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紀念楊鍾健先生？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這一天還是一位特別值得我們紀念的科學家的生日。他就是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楊鍾健先生（1897.6.1~1979.1.15）。昨天，北京自然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6月1日晚上的「博士有話說」活動報名者遠不如以前，我聽到以後心裡很沮喪。這一期我們要做的主題是「大丈夫只能向前——紀念楊鍾健先生誕辰120周年」。

「博士有話說」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館科普教育部主辦，由我主要參與的一個脫口秀節目。舉辦三年來，從最開始由我單人單講，轉變為有楊毅、高源、張小蜂等多位博物達人共同參與表演的形式，後來又改版升級為邀請博物學、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家、博士共同討論一個科學話題的形式。在舉辦的二十多期的活動中，只有一期報名最火爆，就是國家博物館講解員袁碩作為嘉賓的一期。當時的情況絕對是「手慢無」，幾分鐘之內就報滿。我想原因很簡單，「河森堡」太有名了，人長得帥，講得又有意思，當然應該受到熱烈歡迎，這個大概就是名人效應吧。而我們要做的這一期，關於楊鍾健先生，請來的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學究，或是科學界的專家學者，也許這樣的內容或嘉賓不足以吸引人，所以報名者寥寥？難道沒有人知道楊鍾健先生嗎？難道沒有人喜歡來現場瞅一瞅老科學家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紀念活動做錯了，還是我已經與這個時代脫節？抑或是這個時代的悲哀？

首先，我先說一下楊先生名字里的「鍾」字，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寫成這樣。現在，按照2013年頒布的最新的《通用規範漢字表》，把鍾、堃、昇、喆等很多用於名字的漢字，都列入字表，成為規範的簡化字，或者把一些繁體字接受為通用規範字。這些字也已收入《新華字典》。所以，楊先生的名字應該寫為「楊鍾健」，這種情況與錢鍾書、鍾叔河等人名字中的「鍾」是同樣的情況。

楊鍾健先生的名氣主要在學術界，先生在恐龍研究、古爬行動物、古哺乳動物的研究方面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人，被譽為「中國恐龍之父」，是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今天有這麼多人，特別是孩子們喜歡恐龍，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恐龍研究的第一人是誰。是楊先生的工作，讓國人了解到中國有眾多的恐龍化石，也是楊先生熱愛的科普事業，讓更多的公眾通過科普文章、博物館，熟悉恐龍以及其他古生物。

楊鍾健先生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至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28年，受翁文灝先生之邀回國，並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發掘，之後才有的裴文中先生、賈蘭坡先生等人對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之後，他與德日進、裴文中、卞美年等人對我國多地的地層和化石進行調查和採集，劃分紅色土地層、提出山旺統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在抗戰時期，楊鍾健先生轉至重慶、四川工作，並前往西部省份進行野外工作，即考古學人講的「田野調查」。後來，楊先生撰寫的著名的科考遊記《西北的剖面》、《抗戰中看河山》就是在那個時候寫就的。

解放前，楊鍾健先生便擔任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古生物學會的理事長，任教於北京大學地質系，還擔任過西北大學校長。先生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古生物研究為同行所折服，1948年即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當時的這一批院士可謂中國學術領域最權威的領袖級人物，地學界只有翁文灝、李四光、竺可楨、朱家驊、楊鍾健、謝家榮、黃汲清等七人。楊先生則是唯一一位主攻古生物學研究的地質學家。楊先生的威妥瑪氏拼音為Chung Chien Young，常簡寫為C. C. Young，這個簡寫在西方同行中的名氣更大，搞古生物的一提C. C. Young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楊鍾健先生的介紹和照片一直懸掛在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內，這也是唯一的中國人出現在該博物館內，得到西方博物學界的認可和紀念。

楊鍾健先生的很多思想拿到今天有無比巨大的現實意義——先生最早積極倡導建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期間便參與工作，後由於歷史原因，最終成立為北京自然博物館，先生為首任館長。但今日，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國家級的自然博物館，就不會有生物分類學、古生物研究的大發展，就不會有真正的博物學，這關係到國家、社會、民族的未來。

今天我們熟知的很多名詞、提法，也都與楊先生有關。比如，上邊說到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他就多次在會議、報告中提出，在博物館內要搞「四史」，即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和人類起源史，因此博物館的名稱要符合實際，應該叫做「自然歷史博物館」。楊先生還強調，博物館不是展覽館，一定要十分重視後台工作，壯大科研力量。他曾經對時任北京自然博物館書記、副館長的張問松說過：「沒有強大的後台，前台就搞不好。後台與前台之比要大十倍。」

「爬行動物」這個名詞已經家喻戶曉，但在我國古代乃至解放初期，國人都叫「爬蟲」「爬蟲類」。據著名科普作家劉後一先生回憶，他當時請楊先生審校《脊椎動物學》譯稿的時候，提出把「爬蟲」改為「爬行動物」，得到了楊先生的大力支持，之後所有專業書籍都改稱「爬行動物」，沿用至今。

再比如，我們今天知道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或「直立人北京種」，原先剛發現頭蓋骨的時候都叫「中國猿人」或「北京猿人」，這一稱呼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後來楊先生指出該物種既然都已經是人科人屬了，「五十萬年以前，人類早就成長起來了，為什麼還叫『猿』呢？」後來，也是按照楊先生的意見刪除了「猿」字。

楊鍾健先生在擔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期間，更是特別關心科普事業的發展。他很早便提出，科學家在完成一篇論文的同時應該完成一篇科普文章。楊先生這一構想，是充分認識到科研與科普之間的緊密關係和重要性才給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先生非常重視科普工作，不僅在自然博物館館長職位上踐行自己的科普理念，自己還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科普文章、科考遊記、散文等等。

今天我們當應好好紀念楊鍾健先生，楊先生有很多思想、品德、言行值得我們了解與弘揚。楊先生曾經給我們指明的很多方向，我們至今還沒有達到目標。未來的工作需要新的一代年輕人去繼承，這更需要我們去了解楊鍾健先生，了解他和當年的那些科學家、學者所作的貢獻，了解那段歷史。正所謂，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楊鍾健先生的吶喊——「大丈夫只能向前」，對我們今天的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是一種激勵，在博物館事業、科普事業、博物學事業、分類學事業等的面前，我們看到了不少困難和困惑，但楊先生給了我們一點兒不怕阻撓、敢於直面的勇氣！大家須努力！

張勁碩，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博士、高級工程師，國家動物博物館科普策劃人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國家動物博物館

本文照片版權歸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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