一千六百文，並准其於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吉林徵收燒窯捐、車輛捐；在其他地方徵收牛捐、馬捐、鹽商捐、紳富捐，還有戶口稅、丁稅等。

清政府向下派款，而這些款項，各地方政府又通過提高部分商品物價從勞動人民身上索獲。

如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新名目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同時，復提稅率，有由戶部決定在全國公開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稅率的，並允許地方官自籌稅收。

施行若此，「無由不使稅紊貪橫，未免於『廣大勞動人民』（實是某些無心專業的閑散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對外蒙古的捐稅導致「（人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指庫倫）各旗，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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