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聲》：呈現當下中國閱讀生態

據統計，中國人年平均閱讀量是4.5本左右，同期韓國的年平均閱讀量為15本，法國24本，日本44本，以色列68本。2017年4月17日，世界讀書日前夕，紀錄片《書聲——北京閱讀考》上線，以獨特的視角展現了當代人的閱讀生態。

該片耗時近兩年完成攝製，製作組選擇了北京不同時期的三個閱讀地標——中關村、琉璃廠和王府井，走訪北京數十家知名書店、出版社、電商企業、電子書企業、研究機構等，拍攝涵蓋圖書出版行業全產業鏈，訪者包括實體書店經營者、電商平台負責人、古舊書經營者、資深出版社編輯、電子書行業人士、作家、普通讀者和消費者等近百人，全方位展示了一張當代社會閱讀情況的調查問卷，也回顧了中國人關於閱讀的集體記憶。

家長帶著小朋友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內閱讀自己喜愛的圖書。

琉璃廠的前世今生

清代文人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說，京師一無是處，只有「三尚可」：「書尚可買，花尚可看，戲尚可聽」，其中「書尚可買」，指的就是琉璃廠。

琉璃廠,位於和平門外，西至南、北柳巷，東至延壽寺街，全長約800米。這裡因燒制琉璃瓦而得名，卻因為賣古籍善本而揚名。康熙年間，窯廠監督汪文柏奏請朝廷，於琉璃窯前的空地建築房舍，招商承租，於是各地的書商紛紛在這裡設攤，再加上從護國寺遷來的書商及古玩商，琉璃廠逐漸形成京城最大規模的書市，世所罕見的古籍善本以及精妙的古玩字畫都在這裡得以展示，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流連之處。

北京琉璃廠的古籍書店。

今天的琉璃廠，依然是古舊書籍的流通據點。只是這裡除了當年老琉璃廠人的子弟，還有杜國立這樣的書商。他身材敦實，臉上常掛著生意人和氣生財的笑容。初中沒畢業，他就來北京打拚，起先在建築隊里幹活，有一天經過一個廢品回收站，看到幾本火車站常賣的雜誌，問多少錢，老闆說，一兩本不用給錢，拿走看吧。有心的他當時就想到，「我也拿點這個去車站賣唄」，從此一腳踏入舊書的行當，並因此在北京立足，買上了房子車子。

如今杜國立做的不是火車站的地攤文學，而是有收藏價值的舊書。攝製組記錄了他在潘家園淘貨的日常生活。凌晨5點，潘家園鬼市，杜國立是這裡的常客，時不時有人和他打個招呼。在一個板車攤前，他經過一番頗有技巧的砍價，以8000塊錢買下了一批奏摺稿本。事成後，他壓低聲音對邊上的朋友說，「撿了一大漏」，隨即按捺著雀躍快步離開。

其實，琉璃廠的創奇書商孫殿起也是為了討生活才來到這裡的。他出身河北農家，最開始在琉璃廠舊書商人郭長林門下學生意，又先後在琉璃廠其他舊書店打工。他在把古舊書生意做好的同時，還把精力投注於編書撰文上，他編撰的《琉璃廠小志》等書籍是研究琉璃廠歷史的重要資料。

攝製組走訪了包括中國書店總經理在內的一批老琉璃廠人，還原了琉璃廠如何在文化和生意之間達成平衡。

在琉璃廠，賣書是一門生意，也是一門學問、一門傳承。孫殿起勤奮過人，刻苦好學，從招呼客人、上茶開始學起，逐漸精通了古舊書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官私刻本的異同，成書年代的遠近，紙質墨跡的優劣，還是書籍內容、作者生平、傳世多寡、價格貴賤等，他都爛熟於心，逐漸成為琉璃廠月薪最高的夥計。

1919年，孫殿起和著名藏書家、學者倫明合資在琉璃廠開設通學齋書店。此後的時間，孫殿起埋頭於古籍群書之間，不僅精通目錄學，而且還具備了豐富的鑒別版本的經驗，常為鄭振鐸、陳垣等著名學者收書。

孫殿起販書數十年，踏實嚴謹，和客人並不多寒暄，只是談書、推薦書。凡經他手的書籍，均一一記錄其書名、卷數、作者姓名、籍貫、刻印時間、刊印廠肆等資料。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孫殿起編纂《叢書目錄拾遺》12卷，之後又編纂了《販書偶記》，《販書偶記》收集了清代著作單行本以及宋、元、明代的罕見古籍版本共1.7萬多種，是對《四庫全書總目》的重要補充。可以說，他雖然是生意人，但已經是一名學者了。

正是因為有他這樣的書商，在20世紀50年代，全國100多家古舊書店，超過一半在琉璃廠,讓這裡成了一個著名的文化地標。直到今天，琉璃廠依然承載著古舊書籍的修復，在中國書店古籍修復部，他們依然保存著最早的壓力器，用古老但有效的方式修補那些殘破不堪的古籍，讓它們流通並傳承下去。而杜國立們也在廢紙堆里，憑藉自己的眼光發掘出有價值的古籍，從這點來說，他也不只是純粹的生意人。

新華書店，見證文革後的「書荒」

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少數官方書籍，中國的出版業幾近停滯。這也讓文革結束後出現了一個詞：書荒。位於王府井大街的新華書店，見證了文革之後人們對書籍和閱讀的如饑似渴。

當年許多外地人從北京站一下火車，立馬直奔王府井的新華書店。據當年親歷者回憶，那不是在買書，而是搶書。人們排了500多米的長隊，一直排到了長安街上。書店整包書都來不及上架，隨拆隨賣。四大名著供不應求，人們不是一本一本地賣，而常常是「這一套全要了」。書店員工從早上8點上班一直賣書賣到晚上7點都關不了門，收錢收到手酸，午飯都沒法吃。這種狂熱，「動人又驚奇」，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

人們太久沒有接觸到光明正大的閱讀了。文革時期，真正的民間閱讀在地下。灰皮書和黃皮書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產物。20世紀60年代有一批系統翻譯出版的蘇聯東歐及西方「反動」書籍，只有一定級別的領導和有關單位才能憑藉內部購書證和單位開具的證明購買的。其中，灰色封面是政治經濟類，例如，托洛茨基的《俄國局勢真相》、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黃色封面是文藝類，例如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三島由紀夫的《憂國》、特羅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等等。灰皮書、黃皮書由此得名。

「本書及我社出版的其他內部發行圖書，均為內部資料，供文藝界通知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這樣的內頁聲明似乎只會加速灰皮書和黃皮書在民間的私下流通。

《軍人不是天生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退休編輯張福生插隊時看到的第一本黃皮書，他在紀錄片里回憶說，儘管這本書已經殘缺，但仍然令其大為滿足。「也是為了一種虛榮心，讀過幾本黃皮書，就跟今天小孩看過《哈利波特》一樣。互相問你看過什麼書，看過別人沒看過的，多讀幾本，有種高人一等的感覺。」

人大教授張鳴在紀錄片里戲稱，能看到灰皮書的都是大人物。他自己和當時所有人一樣，逮到什麼看什麼，當他第一次看《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看一半就氣呼呼地扣上了：怎麼敢說斯大林不好呢?儘管如此，最後他還是把整本書看完了。

萬聖書園創辦人劉蘇里大學時一年能買100多本書，為此他大學四年一直是餓過來的。他曾經得到一本沒頭沒尾沒有作者的外國名著，讀得如痴如醉，直到多年以後，他才知道，那就是《尼貝龍根之歌》。如今，他收藏了好幾個版本的《尼貝龍根之歌》，和當年購買的《神曲》、《懺悔錄》等幾百本書藏在家裡的三樓，輕易不示人。

手抄本是當年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作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讀手抄書將被處分，然而這依然不能阻止手抄本在知青當中的流傳。

1967年，後來擔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總編輯的張寶瑞開始寫懸疑小說《一隻繡花鞋》，一開始只有幾頁紙。他堅信能發表，於是有意識地多抄了幾份流傳。這些文稿被他哥哥帶到內蒙草原，被他表哥帶到了西北部隊，被他同學拿到東北吉林。有一次，他的鄰居興奮地向他描述一本手抄書的情節，他一聽，這不就是我的故事情節嗎?!而在流傳過程中，這個故事已經不斷加工，甚至連人物都增加了。

文革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恢復工作，首先給出版局打了報告。第一批書是49種文學名著，其中包括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何》，《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悲慘世界》……這些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當年紙質書刊的印數，在今天看來堪稱輝煌。《基督山伯爵》107萬冊，《紅與黑》156萬冊， 《少年維特的煩惱》179萬冊， 《西廂記》101萬冊……

隨著思想的解放，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聯合中國25家出版社出了100多種經典圖書。此外，1982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到2012年，一共出版了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語言、哲學、地理六大類的 599種學術名著。

為了確保進入這套叢書的都是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學術名著，商務印書館每隔四五年便召開一次「漢譯名著」論證會，遍邀各領域的權威學者，選定下一輯的名單。這也讓這套叢書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為宏大的一套漢譯思想譯叢，深深影響了不止一代知識分子。

1982年第一批出版的圖書，商務印書館預留了500套作為庫存樣書，但由於讀者求購的熱烈，最後一套也沒有留下來。

閱讀的電商時代

被譽為「中國矽谷」的中關村，因為緊鄰清華北大等頂級學府，曾經一度是實體書店繁榮之地：風入松、國林風、中國書店、海淀圖書城……但如今許多實體書店退出了歷史舞台。

2011年，風入松書店門口張貼一則小小的通知：因書店老化，需大範圍檢修，給諸位讀者帶來不變，敬請諒解。從此風入松就沒有再開業。連萬聖書園的創辦者劉蘇里都說，早知道是這麼個賺錢法，我當年可能會選擇另外一條道路。

這背後有幾個原因：國人與一路爬升的GDP背道而馳的日趨下滑的閱讀率，2015年，國民閱讀率58.4%，還低於1999年60%的水平;以及，電子書、電商的直接猛烈的衝擊。

就在風入松書店倒閉的前一年年底，京東商城宣布強勢進軍圖書市場。它聯合國內最強大的出版社，以更低的折扣、更快的配送速度來吸引顧客。 2016年「雙十一」前夜，京東商城位於亦庄的圖書倉庫燈火通明，他們正在為馬上到來的電商購物狂歡節作最後的準備。看似冷門的圖書，和衣服、電器等其他品類一樣，成為這電商狂歡里的一部分。

電商起初的低價售書多為傳統書店人士所詬病，然而幾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種方式。毫無疑問，文藝青年們仍然留戀書店溫馨而深厚的文化味道，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會去網上比價購買，以及享受足不出戶的便利。

三聯書店嘗試走一條新的道路，總經理樊希安在台灣看到了誠品24小時營業的經營模式後，十分心動，卻擔心移植到北京水土不服，畢竟台灣四季氣候宜人，北京冬天寒冷。後來他參加俄羅斯書展，特意去了一趟聖彼得堡，在那裡，他詢問24小時書店的店員冬天生意如何，對方很肯定地告訴他，冬天更好，因為冬天外面冷，書店裡暖和。

三聯韜奮書店改變經營模式，實行24小時營業以方便讀者閱讀。

於是，他下定決心推動三聯書店24小時營業，這也被他成為「這一生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在他看來，這不止是是一次經營模式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寄託了他認為人們需要通過閱讀重塑信仰的願望。

這一嘗試令三聯書店的銷售業績增長了70%，利潤增長了110%，也讓三聯書店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有人專門從新疆喀什坐火車過來，體驗一下三聯的夜讀，甚至有幾對年輕人因為在這裡夜讀相識，最後步入婚姻殿堂，還有人在生活最貧困最潦倒的時候，無處可去，選擇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在這裡過夜……

對於電商，傳統出版人意見褒貶不一。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迄今都不看電子書，但他也不擔心出版的消失。在他看來，電子出版不過是新的業態。他相信，經濟越發展，文化也必定隨著發展，出版永遠不會是夕陽產業。「如果固守紙質出版，被淘汰了，那是你被淘汰了，出版業本身還在往前走」。

當代人的閱讀方式，早已隨著時代而變得更加多元了。手機上、kindle上，地鐵里……舊書藉助網路流通看起來毫無懸念。

孔夫子舊書網是二手書籍特別是古舊書籍最大的網上集散地，創始人孫雨田最初只是想做一個大學二手教材的流通，但最終他們從從民間及廢品回收站收購了古舊圖書，重新定價流通。他也建立了一個公益圖書館，供讀者免費借閱。

情懷是讀書人的標籤。2015年，雜書館成立，音樂人、脫口秀明星高曉松擔任館長。3000多平方米的雜書館既是一家大型私立公益圖書館，也是一所免費公開借閱的藏書樓。

這裡藏圖書及紙質文獻資料近百萬冊(件)，包括大量的線裝明清古籍文獻、晚清民國期刊及圖書、名人信札手稿檔案等，其中很多資料國圖都沒有收錄。周末這裡往往有四五百人前來閱讀。在高曉松看來，這些書籍資料「最好不要把它埋沒了，不要繼續只有兩三個人顧影自憐地看，應該早早走出那種顧影自憐的歷史研究。」

三集的《書聲》在考察閱讀鏈條上的種種的同時，也梳理了近一個世紀來中國人主流閱讀的變化，從科舉的四書五經，到清末為了富國強兵的種種經世救國的編譯，到文革時突破禁忌的精神渴求，到文革後的求知爆發……從中不難看出，閱讀史其實是一部社會變遷史。

愛書人總是感嘆當今閱讀的衰微，但《書聲》團隊在媒體上表示，根據某電商平台發布的數據，2016年，48%的中國人年閱讀量在10本以上，73%的中國人閱讀量在5本以上。這並不是一個很低的數字。

而另一個消息是，《書聲》團隊探訪了10多家北京的著名書店，包括萬聖書園、三聯書店、中關村圖書大廈、西單圖書大廈、三味書屋、彼岸書店、藍夢書屋……每家書店都有自己固定的讀者，每家書店都有從外地專程探訪的愛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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