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現代性困境與缺陷，解綁儒學身上的「桎梏」

深度

儒學，依然是上海中國哲學界最活躍的研究領域。然而，上海儒學界卻直面儒學之難題與困境，對儒學保持必要的反思省察，以探尋儒學與現代性之間的衝突、張力及調適開新的可能性。

原文：《儒學，如何是好？》

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劉梁劍

清華大學哲學系 郭瀟

近兩年的滬上中國哲學研究

近兩年（2015-2016年），滬上中國哲學學科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2015年，馮契先生百年誕辰，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也在2016年第3期推出紀念專輯「世界性百家爭鳴與中國哲學自信」。2016年，具有沉厚中國哲學學科積累的滬上三家高校（同濟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哲學院系先後舉辦大規模的周年慶活動。在熱烈的喜慶氣氛中，滬上前輩學人通透澄澈的靈魂和生機勃勃的思想異彩紛呈，產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輻射力。與此同時，滬上中國哲學學人「繼往聖之絕學」，在思想與學術上創穫頗多。茲舉二例。《學術月刊》刊發華東師範大學楊國榮《政治哲學論綱》（2015年第1期），從「何為政治」、「政治何為必要」、「政治的正當性」、「政治的合法性」、「政治的有效性」、「政治與道德」等六個方面闡發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復旦大學李若暉主持《老子集注匯考》工程，搜集資料務求淹博，清理舊注務求識斷，撰寫按語務求精審。2015年，推出第一卷（上海辭書出版社），以煌煌七十五萬言注考《老子》第一章。

持續活躍的儒學研究

儒學，依然是上海中國哲學界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和上海儒學院相繼成立。在論文方面，可觀者頗多：復旦大學張慶熊討論現代新儒家熊十力之陽明學（如《熊十力對王陽明「四句教」的解讀和批評》，《廣西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同濟大學谷繼明論述中國傳統經典解經學（如《玩味與涵泳：宋代解經學的一個重要方法》，《中國哲學史》2016年第3期），同濟大學柯小剛抉發《詩》學（《詩經〈樛木〉〈螽斯〉〈芣苢〉大義發微》，《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此處似可以再討論。或者按照儒學研究的領域遴選幾篇，現在是按照新儒家、經學、詩學來列舉的，這種分法可再深化。）

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後推出多位滬上青年學者的儒學研究著作，其中包括東華大學沈雲波的《學不可以已：荀子思想研究》、同濟大學陳暢的《自然與政教——劉宗周慎獨哲學研究》，以及華東師範大學苟東鋒的《孔子正名思想研究》。苟東鋒試圖在他的這部處女作中建構自己的「新名學」。在他看來，一「名」而三義，即「名言」、「名分」、「名聲」。與之相應，可以提出三個儒家名學問題：名（名言）何以把握實？人為何遵循名（分）？我如何看待（名）？通過梳理孔子、荀子等儒家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在「新名學」的框架內重構儒家哲學。進而言之，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名」的問題是一等一的中國哲學的大問題，「名」構成了中國哲學的底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專著之前，苟東鋒就已在學術輯刊《思想與文化》第17輯（楊國榮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刊發《「新名學」芻議》（同輯還收有國內學人名學論文五篇）。

直面儒學之難題與困境

上海儒學界之活躍，另一種表現卻是直面儒學之難題與困境，對儒學保持必要的反思省察。無反思無省察則無活力。上海大學朱承在新著中追問儒家「如何是好」：「這裡的『如何是好』，實際上有兩重含義，一是究竟儒家思想與文化中什麼才是『好的』，二是面對多種可能性，儒學的現代發展在價值上應該做何種取捨。」（《儒家的如何是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頁）儒家，如何是好？這是說：在當代的情境之下，儒家究竟應該如何自處？儒家究竟有哪些好？這兩個問題的提法，意味著將儒學問題化，有別於一上手就把它奉為神聖的真理之源的做法。

儒學之問題，一言以蔽之，在於儒學與現代性之間的衝突、張力及調適開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儒學能否調適自身以適應現代性；另一方面，儒學能否為現代性的調適開新提供新的思想與文化資源。對儒學持批評意見者，往往側重於第一個方面，並進而給出否定性的回答。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對同事陳贇的如下質疑便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陳贇這兩年對中國的思想傳統，做了非常精彩的重新闡釋。那麼，這樣一種重新解讀與當下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當我們要重新拯救中國思想傳統，而且要成功的話，一定是傳統與中國的當下——當下的中國已經被西方的話語和制度高度整合了——產生對話的關係。如果不能有效地對話，那麼任何一種對中國古代思想傳統的重新闡釋，可能只是個人在智力上的遊戲，對於當下沒有什麼意義。」（參見陳贇：《儒家思想與中國之道》，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41頁）在許紀霖看來，陳贇的工作，旨在「重新拯救中國思想傳統」。這一點未免錯失了陳贇的立義。作為儒學及中國傳統思想的同情者，陳贇對儒學之問題的關注點，在於上述所講的第二方面而非第一方面，即儒學能否為現代性的調適開新提供新的思想與文化資源。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陳贇的主張：「現代性的困境與危機，才是儒家復興的最深層動力。」（同上，第298頁）

歷史地看，陳贇的視角與立場接近於梁漱溟，而有別於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主導面向。這種差異，從一個方面折射了儒學發展的時代特徵，或者，折射了所謂「大陸新儒家」有別於「港台新儒家」的特徵。2015年1月，上海新媒體澎湃發表了對台灣學者李明輝（牟宗三弟子）的專訪，其中涉及李明輝對大陸新儒家的看法。大陸新儒家（包括滬上學者同濟大學曾亦、復旦大學郭曉東、華東師範大學方旭東等）紛紛在澎湃的後續訪談中回應李明輝，批評港台新儒家。此次爭論標誌著大陸新儒家明確提出自我主張。如陳贇所言：「『大陸新儒學-政治儒學-經學』的訴求在於儒學如何參與公共性的制度與體制的架構，而不僅僅以學術、教化的形式存在，而『港台新儒學-心性儒學-理學』的脈絡則接續的是儒家的成德之教，公共制度與體制則拱手讓給現代自由主義。」（同上，第289-290頁）

然而，當我們信心滿滿地宣稱，儒學應該「成為人類文明新一期的主導形態」、應該「真正實現從現代文明的多元價值元素到整體性的文明架構安排的大變革」的時候（同上，第289頁），還是有必要返身一問：儒學，如何是好？從而避免產生儒學什麼都好的幻相。「以『如何是好』的探討式姿態出現的儒家思想，與用『唯此最好』獨斷式姿態相比較，可能更加現實，也更加富有開放性與生命力。」（朱承：《儒家的如何是好》，第190頁）「儒家學者必須要面對現代性的問題予以回應並在此基礎上挺立自信。」（同上，第10頁）上海交通大學余治平對此言之甚詳：「現代化已經對當代中國社會性質與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包括生產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言說方式、交往方式在內的人們的一切存在方式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原先的傳統，而有全新的呈現。陰陽、五行、氣、心、性、仁、禮、義之類的儒學概念、命題，在多大層面、多少程度上能夠滲透進當下人群的日常生活，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儒學研究者所必須面對並且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余治平：《哲學的中國本土化敘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頁）

正視儒學自身的現代性困境與可能缺陷，切莫從以儒家自居走到以儒家自限。

「接著說」與作為哲學思想資源的儒學

曾亦、郭曉東、陳贇等人重視儒學的政教意義，表現出某種拒絕儒學之哲學化的傾向，以為儒學之哲學化乃是以現代學科的方式規訓、肢解儒學。相形之下，復旦大學白彤東和華東師範大學郁振華、方旭東更願意採取哲學（包括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知識論等）的進路，從儒學中尋找思想資源，通過「接著」西方哲學說的方式推進哲學問題的思考，從而以另一種方式回答了「儒學，如何是好」的問題。

白彤東認為，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癥結，在於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及其隱含的文化觀念，而孟子關於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參與的看法可以幫助我們提出建議性的民主模式。（白彤東：《一個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載《當代儒學》第九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頁）方旭東在《原性命之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中運用抽絲剝繭的細緻窮理工夫，探究人類道德生活的一系列難題，包括何以「知而不行」，意向與行動，道德情感，動物倫理，等等。

郁振華將陽明良知學帶入了當代西方最為前沿的知識論領域。2014年，郁振華在《中國社會科學》第12期發表論文《論道德—形上學的能力之知——基於賴爾與王陽明的探討》，在當代西方哲學理智主義和反理智主義之爭的背景下，立足於賴爾能力之知概念的活動/行動、智力和能力三層規定，考察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和致良知說。郁振華在論文中也對香港中文大學黃勇提出商榷。2016年，《學術月刊》第1、12期刊登了黃勇與郁振華的三篇論文。兩位學者圍繞賴爾、陽明、能力之知等問題往複辯難，展開了一場頗具典範意義的學術爭鳴。

二人爭論的焦點在於，道德能力之知是否包含動力，以及動力是否包含能力。黃勇對這些問題基本持否定態度。他通過對賴爾「傾向」（disposition）與「趨向」（inclination）的辨析，認為能力之知並不包含促使人們做出相應行動的傾向。比如，即使我們知道應該愛父母（具備命題性知識），也知道如何愛父母（具備能力之知），我們可能還是不愛父母。他也認為，具有行動的動力並不意味著擁有行動的能力。正是在此意義上，他甚至主張，動力之知更加偏向命題性知識而非能力之知。郁振華的觀點則與此相反。他區分了「道德的能力之知」和「非道德的能力之知」，認為前者是德性，自然內蘊著「願不願」，能力和動力不可分離。換言之，在郁振華那裡，能力與動力的差異體現為「能力之知」的內部差異，並不涉及獨立的「動力之知」。黃勇認為，作為動力之知的良知並不賦予人行事的能力。郁振華對此批評說，這一詮釋遮蔽了良知內生的動力結構，使良知成了一個抽象而貧乏的概念，類似於幾何學上的「點」。黃郁論辯在義理層面推進了關於陽明良知概念和賴爾能力之知的探討，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哲學如何積極地介入世界哲學的討論。

「以仁心學，以學心聽，以公心辯」

長久以來國內的學術論爭存在許多問題，嚴肅的義理討論容易流向意氣之爭甚至敵我之爭。在這樣的學術生態之中，黃郁論辯顯得尤為可貴，樹立了「以仁心學，以學心聽，以公心辯」的典範。細言之有二：

其一，同情之理解。健康有效地爭論源於雙方對異己觀點認真的對待和同情的理解，雙方要盡量減少有意無意的曲解。在這方面，黃郁二人都十分出色。例如郁振華在理解黃勇「動力之知」的理論視角時便指出，視角之交融賦予黃勇一種獨特的問題意識，從而使他特別關注行動的動力面向。這種對於論爭對象觀點的積極的溯源式考察，反映了其對待他者的充分尊重。而且，在整個論爭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出現以「沒有理解自己」為理由的駁斥，說明雙方正在進行一場「純粹」的學術論辯。

其二，以問題為旨歸。論爭的終極目的，不是逞一時口舌之快，而是尋求問題的解決，因此澄清問題與達成共識是這一要義的表徵。在黃郁論辯中，我們看到雙方通過相互駁難，逐步推進對問題的認識，同時雙方也從論辯中有所收穫，對各自的觀點有所修正。例如黃勇認可了郁振華對其將「不道德」與「道德」二分的批評。此外在對「knowing that」、「knowing how」的理解問題上，黃勇通過澄清的方式與郁振華的批評達成了一致。由此可以看出這次論辯的良性趨勢。

在很大程度上，學術的健康持續發展有賴於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而積極的學術爭鳴既是理想學術共同體的實現方式，也是其正面表現。個人的「一己之思」需要在有益的論爭中檢驗，從而推動共同體的成長。黃郁論辯以其正氣且富有創穫的方式為此作出了表率。可以一提的是，劉悅笛微信公眾號4月1日推出李澤厚先生最近雄文《舉孟旗行荀學》，其第一段便明確交待，此文的寫作正是受了黃郁論辯的激發。（華東師大哲學系研究生祁彤、周建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1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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