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動不動就軍事政變，就這樣兒卻稱霸世界500年

漢朝與羅馬，堪稱古典時期人類世界兩個超級大國，而華夏文明與羅馬文明，也是古典時期人類文明的巔峰代表。不過，在政治結構上，雖然古典時代的羅馬與中國，都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政權，也施行了君主制。但東西方君主制的內涵卻有極大不同：

中國皇帝採取典型的家天下制度，皇帝嚴格依照基於血緣而制定的禮法制度加以傳承；至於羅馬皇帝，雖然也有家族繼承製，但這種傳承製度無論是地位還是穩定性，都遠不能和中國相比。

從奧古斯都時代算起，到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羅馬帝國滿打滿算，也不過維持了五百年，而在這五百年里，羅馬帝國經歷了朱里亞.克勞迪，弗拉維、安東尼、君士坦丁等一共九個比較連續的王朝，中間還有類似於四帝爭位期、四帝共治期等特殊時代。這與中國光一個兩漢就各自維持兩百年穩定政治格局，形成鮮明對比。而且，在君主繼承方面，羅馬與中國也截然不同。中國嚴格遵照嫡長子制度，皇位傳承嚴格依照立法，由血統決定；而羅馬即便是在各個朝代內部，皇位傳承也並非完全遵照血緣，許多皇帝的內親、養子甚至部屬、朋友，都可以得到皇帝的信任，繼而將其立為繼承人！

為什麼羅馬的皇位繼承如此不成體統？這個龐大帝國和文明的政治運行又為什麼如此混亂呢？除了元老院這個制衡皇權的「民主機構」的存在，使得羅馬皇帝難以享受中國皇帝那種「君權天授」意識形態的天然加持外，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軍方力量的過於強大！

翻閱統共不過三四百年的羅馬帝國史，我們可以發現，但凡稍微有點名氣的帝王，比如奧古斯都、圖拉真、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莫不是著名的軍事統帥，即便那些靠血統或者民眾擁戴得以上位的，其中相當部分，也是憑藉其軍事成就和在軍中的地位支撐，方能成就大器。軍事對羅馬政治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就有點奇怪了！通常來說，一個強大的國家、乃至文明體系，在創業打天下，或許免不了要倚重軍事，皇帝也出自軍事領袖；但隨著江山穩固，軍事力量對政治的干預力就迅速萎縮，皇權的基石逐漸轉變為官僚政治體系，軍隊只起到拱衛國家之用，很少直接介入政治，更莫提直接干預皇位廢立。干這活兒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沒有好下場——哪怕所作所為順天應人也不例外（比如漢初誅殺諸呂，重振劉氏的太尉周勃，後來就被漢文帝設計冤殺）。

總而言之，鑒於軍事天然蘊含巨大破壞力，所以軍事力量必須受到政治權力的嚴密約束和限制，惟其如此，國家和文明才能夠保持長久的繁榮與穩定。只有當國家和文明式微，或者陷入危險時，軍事力量作為最後支撐的作用才會凸顯，進而掙脫政治權力掌控，走上前台——但這時候，離天下大亂、亡國滅種也已不遠了（漢末、唐末、明末的朝綱敗壞，武將肆虐）——中國古代政治權力與軍事權力的關係，基本上都遵循了這一套路。

但羅馬不同，羅馬帝國和文明在西方獨孤求敗數百年，實力不可謂不強大，文明不可謂不繁榮。可在這數百年的穩定繁榮期內，軍事力量對政治的干預一直如影隨形，政治權力不僅不能壓制軍事權力，反而一直受其強力掣肘，帝國內部也因此一直深陷動蕩和紛爭。這種政軍關係的失衡，不僅讓所謂的「偉大時代」蒙上了陰影，更因此造成大量內耗，嚴重消耗了羅馬帝國乃至文明體系的實力。而羅馬帝國在僅僅維持了幾百年後就迅速衰亡，這種嚴重的內耗和紛爭，也是一大原因。

為什麼軍事權力能在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這要從地緣環境說起。

在《地緣政治：義大利系列》之前的章節中，雲石君曾經介紹過：羅馬帝國的版圖，囊括的幾乎整個環地中海板塊，並深度嵌入到西亞、中歐、西歐等地。

地中海相對穩定的氣候環境，使得羅馬人哪怕是以古典時代的文明發展水平，也有能力突破海洋所形成的天然地緣屏障，並把其變為連接各板塊的地緣通道，進而將整個環地中海板塊有機整合在一起，構建起龐大的羅馬帝國。

但必須說明的是，這種連接和整合的力度是有限的。畢竟地中海的阻斷功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遙遠的物理距離，也削弱了義大利本部的輻射影響力；至於中歐、西歐等地，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地中海輻射圈，羅馬要向其投射影響力，首先就得翻越巍峨的阿爾卑斯山。再加上義大利半島本身的體量和規模也相對有限，這種種限制，意味著羅馬帝國雖然能夠保持大體的統一，但其內部各板塊間地緣關係的緊密程度，遠不能與中國相比，各邊緣板塊具有更強的獨立基因。

當然，一般情況下，這種獨立基因，並未強大到會割據獨立，甚至脫離羅馬帝國版圖的地步。畢竟各邊緣板塊有大量未開化蠻族，雖然他們文明形態落後，是烏合之眾，但畢竟人數眾多，。而羅馬派駐當地的軍隊和官員，以及遷往當地的殖民者，在當地都是少數派，與土著有著民族、語言、階級、文化等各方面隔閡，一時半會兒無法融合為一體。這些生存在邊緣板塊的羅馬人，要想有效維護自己的統治者和上層階級地位，離不開義大利本部以及整個帝國系統的支撐。如果貿然與帝國決裂，不僅要受到帝國中樞的討伐，中斷與義大利本部、乃至環地中海貿易體系的交流，當地未開化部族也不會認可這些外來戶，內外夾擊之下，必是敗亡之局。

只不過，雖然邊緣板塊的羅馬人系統，不可能脫離帝國中樞，但地緣結構的獨立性，以及地緣距離的相對遙遠，使得義大利本部也難以有效對各邊緣板塊進行高效的直接管理——所以中樞必須高度放權，對地方上的羅馬官員授予更多的自主權力；而由於各邊緣板塊蠻族、異族人多勢眾，羅馬要想維持對這些異族土地的控制，就必須高度依賴軍事，而要從異族中收取賦稅，財富乃至奴隸，也需要軍隊的直接干預，所以當地的羅馬政治結構，又必須以軍事為中心構建。這種情況下，羅馬負責管理各邊緣板塊的，並不是中國那樣，主要以社會治理為主要管理方式的文官，而是社會治理之外，同時兼帶暴力打擊和鎮壓威懾重要職能，有明顯軍事統帥性質的總督——為了他們的軍事行動更有效，更及時，這些總督極高的自主權！

而除了邊緣板塊的內部治理，對外部勢力的進擊和防禦，也需要給予地方總督更強的軍事自主性。

羅馬帝國在多個戰略方向，都存在著強大的外部敵對勢力。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羅馬出於開疆拓土的進擊，還是保衛國家的防禦，都需要在邊緣板塊展開頻繁的軍事行動。而帝國遼闊的疆土，以及阿爾卑斯山、地中海等地緣阻斷的存在，使得中樞與邊緣板塊的交流相對艱難，時效性更無法保障。這種情況下，必須授予地方總督極大的軍事自主權，這樣才能提高戰爭的獲勝機率，最大限度的維護帝國和文明體系的利益。

說一千道一萬，羅馬的特殊地緣環境，決定了它必須在授予地方總督包括軍事在內的高度自主權——而且考慮到邊緣板塊內外部都存在大量異族，所以相較於中國，羅馬對邊緣板塊的軍事力量配備要強大的多，總督軍事自主權的範圍和邊界也寬廣的多！

這就麻煩了。總督手上有大量的軍隊，也有高度的自主權，這意味著他們有了與中樞叫板的本錢。雖然前文中雲石君已經說了，邊緣板塊的大量異族存在，使得當地羅馬勢力離不開中樞和帝國系統的支撐，但這只能保證其不割據自立，脫離羅馬帝國系統；卻不能保證其不會喧賓奪主——一個足夠強大的總督，完全可以以自身軍事力量為依託，返回義大利本部，奪取中樞控制權！

關於這種做法，最著名的就是共和國時代末期的馬略和蘇拉。這兩位名聞遐邇的羅馬獨裁者，都是軍事統帥出身，通過對異族的大規模戰爭，掌握了大量精銳的軍隊，然後以此為依託，返回羅馬城，奪取了政權，成為獨裁者。

當然，羅馬也可以在道德和法理層面，將這種行為定性為叛逆——只要這種世界觀在羅馬人心中建立起來，那麼野心家的奪權難度就大大增加——就算他一時得勢，但由於「名不正言不順」，無法獲得民眾認同，所以統治基礎天然不穩，很容易就會被推翻——中國安史之亂之類的叛亂，之所以失敗率超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意識層面撼動「王朝法統」實在是太難了；像曹操，即便是崛起於漢室威儀喪盡的亂世，也得借漢獻帝的法統為自己撐門面，別彆扭扭過了幾十年，最後直到自己死了，兒子曹丕上來，才勉強完成了對「人心」的收服，繼而建立魏朝。

所以，如果能打造出一套約束軍人奪權的禮法綱常體系，確實可以增加軍人上位的難度。

但羅馬並沒有建立像中國這樣的禮法綱常體系。

其實羅馬沒有建立這種體系，是十分明智的。中國之所以能建立這種體系，是因為中國的本部核心區地緣實力超級強大，中樞能夠獲得本部（前期關中——中原，後期黃河——長江流域）的強勢依託，對各邊緣板塊構成實力上的絕對優勢；而且中國的國土相對規整緊密，中樞能夠比較便捷的將影響力傳播到各邊緣板塊。這種格局下，邊緣板塊的體制內勢力造反，條件並不充分，就算真的幹了，大多也難以對中樞構成致命威脅——換句話說，安史之亂是很偶然才會發生一次，不是中國政治的常態。

但羅馬就不一樣了。羅馬的地緣環境，決定了它在邊緣板塊的軍事力量配備必須強大，而且自主性也必須很高。所以哪怕是帝國穩定繁榮時期，也很容易造就軍閥。而軍閥實力強到一定程度，自然有更上一層樓的慾望——這意味著，邊帥篡位是羅馬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

如果偶爾一次邊帥篡位，還可以堅決打擊——畢竟這種造反會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增加國家消耗。但如果邊帥篡位常態化，那就不好辦了——每一次堅決打擊，都意味著大規模內戰，意味著國家和文明的嚴重內耗。羅馬再強，也經不起這種折騰！

這種情況下，不如索性在政治規則和禮法綱常層面，對邊帥篡位的行為予以默認。只要邊帥足夠強，那就允許他成為帝國的首腦——畢竟前文中雲石君也說了，這些邊帥只是想當皇帝罷了，並沒有背叛帝國體系的企圖，更沒有毀滅帝國和文明的意思。在體制內給他們設計出一套上位潛規則——只要你確實有這份實力，你的奪權行為，就可以得到理解和默認。大家都按這套潛規則行事，這樣就把矛盾和衝突儘可能的控制在小範圍，不至於外溢到社會層面，導致國家陷入周期性大規模災難——這也算是在不能完全避免的情況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除此之外，羅馬的利益獲取方式，也決定了邊帥奪權，更能為人所接收。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耕文明國家，國家物質積累主要靠農耕穫得，而中國本部核心區在地緣實力方面的絕對優勢，又決定了國家財富主要產自本部地區。這種格局下，邊疆軍隊主要作用是抵禦入侵，保護國家安全——對國民的好處是間接的，並不能給國家帶來什麼直接的物質回報——相反還要民眾為它提供大量糧餉。所以，軍事力量在古代中國，很難爭取到一般民眾的直接好感——尤其是在國家穩定強大期間，他們的作用在大眾層面基本無從感知。

但羅馬就不同了。對主要聚居於義大利半島的羅馬人來說，他們雖然也從事農耕，但他們的財富收益，大多還是靠對各邊緣板塊和異族財富的拿來——無論是貿易交換還是武力征服。這也就是說，羅馬人的利益獲取模式，不是內生式的義大利半島本土自我生產，而是從外部流入。

而要確保外部資源流入義大利半島，流入羅馬人口袋，軍事力量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直接。正是軍人們對邊緣板塊的征服和佔領，才使得羅馬能夠從容獲取財富，坐享其成；軍隊通過對外掠奪，使得金銀、物資、女人、奴隸都直接迴流到義大利半島和羅馬城，讓羅馬人從中大夥其利！

鑒於軍隊在為羅馬人創造財富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並且效果直接可見，所以取得巨大軍事成功的邊帥，很容易獲得羅馬民眾的好感，進而由此塑造出崇高的個人威望，這為他們攫取最高權力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凱撒便是通過在高盧的巨大成功，為自己鋪平了入主羅馬城的道路，並成為萬民心中偉大英雄。

總而言之，特殊的地緣環境，使羅馬帝國的邊緣板塊軍事統帥，既能夠擁有強大的軍隊，而且還可以享受高度自主權；同時，羅馬帝國也形成一套有利於他們體制內奪權的潛規則，甚至打造民意基礎的條件都十分充分。

而邊帥的這種無解優勢，又反過來對中樞，乃至皇權的確立造成影響。首先，在位帝王最好是出身軍隊，或者至少在軍隊有過歷練，並取得過一定的軍事成績，這樣才能能有效掌握軍事力量，並在威望上壓過其他邊帥，以確保自身統治。

同時，皇帝在繼承人選擇上，賢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壓倒血緣，成為一個主要標準——繼承人也必須混過軍隊，並且在軍中有威望，取得一定成績，否則的話，即便是親兒子，上位後也未必能壓得住邊帥軍閥。所以，羅馬帝國的皇位繼承，血緣方面的考慮並不太重要，外戚、養子、部屬、朋友、兄弟，反正只要你本事夠大，都有可能會壓倒皇帝的親兒子，成為他親手選定的繼承人——如果皇帝非要立親，那你也可以殺了這個太子，甚至皇帝本身，篡位自立。只要你確實幹的好，別人，甚至包括皇帝原先的親信，也有可能對你表示認可和服從。

環境造就人，環境決定政治模式。羅馬帝國的特殊地緣環境，決定了其之政治，高度受軍事影響；甚至皇權延續，都難以免俗。不過也正是因為政治對軍事的妥協和忍讓，羅馬帝國才能把這種結構性內耗的負面影響，儘可能的降到最低，不至於對國家和文明造成過大衝擊，最終讓這個地緣結構看上去有些鬆散零碎的龐大帝國，輝煌了差不多三四百年。

不過，輝煌雖輝煌，危機也在慢慢滋生。從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的大一統，逐漸顯出力不能支之像。公元395年1月17日，羅馬皇帝狄奧多西（346—395）逝世把國土分給兩個兒子。羅馬從此正式分裂為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兩個國家。

羅馬帝國為什麼會主動一分為二？這種分裂背後，有什麼地緣方面的原因？為什麼以前羅馬一直能將大一統維持下去，而到了四世紀末，就再也無以為繼了呢？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下一節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147章——義大利之第4部分。解讀大國博弈內幕，剖析政治深度邏輯，請用微信關注公眾號：雲石，持續收看全部雲石君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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