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欣賞卻各自為戰，德日關係為何一直這麼糾結著？

文｜任堅

1921年10月27日，德國巴登巴登溫泉療養地，遊人稀少，顯得有點冷清。然而在一間蒸汽浴室里，有三個東方面孔的中年人正慷慨激昂地議論著什麼。他們就是後來成為日本昭和軍閥骨幹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和小畑敏四郎（人稱「三羽鳥」，那時還是小弟的東條英機只有在門口望風或進來點個煙的份），日本侵略戰略的源頭巴登巴登集團就此誕生。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在遠離日本萬里之外的德國密謀呢？這要從日德之間由來已久的密切的軍事政治聯繫說起。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兩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要求「 交換情報」，「緊密合作」，在東京的日本人同時掛起了日本和德國國旗慶祝協定的簽署

棄法師德

日德民間的交往很早，在德川幕府時期，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工作的德國人就到過日本。1854年，美國迫使日本簽下《神奈川條約》，打開了日本緊閉的國門。在幕末，德國商人首抵日本。1860年，弗雷德里希·奧伊倫堡伯爵抵達日本，出任普魯士駐日大使。4個月後的1861年1月簽訂了第一個日本公眾認為不平等的親善貿易條約。1863年，就在奧伊倫堡訪日3年後，一個幕府使團抵達柏林，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和各界的隆重接待。馬克斯·馮·布蘭特成為正式駐日使節。1867年，幕府倒台，明治天皇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在隨後的內戰中，德國武器商亨利·施奈爾向忠於幕府的長岡大名提供武器。一年後，德川勢力失敗，日德重新商談雙邊條約。明治維新開始後，通過密切的信息和文化交流，日本在各方面大量採用了德國模式。許多德國人來到日本為政府工作，被稱為「僱傭的外國人」。他們在各領域為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比如醫學、法律，最突出的還是軍事領域。

1885年雅克布·梅克爾少校應邀擔任日本總參謀部的顧問兼陸軍大學的教員。他在日本的3年里，與桂太郎、川上操六等軍界有影響的人物共事，對日本帝國陸軍的現代化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總的來說，日本人擅長戰術和野外作業，但對於普魯士德國模式的總參謀部概念和戰略運作則完全陌生。作為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梅克爾少校訓練了大約60位日本高級軍官，講授關於戰略戰術及總參謀部的組織運作，此外他把普魯士的軍事成就歸因於對國王這個最高軍事首領的堅決服從，使他的學生們更加堅定地忠於天皇。他的影響如此深遠而巨大，以至於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給他樹了銅像。

總的來說，特別是在普法戰爭後，日本陸軍捨棄了幕末開始延續至明治初期的師法法國路線，在組織架構和軍事訓練等各方面以普魯士德國為楷模，致力於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桂太郎和乃木希典等人是這方面的主要推手。普魯士德國對日本社會各層面的影響遠不止於軍事領域。1889年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就是深受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格奈斯特和洛倫茨·馮·斯坦因的影響，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認為普魯士式的君主立憲強於英國模式，後者的君主只是名義上的元首，因此普魯士模式更適合日本。不僅憲法，其他的各種法律及國際條約和協定等都是在德國專家的協助下完成的。這些方方面面的德國烙印，又使日本人對學習德國抱有濃厚興趣。

普法戰爭後，日本陸軍在組織架構和軍事訓練等各方面以普魯士德國為楷模，致力於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桂太郎和乃木希典等人是這方面的主要推手，圖為在柏林訪問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中）

日德關係冷卻期

19世紀末，數十位日本留學生和軍官遠赴德國，在德軍的各院校和各級軍隊中學習軍事組織體系和軍事技術並接受訓練。本文開頭提到的永田鐵山就是在1913年赴德學習軍事，並隨後出任駐歐洲諸國武官。岡村寧次和小畑敏四郎雖然未曾在德學習，但也都是駐歐武官，在歐洲中心昭和軍人心嚮往之的德國密謀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由於德日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衝突，特別是甲午戰爭後，德國和法國、俄國聯手干涉，迫使日本沒能攫取中國遼東半島（「三國干涉還遼」）。在意識形態方面，德皇威廉二世擔心所謂的「黃禍」，即日本領導下的亞洲各國聯合起來形成的威脅。他立法限制在德學習軍事的日本留學生數量。日俄戰爭也是使德日疏遠的重要因素，德國堅決支持俄國，以至於日本警告任何在交戰區內為俄國艦隊加煤的船隻都將被擊沉，德日關係迅速冷卻。日俄戰爭後，日本作為黃種人後發國家擊敗歐洲列強，引發了德國的興趣，德國要求對等地派員考察日本軍事並得以成行。然而，日本的勝利也引發了志得意滿的軍方對德國的不信任。

1902年，日本與英國結盟。在一戰中，日本於1914年對德宣戰，奪佔了德國在中國膠東半島以及西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國殖民地（加羅林群島、馬歇爾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和帛琉群島）。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在膠東的頑強防禦和軍事技術，給以6：1兵力優勢獲勝的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國戰俘不僅沒有遭受後來英美戰俘遭遇的非人虐待，反而得到了尊重和非常優厚的待遇，以至於有些人在被釋放後主動選擇留在日本。

1914 年，在發動對青島的圍攻後，英國和日本士兵在德軍殘破炮架旁留影，其上懸掛著日本國旗

日德鮮有整體共同戰略和聯合行動

20世紀30年代，日德兩國在各自所在地區都採取了侵略性的軍事戰略，並都與美英等西方列強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加上兩國都堅決反共，於是與義大利共同結成被稱為「軸心國」的政治和軍事聯盟。但在二戰中，軸心國尤其是日德受阻於相距遙遠，基本各自為戰，鮮有整體共同戰略和聯合行動，最終雙雙戰敗投降。與英美蘇中的密切聯盟相比，德日的聯合充其量只能算作整體戰略勢態和地緣政治的互相策應，整個二戰過程中，不要說像諾曼底登陸或「火炬」行動這樣的大規模聯合行動，就是戰術層面的聯合戰鬥在德日間都沒有。在戰略層面，兩國也是各有算盤，表面姿態多於實際行動。儘管希特勒不斷催促日本北上攻擊蘇聯與德軍東西合擊，但日本卻決定北守南攻，並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日蘇都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使對方不主動進攻從而騰出兵力用於吃緊的其他戰線。蘇聯通過條約和佐爾格等間諜確信日軍沒有北進意圖，抽調遠東有生力量到蘇德戰線從而扭轉了局面。日本則不僅與蘇聯簽約，甚至試圖主動調停希特勒和斯大林，以便使蘇聯退出戰爭從而將更多的關東軍調到太平洋戰線改善不利局面。日蘇條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德國沒有事先打招呼就與潛在的共同敵人蘇聯簽訂《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條約》的一種回應。

在意識形態上，日德互相接近，彼此欣賞。日本對德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非常羨慕，對德軍橫掃歐洲的勝利印象深刻。希特勒則曾多次表達對大和民族的好感，稱他們低調有意志力，服從而忠誠，勇於犧牲。他認為日本是可信賴並可從與之結盟中獲益的世界強國，因此放棄了原本經濟軍事聯繫更密切的中國。日本對英美的宣戰大大改善了德國的處境。希特勒尤為賞識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認為他的能力在駐柏林各國使節中無人能出其右，並授予他金質德意志雄鷹大十字勳章（總共只有15人獲此殊榮）。大島浩則利用與里賓特洛甫及希特勒本人的良好私交，獲得大量重要的情報和動態，並積極促成三國協議及日德各方面的合作。有意思的是，這個極端親德的日本大使居然無意中為盟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發給東京的頻繁而詳細的電報涉及德國各方面的情報，悉數被盟國破譯。尤其是在諾曼底登陸前，大島浩對大西洋防線的防禦工事和兵力配置的詳盡報告使盟軍採取針對性措施，得以大大減少傷亡。

在作戰層面，最為人知的莫過於所謂日德中東會師的計劃。然而這只是出於戰略勢態的大目標，兩國的參謀部從未擬就針對性的具體計劃，也根本沒有協同。隨著日軍在印度英帕爾失利，隆美爾的非洲軍止步於阿拉曼，這個所謂「計劃」也化為泡影。同樣無疾而終的日德協同設想還有兩國海軍聯合在印度洋的聯合破交作戰。一般而言，日德兩國有各自不成文的勢力和活動範圍，除了戰爭爆發後改裝成襲擊艦的「鸕鶿」號在澳大利亞西部外海擊沉澳大利亞輕巡洋艦「悉尼」號，德國海軍基本沒有在太平洋和東印度洋（東經70°以東）作戰。日本海軍也未曾進入大西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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