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後代追憶彭德懷：不僅自掏腰包，還親自下廚做「首長菜」

陳毅安，被追為共和國第九烈士，湖南湘陰人士，參與了秋收起義，後隨部隊上了井岡山，在革命戰爭初期，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營長，並參加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30年6月任紅3軍團第8軍第1縱隊司令員，長沙戰役中任前敵總指揮。在掩護軍團機關轉移時，壯烈犧牲，年僅25歲。

在那段艱苦的歲月里，陳毅安跟彭德懷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裡要講述的就是—烈士陳毅安後代追憶彭德懷：不僅自掏腰包，還親自下廚做「首長菜「。

紅軍時期家父是彭伯伯的部將，在攻打長沙戰鬥中不幸犧牲殉國。彼時，父親同母親新婚不久，當時我尚在母親腹中。彭伯伯對烈士遺孀和遺孤非常照顧，此後我母親一直斷斷續續與他老人家保持著聯繫。記得那是1954年，母親已由湖南調到北京工作，在一個冬日的早晨，彭伯伯派他的秘書到我家裡，邀請母親和我同去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做客。此時彭伯伯已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汽車徑直開到了彭伯伯的住所門口，一下車，就見到彭伯伯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走上前來迎接，彭伯伯身著青色呢子中山服，腳上穿一雙老式棉鞋，看起來是那樣的和藹可親，特別是他帶著夫人主動出來迎接我們，讓我們很是感動。隨後我就陪母親到了客廳，母親和彭伯伯聊了一些關於我父親陳毅安的事，不知不覺已近中午，母親起身感謝彭伯伯對我們一家一直以來的關心照顧，然後打算回家，然而彭伯伯卻執意留我們吃飯。中午的飯菜很簡單，想不到開國元勛的生活是這樣的樸素，這真在我們意料之外。聽彭伯伯說，這是從食堂打來的大鍋飯，沒有開小灶。飯後，彭伯伯和母親說了很多當年和父親一起打仗的事情，因為我對這段歷史知之不多，且急於深入地了解父親是什麼樣的人，都一一用筆記了下來。那天離開的時候，彭伯伯又親自出來送我們，還邀我們經常去他那裡做客。

1959年廬山會議後，彭伯伯從中南海移居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由於脫離了工作崗位，加之與外界隔離，因此那段時間彭伯伯一直賦閑在家，看望他最多的就是曾經與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後代。尤其是在1959年以後，我們家基本上是每月去一次，剛開始到彭伯伯家裡時，警衛和工作人員詢問得很詳細，還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核實，後來走動得頻繁了，問得就少了些，只是在門口做個登記。每當我們到彭伯伯家都會給他寂寞的小院帶來歡笑，一般我們都是上午去，然後在彭伯伯家吃了午飯和晚飯才離開，走的時候彭伯伯都親自打著手電筒把我們送到公交車站。那個年月各家都很窮，能吃上一頓帶葷腥的飽飯就跟過年似的，時間長了，炊事員就有些犯難，因為本來只是保障彭伯伯一個人吃飯，但我們這些「窮親戚」經常去蹭飯，伙食費已經超出了標準。所以，每當我們到彭伯伯家的前一天他就開始忙活，燒鍋爐準備洗澡水，自掏腰包買菜買肉，親自下廚做飯菜，然後把自己下廚做的家常菜和保障他的「首長菜」一起擺上桌，招呼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配發給彭伯伯的水果他自己基本不吃，他都按照水果個頭大小平均分成幾份，統統送給我們，有次他夫人浦安修心疼他，就背著他從均分給各家的水果堆里悄悄地在每份中留下兩個。

彭伯伯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黨性原則，非常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本色。在吳家花園那段時間，彭伯伯經常和身邊警衛人員一起開荒種地，自己種菜腌菜，他說自己原本就是農民子弟，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他對當時畝產萬斤的說法怎麼也不相信，就親自丈量平整了一分地，從播種、施肥、收割每一步都堅持精耕細作，還不時請教村裡農民，結果一年下來一分地才打了90斤糧食，為此他將此事報告給了中央。彭伯伯與村裡人關係處得也很好，哪家有個「紅白事」，他都欣然前往為其主持，哪家孩子上學了，他都花錢給買個書包，為了讓掛甲屯村民用上電燈，他自己特意預支了幾個月的工資，花了1500多元錢給村裡拉了一條電線，裝上電燈。好幾次我們去彭伯伯家，都看見他和村裡的農民們坐在一起聊家常，那些農民都像是剛從地里幹活回來，穿著系紅繩的「緬襠褲」，渾身沾滿了泥土，閑聊過程中還不時地把煙袋鍋往鞋底上磕磕，連我們這些晚輩看著都有些不習慣，可是彭伯伯從來都不在意這些，和農民們處得像親兄弟一樣。

彭伯伯非常喜歡我的兒子陳正烈，一直與他以「老同志」「小同志」相稱，當時彭伯伯的書架里放著一對木雕書架，是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贈給他的，彭伯伯很是珍惜，始終留在身邊。小傢伙第一次到彭伯伯家裡就喜歡上它，此後經常拿這對書架玩耍，彭伯伯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位。一直到彭伯伯調到成都擔任「三線」副總指揮走之前，才叮囑警衛參謀把這對書架作為禮物送給正烈，勉勵他好好讀書，長大多為國家做貢獻。至今，我們家始終保存著這份珍貴的禮物，作為對彭伯伯深厚感情的寄託。彭伯伯知道「小同志」嘴饞，就讓警衛參謀景希珍騎著摩托車從海淀菜市場花5角錢買來兩斤小黃魚，自己燒火熱油炸小魚。小傢伙一聞到魚腥味就跑過去，圍在鍋台邊眼巴巴地瞅著黃燦燦的小魚，彭伯伯就把剛炸好的一條小魚遞給他，小傢伙也不怕燙一股腦全塞進嘴裡，伸出手便要，彭伯伯又遞給他一條，一條小魚還沒下肚伸手還想要，彭伯伯揮了揮手笑著說：「讓你這個『小同志』嘗嘗生熟，餵飽你這個小饞蟲大家就沒得吃了，等開飯大家一起吃吧。」每次看到我們這些烈士子弟狼吞虎咽的吃相，彭伯伯的臉上總是掛著慈祥的笑容，眼睛裡總閃爍著欣慰的目光。從平江起義上井岡到橫刀立馬走長征，從血雨腥風戰太行到縱橫馳騁大西北，從保家衛國赴朝鮮到廬山會上進忠言，一路揮斥方遒、披堅執銳、過關斬將，彭伯伯身邊犧牲倒下的戰友不計其數，如今彭伯伯竭盡所能地照顧我們這些烈士子弟，我想面對如此處境，做這些事情對彭伯伯內心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最後一次見彭伯伯，已是1965年的深秋，那時中央已決定派他到西南去領導「三線」建設，彭伯伯讓警衛參謀景希珍將所有的舊報紙賣掉，所得40元全部拿來請客，那天我和愛人有幸去給他老人家送行，表達了我們一家對他的祝賀。「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們一家無從打聽到彭伯伯的消息，直到1973年才從彭伯伯侄女彭梅魁處得知他的近況，母親便隔一段時間攢點錢，讓正烈買一些牛肉辣醬、果汁和茶葉，然後托彭梅魁、彭鋼捎給彭伯伯。1974年11月29日，彭伯伯不幸離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沒法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母親帶著我們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醫院門前馬路上徘徊良久，最後找了一處離停放他遺體最近的地方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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