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當年的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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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6日，在「插隊落戶幹革命，廣闊天地煉紅心」的口號聲中，剛滿17歲初中畢業的我不得不響應號召，從江蘇如皋縣城（現為如皋市）來到當地農村東陳公社5大隊插隊落戶，這裡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來到農村後的當年10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長篇通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首次報道了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既為農民治病，又不脫離農業勞動的赤腳醫生（「文革」前稱半農半醫），這是在全國推廣赤腳醫生制度的一個信號。

據說，這篇文章是周恩來總理布置調研後撰寫的，為落實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一項重要舉措。

20世紀70年代浙江嘉善縣農村赤腳醫生出診（資料圖）

插隊不久，我就發現了農村並不是我想像或某些人描繪的那樣美好。

窮，這是大背景；

吃不飽，這是實實在在的問題；

大鍋飯，這是問題的源頭；

農業科技落後，這是問題的癥結；

缺醫少葯，使問題雪上加霜。

想想自己的處境，覺得如果不能回城，在農村當一個赤腳醫生也不錯，作為一個城裡孩子，既沒有農業勞動的經驗，也沒有足夠體力，但我可以發揮有一定知識的優勢，為農民服務，掙口飯吃。

於是我到新華書店買了幾本醫學書籍和幾根針灸針，仗著有點自然科學基礎就拚命地讀，還真被我讀進去了。

一次偶然的事情為我當赤腳醫生提供了機遇。

那天我在田裡鋤草時，有一位中年婦女不知怎的，速度特別慢，像是在怠工，被隊長大聲呵斥：「怎麼，都不如城裡來的知青?」她幾乎要哭了，等隊長走後，她悄悄地對我說：「我頭痛啊!」我問了她的癥狀，覺得是偏頭痛，針灸就行。

我大膽地說：「我來給你針灸吧。」當幾根銀針刺入穴位後，她的頭痛頓時減輕了，高興得不得了，「你能當先生啊!」她說。

這事迅速傳遍全隊，大家都認為我是小先生，連隊長也知道了。來找我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連鄰隊的農民也來。

有一次，鄰隊有一個農民咳嗽發熱，看了幾個醫生都沒有效，他來找我，我問了病情，照著書上的方法給他檢查了一番，說：「你怕是肺結核吧，快去透視一下。」他半信半疑地走了，過了幾天，他把我請到家裡說：「到底是祖傳，好先生，看病准。」

原來他去城裡醫院看過了，確是肺結核。農民就相信祖傳，其實我哪裡是什麼祖傳，只是小時候因為父親在一家醫院當會計，到醫院去的次數多，看得比別人多罷了。這件事又迅速在整個大隊傳開了，連大隊書記都知道了。

隨著赤腳醫生制度的推廣，1969年春季，東陳公社也開始搞赤腳醫生了。名額是每個大隊2名，一男一女，到公社培訓2個月。由於我已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大隊革委會就推薦了我，當時我心裡甭提多高興了。

但是，沒想到我被造反派把持的公社革委會否決了，理由是：知青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才來了不到一年，不能當赤腳醫生。當隊長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時，我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怎麼也想不通，難道當赤腳醫生就不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嗎?真是整人沒商量。

當時大隊幹部也不理解，但也不好說什麼。只能悄悄地支持著我，採取小步慢跑和先斬後奏的辦法，凡是大隊有什麼衛生工作需要臨時抽調人手時，總是抽我，如愛國衛生、防疫注射、血吸蟲防治等。

1970年全國掀起了一股大搞中草藥的熱潮，提倡「一根針，一把草」治病。上級要求每個大隊都要搞一個中草藥種植園，也叫「百草園」。

我就在這時被調到大隊管理「百草園」。起初我幹勁很足，種的有芍藥、菊花、丹參，柴胡等，五花八門，甚至還有黃芩、黃柏、甘草等名貴中藥材，同時還組織人力採集如蒲公英、車前草、紫花草等草藥。

說實話，種植中藥材是專門學問，並非我們這些門外漢不經過系統學習所能搞得起來的，而且各種藥材有它的適宜生長地和生活習性。

經過近一年轟轟烈烈的勞作，我雖然盡了很大努力，不斷地施肥澆水鋤草，空閑時還查閱了所能找到的書籍，請教了老葯工，但主要收穫只是認識了幾種中草藥，知道了它們的藥用價值，「百草園」藥材大部分死了，採集來的中草藥由於無人管理，也霉變了。

亂鬨哄一場鬧劇收場，我又回生產隊勞動。想想有些不服氣，我跑到當時中草藥種植的先進典型——鄰近的新民公社二大隊去看了一下，他們也偃旗息鼓了，再問原因，並不作答。

1972年春天，大隊通知我去如皋城東區衛生院參加赤腳醫生培訓，為期6個月，這就意味著我終於成為一名正式的赤腳醫生了，這時我的心情要比當初平靜了許多，並沒有過多的興奮。

那時的城東區衛生院，有不少南通市下放的醫護人員，還有剛分配的大學生，可謂人才濟濟，醫療技術力量較強。在這裡我初步掌握了醫學基礎知識和實際工作方法。結合我過去的自學，應該說收穫超過預期，但距離真正的系統醫學培訓，還是有距離的，因為沒有教學設備、教材和各學科師資，所以學到的知識也是很膚淺的。

6個月結束後，我開始正式為農民看病。

赤腳醫生的工作集看病、護理、藥劑、工勤、財務、行政於一體，不僅看病，還要打針換藥，打掃衛生，清洗消毒醫療器械，收取合作醫療經費，做收支賬目，購葯，另外配合大隊中心工作如愛國衛生、計劃生育等。赤腳醫生是沒有上下班時間的，24小時工作制。

看病是內外婦兒的全科式服務，沒有分科，樣樣要懂一點，但以內科疾病為主，所以我就不斷地鑽研醫學基礎理論和內科疾病的診治。

那時醫療條件很差，沒有任何實驗和檢查設備，只能憑問診、物理檢查，加上推測和經驗看病，就像老中醫憑把脈看病一樣。當時東陳公社醫院有一個駐村醫生，我也向他請教請教。

赤腳醫生很辛苦，應付門診病人好說，但是農民有個習慣，醫生要請到家裡來看病，所以每天都要跑五六家，甚至十幾家。這中間也不乏重病人，相當於現在的家庭病房，必須天天出診。

一年下來我幾乎跑遍了全大隊700多戶中的每一家。遇到疑難問題，還要動腦筋，也要不斷地翻書，隨著時間的推移，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聲望也日漸提高。

在臨床摸爬滾打中，我逐漸能應付各種病人和突發情況。比如，有一個肺膿腫的病人，咳出大量的膿痰和血，發熱，卧床不起，這種病實際是很重的，但這個家庭比較窮，住不起院。好在農民的耐力強，我就天天給她注射兩次青黴素，10多天後，竟然康復了，前後也不過花了幾十元。

還有一次兩個農民吵架，其中一人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抽筋，立即把我叫去了，我一看，年輕，不可能是中風，發病突然，不是腦炎，我看看他的眼球，還在不停地轉動，分明是癔病(歇斯底里)，立即用暗示治療，再打一針，沒多久就漸漸醒了，在場的群眾都很感慨：「真是藥到病除，妙手回春!」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但也有很多我無法醫治的，不得不轉院，這時我又常想，要深造。

夜間出診是最苦的，特別是冬天，從被窩裡起來，常凍得直哆嗦，農民說這叫「拔毛針」。當然人家有了急病才找醫生的，醫生一到，病人才會安心。

當時農村沒有電，連煤油燈都不多，夜幕降臨後，全大隊一片漆黑，偶然看到幾家窗口搖曳的燈光，這時出去我心中就不禁緊張。尤其走到一個空曠的墳地，常常可以看見鬼火，心裡更緊張，但我知道這是磷火。

據說解放戰爭時期有十來個武工隊員就犧牲在這裡，我走過那裡的時候，常常想革命先烈大概會保佑我為人民服務吧，心裡也就鬆弛下來了。最初我常叫病人家屬陪著我，漸漸地，我不怕了，而且練就了比較高超的自行車車技，夜間能憑感覺在田間小路上快速騎車。

農民既樸實又誠懇，每當我出診到了飯時，熱情的病家常常挽留我吃飯，說：「沒好吃的，省得你再回去煮了。」常常是一碗麵條，兩個雞蛋，或是攤上一鍋攤餅，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我的吃飯問題。

別小看，農民自己都捨不得吃，很多農民家裡雞生的蛋是用來換鹽和針線的。

赤腳醫生是參加大隊幹部分配的，我的報酬相當於一個農村強勞力，每年200元，扣除糧草和雜用，能夠得到140元左右。

第一年我買了一輛鳳凰牌自行車，以備出診時騎，第二年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以備計時和數心率。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聽說過灰色收入，那時的工作都是無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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