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家公子到愛國報人：懷念先父馬廷棟

最新 06-14

上世紀90年代，馬廷棟先生在大公報展覽館。

右邊兩位為大公報創始人張季鸞、胡政之的照片。

本文作者系馬廷棟先生之子。馬海甸先生也是資深報人、翻譯家，著有隨筆集《我的西書架》，並翻譯有阿赫馬托娃、巴別爾、布羅茨基等俄羅斯文學大家的詩歌及隨筆多種。

先父馬廷棟，1914年出生於一個香港廣州兩地營商的殷實商人家庭，他的父親馬伯年，既是香港國華銀行（此銀行一直維持到2002年，後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合并）的創辦人，也是廣州五仙門發電廠的股東之一。據先父說，馬伯年早年喪父，到日本勤工儉學，靠在大學醫學院當口譯攢取學費。早稻田大學畢業後，侍寡母至孝的他旋即返國，在日資台灣銀行﹙原址在廣州沙面﹚任華人幫辦。他攢取的第一桶金和在工商界、政界建立的人脈，當在此時。

至馬廷棟1937年燕京大學畢業時，因經濟環境惡劣，發電廠虧損，銀行擠提，家境已大不如此。先父原擬大學畢業後放洋讀研究院，再進入外交界服務，也因此未能如願。他先是任職於國華銀行，擔任的是類似今天專與洋人打交道的公關工作，後發覺與夙志不合，適逢其時張﹙季鸞﹚胡﹙政之﹚籌辦香港大公報，遂入館工作以迄於2003年以大公報顧問的身份去世，凡六十五年，軌跡歷經香港、桂林、重慶、英國、天津，又回到香港，中間未嘗停止過一日，可謂之死靡他了。

在香港淺水灣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前排左一為馬廷棟，左二為費彝民，左三為胡政之。

服務大公報長達五十六年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國人最左和頭腦最發熱的時候，先父對我談及兩個人時仍充滿了敬意，其一是司徒雷登﹙他曾就讀於嶺南大學附中和香港皇仁書院，卻未嘗對這兩家名校的有關人士置一詞﹚；另一個就是張季鸞。而這兩位人物在五六十年代，正是國人大張撻伐的目標。我們不難想像，正是司徒雷登，這位以培育天下英才為己任的洋校長，充實了他的腹笥和令其精神有自由發展的空間；而張季鸞則以一桿筆，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事業豎起一面至今仍為世人景仰的大纛。張氏的總編輯之職，同樣不曾冠以副部級之類的銜頭，卻贏得了受眾的信任和愛戴。

年前孔夫子舊書網曾拍賣過先父的大學學士論文，精裝16開，書題套金，164頁，題曰「中國外交行政之過去與未來」，起拍價1600元，可惜發現時晚了一步，已為捷足者先得。

在重慶大公報門口。

中為馬廷棟，右一為胡政之。

1941年聖誕節，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先父攜婦將雛，隨報館先是流亡桂林，在這座號稱戰時的文化城繼續辦報。此時，他已由國際新聞編輯擢升為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徐鑄成，其時大公報各分館只設編輯部主任﹚，值夜班，躲空襲，乃題中應有之義。先母回憶，其時我大哥病重（他生於聖誕節夜的香港，醫院遭日機轟炸，在襁褓中隨父母顛沛流離，身體孱弱，延至七年後終告不治），夜夜啼哭不止，其中的痛苦，誠不足為外人道。

饒是這樣，先父自己身患肺病，仍是編採一肩挑，1943年他到贛南採訪，寫過一組《贛南旅行通訊》，在一部名為《桂林文化名城紀事》的著作中，曾被譽為「有影響的通訊」。1984年此書出版後我買了一冊，並呈上一閱。他翻了翻，沒說什麼話，書也就不知所終。數十年後，專研大公報史的友人王鵬（王芸生外孫）將《贛南通訊》的若干文章複印寄我，赫然發現一篇《與蔣經國專員一夕談》，其時小蔣已從蘇聯回國，正在贛南試行新政，只要不戴有色眼鏡，這當然是不可放過的大新聞。但在1984年，蔣經國的名字還很敏感，他的不吱一聲，或許與此不無關係。

見證了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風雲

先父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派駐英國，成為繼蕭乾之後大公報的第二任駐英特派員。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終於圓了他的留學夢。1948年3月大公報香港分館復刊，華商報有報道稱，大公報新任經理費彝民是法國通，副經理馬廷棟則回港「販賣」他剛從英國學得的費邊社理論。

這令我想起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生前披露的一則報壇「秘辛」；五十年代，有人向北京打報告，說費彝民為法國人做事，馬廷棟是英國特務，李俠文屬國民黨餘孽，李宗瀛則是叛徒。打報告的人我也有數面之緣。這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加於先父頭上的種種無端懷疑，大概可以獲得湔雪了吧。

1967年在埃及採訪第二次亞非會議。

右二為馬廷棟。

先父雖然讀的不是新聞專業，對新聞寫作也沒專門下過什麼功夫，但他的經歷，主要還是一個記者和編輯。且不說早年，就是六七十年代,他參與的重大採訪，就有第二次亞非會議﹙因阿爾及利亞政變未開成，但記者已抵阿爾及爾，並在政變的槍聲中完成採訪﹚，關於越南停戰的巴黎和會，以及美國總統尼克松訪京的破冰之旅，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京中日復交，幾乎當時的重大外交活動，他都無役不與。他當年撰寫的消息和通訊﹙更不必說平時撰寫的社論了﹚多不具名，我也無從稽考。

而且據他晚年說，尼克松和田中訪華，當時規定有關報刊一律用新華社的通稿，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了解外國外交界和新聞界的有關評論和反映。報告殺青上交，自然不留底稿。當時的報人大抵如此，雖然對採訪和寫作極為重視,可說一絲不苟，但對成果卻視如斷爛朝報，文章一旦刊出,便毫不顧惜。

大公報有一不成文的規定，經理部負責人多從采編人員中甄選。五十年代初，先父專職從事副經理和經理，直到六十年代中經他執意要求才回到編輯部，以致他的一位多年未謀面的老朋友，誤以為他一直搞的是經營，向暨南大學新聞系推薦他到校講授經營。他善於與人打交道和機智的應對之長倒被忽視了。也是根據報界的不成文規定，編輯部排列一定在經理部之前。先父也是凡人，對讓出港館復刊後即出任的編輯部主任一職﹙多年來我對他曾任此職一無所知，他去世後他的一位老同學兼老同事向我口述他早年的經歷時也刻意隱去了這一點，那還是從王鵬寄給我的大公報總館的內部通訊中獲悉的。往事已了，我在這裡重提這一點是希望還歷史的真相，如此而已﹚當然不會全無芥蒂，但他考慮的還是報館的需要，也因此，他長期退居幕後。我想起九十年代後報館新任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由於出任者都是同級幹部，無一不是以吵翻了天收場，令下面那些相對單純的下屬看了面面相覷。我們不必說古人可風，其實古人離我們並不遠，先父就是一個。

先父除評論和新聞報道外，幾乎不寫什麼文章，同那些一天寫五六個專欄的同事相比，幾乎沒有稿費收入，就靠一份乾薪維持生活。先母嘗說先父入錯了行，要是在銀行幹下去的話，要有出息得多，起碼生活不致那麼清苦。2008年報館籌划出版《大公報名記者叢書》，為此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編委會，領銜者當然都是掛名的，我業餘同三位編輯一起編書。入選者則由上面決定，港館無一人當選。

我就是從這時起得以較系統地閱讀先父四十年代撰寫的一系列通訊。其中留下較深印象的有兩篇，其一就是上文提及的《與蔣經國專員一夕談》。先父在文中與小蔣縱談美、愛和笑等人生哲理，虛渺得幾乎不著邊際，乍看似乎違反了新聞須具體的原則，但透過那些頗有文學色彩的複述，卻巧妙地披露了小蔣的抱負。文章以這樣一段話作結：

「中國的遠景,是充滿美的，但我們須以更積極的態度來肩荷起完成美的境界的任務。現在有一種很錯誤的見解，許多人憧憬著戰後的享樂生活，他們沒想到在建國的過程中需要我們作更大的犧牲才能完成，我們須節省有用物資來建立一個工業化的新中國。我們必須為這種美滿的理想，美滿的將來而鼓舞起來,。『真正的理想社會得到實現的一天，我們會忘記了死亡，忘記了黑暗，忘記了痛苦，而向著陽光歡笑了。』」

一個躊躇滿志而又迥異於其父的年輕政治家的形象，躍然紙上。以我數十年文字編輯的經驗，可以毫不偏袒地說，先父的這些通訊，比之他的同輩們的名文並不遜色。

還有一則是他1941年5月撰寫的署名時評《近東的鎖鑰伊拉克》，這篇時評去今已超過七十年，除伊拉克不再是英國殖民地，角逐的列強也不復英德兩國之外，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重演的幾乎是舊時的歷史。看到此文，我心想先父多年研讀的國際政治真沒白下功夫，他對伊拉克這一蕞爾小國的歷史、地理沿革了如指掌，今日美國之在中東借端生事，與昔日英德如出一轍。可惜的是，他沒能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轉掌經理部更令他完全與此脫節，到重返編輯部，空氣已日趨嚴峻，個人發揮的餘地不多，他也無復年輕時代的銳氣了。

一為報人，便終生為報人，所謂總編輯、編輯，猶之乎總工程師、工程師，無非是工作分工而已。總編輯有統籌和把關之責，工作當然較一般編輯重要，工作能力也比尋常編輯更強，但只有官迷們才視之為不可或缺的烏紗帽。先父晚年纏綿病榻垂三年，遺言喪事從簡，有關單位依言照辦，讓下屬某部門送一花圈，這是合該如此。報館從灣仔遷到鰂魚涌後，在會議廳內設一類似名人堂的展覽櫥，2008年經批准成立，先父得以忝列其間。去年回館參加一位老同事的追思會，赫然發現原先統由本人執筆的三位前輩包括先父、李宗瀛、陳凡的簡介和照片，已統統不知去向。還是那句話，合該如此。既然不是名人，都「下堂」去吧，誰讓社評的壽命短於武俠小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