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中國幾十年，印度和我們走的竟是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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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有網友提問，建國初期，印度甚至非洲的鋼產量、發電量、人均壽命等大部分指標都超過中國，為何現在他們都遠遠不及中國了？

聽起來似乎是一個很宏大的話題，其實，這一個問題可以拆成三個小問題來回答就比較容易理解：

1）為什麼兩國各自建國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經濟指標上超過中國？

2）中印兩國在各自建國以後，為什麼類似的計劃經濟發展道路帶來了不同的發展成果？

3）為什麼兩國各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在經濟指標上超過印度？

中印兩國建國以前的歷史背景迥然不同

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染指中國的不是一家帝國主義，而是好幾家。這一點很關鍵，因為列強對於中國這種依照勢力範圍劃分的「公共殖民地」是基本不願意進行大規模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

此外，在建國之前，中國已經經歷長達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和革命戰爭，其中日本侵華又給中國帶來尤其深重的災難。這些戰爭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在這個階段，「中國本部」的鋼產量、發電量和鐵路歷程等重要指標，是要遠遠落後於「滿洲國」、「台灣」等日本專屬殖民地的，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其實是將當時兩個日本殖民地相關數據計入統計的錯誤結果。

反觀印度，則被稱為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是大英帝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在這種獨家佔有的情況下，英國自然對於投資印度一直保有很高的興趣，項目從鐵路、礦山、鋼鐵到市政設施應有盡有。當然，英國也不是出於發善心而對印度大肆投資，只是殖民者認為他們可以長期佔有印度這個禁臠才會有戰略投資的打算。

大多數時候這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殖民統治——印度的兵站和市場隨著鐵路蔓延，既方便了收割原材料、傾銷工業品，更方便軍隊輸送和鎮壓。此外，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英國本土面臨封鎖和上升的戰爭壓力，印度不但基本沒有受到戰火洗禮，反而逐漸成為大英帝國的備戰基地之一，可以自行生產包括粗鋼在內的多種工業產品。

英屬印度1909年鐵路全圖，這與2009印度的鐵路全圖幾乎沒有區別

建國前印度和中國兩相對比就可以發現，印度在關鍵生產指標上高於中國其實並不奇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除了日本等極少數逆襲的特例，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想在短時間內提高硬體經濟指標最方便的辦法就是靠殖民者的投資和技術。

同樣遭受了殖民剝削，當時統一、穩定、未經戰火洗禮、專屬於英國的印度比起分裂、混亂、列強環伺、飽經摧殘的中國，發展環境不知道要好到哪裡去了。

1950年以來的中國、歐洲國家、美國、印度的平均預期壽命

雖然印度部分硬體指標比當時的中國好看，但是畢竟也還是任人魚肉的殖民地，具體到個人境遇上和當時的中國並無本質差別。例如，雖然印度在二戰期間並未受到戰火波及，但是由於英國二戰時期對於糧食物資的掠奪性搜刮，導致1943-1944年印度東部孟加拉、比哈爾等邦出現大規模饑荒，導致約400萬人非正常死亡，而這種政策性饑荒居然在英屬印度時有發生。在印度獨立前，其平均預期壽命只有32歲，比中國20世紀30年代所統計的35歲還要短，在1950-1955年這個區間內中國平均預期壽命達到41歲，高於印度的38歲。

總體來看，印度較高的硬體指標並不是它自主決定的結果，而只是肆虐的殖民主義留下的遺產之一。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印度雖然坐擁水準較高的硬體，但是這些設施並不內生自印度本土，而是外部強加的結果——除了土建施工和維護（這同樣也是印度僱工在英國人的組織下），印度大部分工業商業設施和基礎建設的規劃、融資、管理都和印度人沒什麼關係。即使少數幾個大家族財團，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主子的擺布。結果就是即使印度人在獨立以後成功接盤，他們也總體上缺乏駕馭這些複雜整體系統的能力，只能做到勉強維持。

從獨立自主這一點上說，雖然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但是客觀而言，正是他們催生了中國內生的第一批機械師、工程師、經理人和技術工人，這一點和一直處於帝國卵翼下的印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雖然中印在建國以後都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系，但是兩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卻大相徑庭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建立後，不僅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還逐步在社會層面對舊文化、舊習俗進行革新和重造。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握有政權和經濟統制權，還擁有了超強的社會動員和資源調配能力，這為後來的社會和經濟大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印度雖然趕走了殖民者，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卻並沒有打破殖民時代窠臼，上層基本繼承了西式的議會民主選舉制度，而基層則依靠地主、權貴聯盟政治，帶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雖然中印在建國後選擇了相似的計劃經濟模式，但是由於兩國與之對應的政治、社會的基礎截然不同，因此也就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實。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經濟建設，尤其是工業化方面成果豐碩。

一方面是源於新中國建立以後完成了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革，包括社會平等、醫療、教育、文化等等，激活了規模龐大的社會經濟資源；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使得被激發出來的社會經濟資源得以被高效地組織起來，用於投入各種建設之中。

「重工業優先發展要求國家具有相當高的資本積累和資本動員能力，然而當時我國工業資本來源渠道很少：

第一，建國初，百廢待興，而國家財力極其有限；

第二，受當時的國際環境制約，我國工業化建設資金來源的國際渠道很窄；

第三，土地改革以後，地主階級被消滅，富農階級也大為削弱，農村中已經基本上不存在具有一定規模的私人資本。因此，民間的農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的渠道在土改後基本上被切斷了；

第四，土地改革以後，農村收入趨於平均化，總儲蓄率下降，因而國家通過金融系統轉移資金的餘地也不大；

第五，農業稅收的名義稅率已經較重（1953年我國農業稅的稅率已達11.9%），提高農業稅增加國家財力的空間不大。在這種背景下，在確立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高速實現工業化之方針的前提下，國家收入分配由農業向工業、由農村向城市傾斜，讓農業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提供積累，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巴志鵬 《建國後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分析》）

新中國開始走上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這其中，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工業領域援助的156個項目尤其關鍵，為我國此後的工業化大廈打下了堅實的地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於專業化人才的培育也遵循了「蘇聯模式」——為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要實行文理分科，合并或增設專門的學科和學校，成批次的培養對口的工業化所需的人才。這一點，對於此後中國的發展走向也極為關鍵。

印度獨立之後難道沒有任何想法嗎？

其實早在印度建國之初，尼赫魯就渴望印度「成為有聲有色大國」。被大英帝國殖民統治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印度，不管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從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極其渴望獨立自主，而想要達成這個願望，工業化、現代化則是不可能繞過的坎。

有趣的是，雖然尼赫魯的導師聖雄甘地主張禁慾系的「家庭小工業」、「回到農村」，但尼赫魯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世俗工業黨，主張用大計劃、大工程、大發展來推動印度的經濟獨立自主。因此，印度也和中國一樣選擇了蘇聯的工業化道路為模板，希望在極其薄弱的農業國基礎上快速實現工業化。

作為死硬工業黨尼赫魯把大壩稱為「現代印度的神廟」，圖為印度一五時期完成的布哈拉大壩

從學習蘇聯模式的角度看，印度比起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家計委、五年計劃、專業部門一樣不落，直到今天仍然在印度仍佔據重要的政策地位。在尼赫魯時期，印度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各種各樣大規模的水電站、鋼鐵廠等項目紛紛上馬，一片熱火朝天、欣欣向榮的局面。作為鐵杆工業黨的尼赫魯對此自然非常自豪，在1954年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壩（Bhakra Dam）揭幕時，他甚至說「大壩應該成為現代印度的神廟(Temples of modern India)。」

對於篤信宗教的印度人，尼赫魯的這句話的分量可想而知。各種各樣的國營企業（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PSU）在這個增長迅速，數量從印度一五期間的5家增長到1980年的163家，而且涉及行業、僱員人數、創造產值也都出現了極為迅速的增長。

雖然獨立後幾年工業化建設搞得風風火火，但是印度很快就出現了後勁不足的嚴重問題。與中國、蘇聯不同，印度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並沒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機制與之配套，這就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從資源動員到運行體系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印度五年計劃時間表，1966年至1969年因為後勁不足而有斷檔

從資源動員的角度看，印度由於沒有完成徹底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造和基層政權的滲透，國家的能力至上而下受到層層盤剝，導致政權的資源汲取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雖然印度為了加速推動工業資本的積累也實行了總體「工農業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卻沒法像蘇聯和中國一樣動用強大的行政力量「勒緊褲腰帶」，集中優勢資源搞重點突破。

印度資源動員的問題在大規模工業化投資的初期還不明顯，一旦工業規模上來之後，印度官方很快發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很多重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收益並不明顯，但是印度的政治經濟體制又無法動員起足夠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本來填坑，很快就淪為吞噬財政資源的黑洞。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只能被迫停滯。

從運行體系的角度來看，印度既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也沒有社會主義國家行政命令導向，因此出現了一種最為糟糕的組合：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同時失靈。由於計劃經濟的條框限制，印度市場調節幾乎失靈。

同時，由於印度並沒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駕馭經濟運營的統一而強大政治系統，這導致印度雖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系統，但是這些投入大量資源換來的企業卻並不「聽話」，反而成為能夠左右政府的勢力集團，行政命令也幾乎失靈。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雙失靈的情況導致這些企業紛紛轉身成為一個個佔據既得利益的的獨立王國，因為他們既不太在乎市場的反應，也幾乎對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

例如，同樣在市場調節缺乏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用幾個行政命令就能解決的國企企業經濟決策問題，到印度就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政府，還有政客個人之間的複雜博弈，很有出現幾十年都解決不了的情況。

雖然這些印度企業吞噬了大量資源，但是他們既不聽市場指揮，也不聽行政命令指揮，形成了佔據既得利益的獨立集團，這就導致了印度經濟整體效率極其低下。

從這一點上說，最好的例證非國防研究發展組織（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DRDO）莫屬，強大的內部利益集團使他們既在市場上油鹽不進，也對行政命令熟視無睹，直到2016年還在趕1984年的研發進度，印度軍隊、國防部、甚至最高領導人都曾對其怒髮衝冠，但是卻又無可奈何。

相比之下，雖然很多專家經常指責「中國的國營企業效率低下」，但是他們往往是用純粹的市場標準看問題，而忽視了國企在市場標準之外，無可替代的社會、戰略和政治職能，因此也低估了國企的綜合效率，而這一效率的來源恰恰是各級各部門高效的黨政命令。

印度在1950-1980年取得了很不錯的硬體經濟成就，中國對其領先幅度不太大

因此，雖然印度和中國一樣，也在獨立以後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也取得了一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展，如發電量、公路通車裡程、電話線路等等，但是由於印度並沒有理順內部的體制機制問題，導致其效率極其低下，管理失靈，因此發展道路難以為繼，甚至出現了規模越大、負擔越大、損失越多的可悲局面。這也為印度20世紀80年代的瘋狂借貸和90年代的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

為什麼兩國各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經濟指標上遠超印度

最近去了印度，發現印度有非常多的優秀工程師，為什麼是中國而不是印度抓住了全球化的機會？

從利用全球化進行經濟起飛的這個角度上來說，工程師（或者抽象的說人力資本）是否充足並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條件。

在利用全球化這一點上，中國最早並不依靠技術人才發跡。畢竟在大量廉價勞動力幾乎無限供應的開放初期，低成本的用工成本優勢，再加上一個還過得去的經營環境，就可以大張旗鼓接收從成本過高的疲勞經濟體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然而，優秀的工程師的重要價值要隨著經濟發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爬顯才會顯示出來，尤其是在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成為主流產業之後。現在我國每年量產千萬級別的高中畢業生和本科生，再加上經過世界產業競爭淬鍊世界最大技術工人隊伍，就成了中國產業持續升級的底氣所在。海量技術人員（技工、技師、工程師、科學家）再加上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這就是中國可以把一切貌似高端的產品一樣樣「白菜化」的秘密配方。

印度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核心原因就在於印度是除了中國以外唯一可能憑藉自身規模復刻這種「白菜化」特技的國家，其他國家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印度是世界上除了中國之外唯一十億級別人口的國家，這一點尤為關鍵。其實如果打開方式正確，印度的十億級人口再加上次大陸級別的遼闊幅員、優越海陸位置和提主所說的「人力資本」儲備，完成工業化的起飛也並非遙不可及。

萬一印度真搞出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就必將成為歷史性的大事件。有中國的例子在前，把印度工業化成功的概率先放在一邊，單單探究印度工業化可能帶來的全球後果就非常有意義：原本幾乎自給自足的十億人口被納入工業化的軌道之後，世界產業結構如何調整、能源資源如何調配、金融秩序如何適應、治理體系如何更新？這些都會對世界地緣政治、經濟權力格局產生重構性的影響。

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印度如何從製造「白菜」一步一步推到製造「白菜化」？現在印度連「白菜」做起來都費力，想把全球高端產品「白菜化」根本無從談起。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印度現在連「白菜」也造不了？

作為一個前工業化國家，印度的經濟結構居然和處於後工業化時代的美國、西歐類似——服務業GDP產值佔比70%左右，剩下的農業和工業各佔15%。但是，如果研究印度三產所佔的勞動力就會發現，佔GDP大約15%的農業卻僱傭了超過50%的勞動力，農業部門的生產效率之低可見一斑，這也造成印度農業部門工資極低，大量人口僅僅處於餓不死的狀態。這也帶來一個效應，即大量勞動力開始向其他效率更高、收入更高的部門轉移。

如下圖所示，印度1990年市場化改革以後，工業佔比（藍色）幾乎沒有變化，有幾年甚至出現下降，而服務業（紫色）明顯上升，農業（綠色）明顯下降。這說明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流入服務業部門，而不像中國一樣主要流入製造業部門。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為什麼印度人不進入工廠，而是去給人做傭人、幫人跑腿、或是沿街售貨？分析印度工業化不成功的硬體原因的文章很多，主要涉及供電、供水、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問題。這些硬體問題顯而易見，印度歷屆政府也意識到了基礎設施短板，近幾年投資力度很大，也有所好轉，因此本文對此不具體討論。

這裡主要談一些體制機制層面的問題。什麼樣錯誤最難糾正，人們自認為「正確」的錯誤最難糾正，因為當事人都先入為主覺得沒錯了，那還談何糾正？印度現在工業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大多都屬於這種「正確」的問題。

這和美國流行的「政治正確」還不太一樣，因為「政治正確」其實並不是全民共識，而更像是輿論強勢一方壓在另一方的輿論霸權，因此很多人私下是對「政治正確」極為鄙夷。但是在印度，對於土地產權、勞工權利和小業主的保護幾乎已經是其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確性，因為這和印度立國的法統有關。

當年英國人在印度設立了本地議會，而印度人則利用議會和作為英國大地主、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周旋，為了反對英國的殖民剝削，這些印度人仿照英國的法規出台了大量保護措施。因此，這些對於土地、勞工和小業主的保護是當年偉大的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而後來印度立國，則成了尼赫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神聖政治遺產。當然，這種正確性之下也從反殖民運動中繼承了強大的組織支撐——農業協會維護地權、各種工會維護工權、小業主協會反對大企業。

這樣一來各種麻煩就來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脫節：上層建築是從完成了工業化的英國人那裡「借鑒」來的，而經濟基礎卻還處於半封建的前工業階段。上過高中的中國人都知道，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會產生反作用，而印度就是兩者脫節之後，上層建築制約經濟發展的活生生例子：印度工人常常濫用勞工保護法，堅決反對新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工廠，以維護他們的穩定生活和高工資；小地主結成聯盟，寧願土地荒蕪，也要漫天要價，使得印度工業征地成本堪比北美；小業主形成政治壓力集團，寧願堅守極低的勞動生產率也要用行政許可證的辦法來限制規模生產。

到頭來，即使印度有世界上最充裕的廉價勞動力，印度工業還是沒法享受人口紅利，到最後連造個「白菜」也費力。

而對於廣大壯勞力來說，既然不能進工廠做工，種田又不得溫飽，那就只能大批進入服務業，成為傭人、司機、保安、小販、服務業、清潔工。這種勞動力的供應過剩，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印度即使是普通公司職員也能雇得起好幾個傭人。

印度的這些「正確」的法規政策結果如何？我們看看門檻很低的勞動密集型成衣行業的情況：

作為勞動密集型且低門檻的行業，成衣業情況非常具有代表性。如上圖所示，僱傭規模8個人以下的成衣作坊在印度（綠色）佔比達85%的絕對多數，而這種微型作坊在中國（紅色）幾乎絕跡；印度大中型（51-2000人規模）成衣廠比例加起來不到10%，而這一規模的成衣廠在中國是絕對主力，佔比達到80%左右；而中國還有近10%僱傭數量超過2000人的超大規模成衣企業，印度這一比例幾乎為零。

為什麼8人是印度企業的分水嶺？因為印度勞工法規定，僱傭規模10人以下的作坊可以免受勞工法限制。而一旦僱傭規模超過10人，印度企業就不能按照市場需要解僱員工，而要支付大筆的安置費和遣散費。如果超過100人這些企業就只有在取得政府許可文件的情況下才能解僱。但是政府會冒著得罪工會的風險去批准嗎？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避免各種各樣的行政扭曲，往往選擇保持小作坊的規模。這樣一來，同時企業也避免了大規模征地的麻煩，因為小作坊在家裡就能開工。

小作坊遍地開花的後果是什麼？幾個人的小作坊根本沒法取得規模優勢，大規模的自動化設備也負擔不起，同時小作坊四處分散也很難通過共享來降低基礎設施開銷。這樣一來，印度就成了類似國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效率最低的，其生產效率低的直接後果就是工資低。印度製造業從生產效率上說，連一些比它窮的多的國家都不如。

比如，孟加拉國人均GDP只有印度一半，但是通過鼓勵規模化生產和建立靈活的行政環境，孟加拉國成功開發了人力成本優勢，使其成為廣受國際成衣和紡織企業青睞的投資目的地，因此孟加拉國服裝在國際市場大行其道，而工人收入也因為產業發展而大大提高。

反觀印度，因為效率低下，造出來的衣物競爭力遠不如孟加拉國。在這個過程中，印度的所謂大量優質工程師並沒有發揮什麼關鍵作用，因為離他們登場還遠著呢。這也就是說印度連「白菜」都造不好，更別想著搞「白菜化」的事情了。

從世界範圍看，說印度優質工程師供應充足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是因為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印度家庭對「教育改變命運」的篤信、再加上比較發達的教育系統。印度公立中小學因為管理混亂導致質量極差，反倒是大量私立學校質量頗高，填補作用明顯。

大量的高中生經過嚴格的入學考試進入印度大學，因此即使這些大學本身教學質量一般，也能按比例篩選出極為優秀的學生，其中大多數都成為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我的一位曾任中興駐印高管的朋友的觀察，印度很多學校鼓勵學生兼修理工科和商科，因此很多人擁有雙重背景。

印度產生的大量理工人才如果不能投入工業化的大潮，他們幹什麼去呢？其中大部分人會選擇出國，並通過各種手段留在當地，最後成為矽谷、華爾街成群結隊的印度幫，印度工程師的名聲很大一部分是這些人賺來的。剩下的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為印度技術服務外包業崛起的基石。

為什麼技術服務外包業會崛起？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印度產業結構走入歧途的結果。製造業被各種「正確」的政策壓制以後變得極為畸形，因此技術、資本、人才只能流入到管理相對放鬆，且對基礎設施要求不高的服務領域。

憑藉英語優勢和人力成本優勢，印度技術外包服務很快打開西方市場，形成了「人才流入-產業壯大」的正向反饋。有意思的是，目前由於印度服務外包發展過快，本地技術人才供應跟不上，不僅導致用工成本瘋狂上升，工程師的水準也大不如前，出現文盲培訓幾個月就送去充當程序員的怪事。

三蹦子和軟體培訓廣告在程序員短缺的大背景下相得益彰

印度是否會騰飛？關鍵不在於印度是否能帶著它的「優秀工程師」像中國一樣大搞「白菜化」，而是印度能否先憑藉廉價勞動力造出「白菜」。

目前，雖然稅改取得階段性進展，但是土地、勞工的改革因為阻力過大，已經在聯邦層面完全停滯，現在轉由地方政府推行改革。很多改革派把持的邦（比如古吉拉特、拉賈斯坦、安德拉）已經開始打破僵化的舊法律，但是實施效果如何還有待時間考驗。退一步說，如果勞工、土地兩項關鍵改革不能及時落實，印度想造「白菜」連門都摸不到，想通過服務業彎道超車，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死路。

此外，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也就是印度發改委——最近印發了關於「沿海經濟區」的文件，強調要集中一切政策資源在基礎設施條件過關的地方搞大規模勞動密集型園區。這份文件的作者Panagariya精通中國改革歷程，值得特別關注。如果這一方案真的付諸實施，那麼印度外來幾年逐漸成為「白菜製造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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