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變因不懂中醫痛失父母，從此發奮圖強，成一代名家 | 大醫精誠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把歌聲還給夜晚/把道路還給盡頭/把果實還給種子/把飛翔還給天空/剩下的，讓它們美好/從容地埋藏得更深

把歌聲還給夜晚/把道路還給盡頭/把果實還給種子/把飛翔還給天空/剩下的，讓它們美好/從容地埋藏得更深

把歌聲還給夜晚/把道路還給盡頭/把果實還給種子/把飛翔還給天空/剩下的，讓它們美好/從容地埋藏得更深

把歌聲還給夜晚/把道路還給盡頭/把果實還給種子/把飛翔還給天空/剩下的，讓它們美好/從容地埋藏得更深

【袁鶴儕小傳】袁鶴儕(1879～1958)，名琴舫，字其銘。河北雄縣人，北京著名老中醫之一。早年攻讀經史詩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學醫。一九零三年就學於京師大學堂醫學館，一九零六年畢業。

曾為清大醫院御醫兼醫半館教習，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以後，任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一九三三年，應施今墨先生之請，任華北國學院教授。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理事、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普及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學會耆宿顧問、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以及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中醫顧問等職。著有《大醫院傷寒論講草》、《傷寒方義輯粹》、《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

袁鶴儕幼承庭訓，攻讀經史，漸習詩文。其父名琥，為前清昌平學正官。家庭的影響，為先生後來的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十四歲時，父母皆染熱病而相繼去世，因生活所迫，學業未竟，顛沛流離，又身染重病，兒至作古，幸親鄰資助，始漸得康復。先生思雙親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醫為恨事，故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然其時年少，家境貧寒，學無門徑，只得自謀生路，以書為師。自學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將父母生前服用之藥方帶在身邊，四處詢求，以明究竟。此後，聽人說，父母所患之熱病，屬傷寒之類。於是，到處奔走，索尋有關傷寒之醫書。每借到一部醫書，攻讀尚嫌不足，還用蠅頭小楷抄錄於粗綿紙上。為了維持生活，保證自學，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館。一邊任教，一邊習醫。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了正規系統的學習。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廢寢忘食，孜孜以求，潛研經典，博覽諸家，對祖國醫學理論的源流、沿革，發展及諸家學說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也受到西方醫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影響，開擴了思路，增長了見識，打下了深厚的醫學基礎。在先生治學道路上，這是關鍵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醫學館，出而問世，以擅治傷寒，精於《內》《難》而初露鋒芒。同年，二十七歲投考前清太醫院而名列前茅，遂成為太醫院御醫。據《太醫院晉秩紀實碑》碑文所載：除蒙恩特賞御醫之員不計外，其挨次遞升至御醫者，非年過五十不克到班。顯然，先生是以品學兼優而獲特賞，被破格任用的。當時的太醫院使(即院長)張午樵先生對其十分器重，在理論和臨床上不斷加以指點，影響著他的學業進展。為清皇室醫病，不僅要理、法、方，葯妥貼，而且要藥性平和，效果顯著。否則，隨時有殺身之危。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藥平和、法度嚴謹、葯少力宏、出奇制勝的醫療經驗。正因如此，先生被選為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兼太醫院醫學館教習。

辛亥革命後，先生懸壺京門。不圖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機鑽營，以醫技精良,品端術正而名譽一時。

其間，先生曾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每日求診者盈門。但先生並不自恃驕矜，依然虛懷若谷，精益求精。對許多疑難大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因如此，在華北國醫學院任教授期間，深為後學所敬仰。

縱橫馳騁博中求約

先生治學，法度嚴謹。對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對自己嚴格刻苦，身體力行。他常說：初學入門，可以選讀諸如陳修園的《傷寒論淺注》，《金匱淺注》、《醫學從眾錄》、《醫學實在易》、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及《頻湖脈學》、《本草備要》等書，如此在醫理上雖未深通，而在臨床應用上,苟能靈活運用，亦頗小道可觀。然欲達到精通醫理，則相去尚遠。仍須溯本求源，從根本做起。要認真研討《內經》、《難經》、《脈經》等經典。此後，宜進一步學習《傷寒》、《金匱》、《千金》、《外台》、《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參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種醫籍。這樣才能較全面、系統地掌握中醫理論。此須假以時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靈活變通之妙。

對《內》、《難》的研究，先生認為應看到諸篇之間的內在聯繫，只有前後相參，才能系統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窺及其理論全貌。中醫理論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時、方宜諸方面。人生於氣交之中，得天地之氣以生，故陰陽之氣與天地之陰陽相合。在天地有積陽積陰之不同，在人則有氣血之各異；在天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在人身，以氣為陽，以血為陰……所以，必明於陰陽之理，然後方能調其陰陽，俾其歸於陰平陽秘也。故先生讀書，每每縱觀歷史，涉獵經史子集，橫貫流派，洋參各家論說，逐句剖析，反覆研討。其至要之處，則錄於《先哲格言》之內，且能上口成誦，有所領悟之時，則書於《管窺小語》之中。這樣，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晝以醫人，夜以讀書，鍥而不捨。因而對《內》，《難》之經義，有較深的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尤其重視氣化說,對天人相應及燮理陰陽等觀點有所闡發，注重其指導臨床的實際意義。其學識之廣博，見地之精深，歷來為同道所讚佩。

對仲景《傷寒論》，他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在臨床上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其自述云：余潛心研討者，傷寒也……自習醫以來，每於醫籍中涉及傷寒者，則必加意研究。及讀《傷寒論》，更詳參各家論說，以期明晰。故自問世以來，經診此病最多，而治癒者亦最夥。惟經診即愈，不待其劇而後救之，亦所謂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覽群書，集先賢諸家之長，孜孜以求，從不牽強敷衍。對疑難之處，或求教

於前賢，或切磋於同道，必反覆思索，以求真詮。積數十年臨床經驗，參以已見，先後編著了《太醫院傷寒論講草》和《傷寒方義輯粹》等著作。

《傷寒論講草》是先生在前清太醫院講授《傷寒論》時所著，其論述精闢，條理清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故在當時即以講課理精而深，意簡而明著稱，深受後學所擁戴。如論述陽明篇概要時，先生云：傷寒邪在太陽之時，有中風、傷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則無論風、寒之邪，得陽明之燥氣，悉當化熱。故不必論其風寒營衛，只須以在經在府為則。且又須詳其為傳，為直中，為轉屬。即經中: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也。夫陽明者胃也。以胃實為陽明府之正病，即為應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陽病循經傳入陽明者，為太陽陽明。雖陽明證見八九，而太陽證有一二未罷者，仍當從太陽而不從陽明，以邪在陽明之經而未入府，故不得指為胃實，即不可用下法也。傷寒按經遞傳，自太陽傳陽明，而少陽。足少陽為陽明邪之去路，然凡陽明病，縱有陽明證八九，而已見少陽證之一二者，即當從少陽而不從陽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傷寒之傳，由經傳經，若入陽明之府，則不得復傳於他經。故知由陽明傳少陽者，亦未成胃家實而未可攻也。所謂少陽陽明者，乃由少陽之經傳於陽明之府也。少陽之傳陽明者，因誤下傷津而胃受其邪為實故也。更有太陰轉屬陽明者，亦由臟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陽，太陰病而見陽明府證，而少陽、太陰病罷者，則可下。其正陽陽明者，則由陽明受邪，非由傳及也。然正陽陽明亦先經而後府，必有府證乃可下之。其府證之確不確，則以胃家實與不實為斷。蓋陽明為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食而不下，則但實不虛，斯為胃實，亦為陽明病根矣。此只因證論治，更不可拘泥傳經日數，致失機宜也。此陽明病之大略。以上僅五百餘字，陽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執簡馭繁。

《傷寒方義輯粹》是在上述《講草》基礎上寫成的，文字洗鍊，論理精深，關鍵之處復加按語。所以稱輯粹者，是因為集諸家之精華而冶於一爐。如先生論桂枝湯之變法時云：桂枝湯以桂、芍分治榮衛。衛出下焦，太陽火弱而衛虛者，則加桂，榮出中焦，脾陰不足而榮虛者，則倍芍，下焦陽衰而寒甚者，則加附子；中州陰虛而邪熱者，則加大黃。此數方加減之妙也。寥寥數語，宗經旨而集眾長，將桂枝湯及其變方的立意及內在聯繫，豁然紙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謂：苓桂術甘、苓桂棗甘、茯苓甘草湯，三方所異者，只術、棗、姜三味，而所治迥別。蓋白朮苦溫而燥，健脾而化飲。中州有停飲，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則土崇面水伏矣。大棗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濕化飲則非其所能，故土虛而水上沖者，為所當也。茯苓甘草湯與五苓散對舉，曰:汗出而渴者，與五苓散，不渴者，與茯苓甘草湯。蓋汗出而渴者，太陽之氣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陽之陽氣虛於表而中州留飲，胃陽不宣，故用生薑以宣胃陽，而不取術，棗補土之法也。加減變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觸類旁通。

先生對論中桂麻各半湯條(原文第23條)的理解，與眾不同。曰：此節經文前賢多作三段解，愚謂非也。此榮中寒邪外達於衛之治法也。蓋寒邪凝固而傷於榮，若寒邪久郁，其凝滯之性減，而將外達，則榮氣亦隨之出於衛分而為汗，則邪解矣。表氣虛不能作汗，則其邪出入於榮衛間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癢、惡寒、發熱各證。推其原，則由榮衛陰陽之氣虛，故脈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陽病，明其邪未離乎太陽也。然陰陽俱虛，發散不可過峻，故合兩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氣而祛微邪也。傷寒表證不用芍，茲用芍者，以陰陽已虛，且寒邪已化其凝固為流通，葯復多辛甘發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護榮陰，而邪得隨發散之品外出，固不至為此少許之芍藥留戀而不去也。前賢多主風寒兩感之輕證解，似未允協。若果為兩感，至八九日之久，則已變證百出矣，豈能以小汗而愈乎?況若為兩感，則芍藥在所當去矣。可見，先生研討學術，或是或非，從不牽強，而是論之以理，求之以實。自此可略見先生治學之一斑。雖然此稿本當時已為醫界傳誦，爭相傳抄，但先生並不以此滿足，仍反覆推敲，不斷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經旨以示後學。使人讀後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應手。這是先生治學，力求縱橫馳騁、博中求約的具體體現。

審慎求實宗古創新

先生臨證診病，一絲不苟。詳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嚴謹，用藥精當，師古而有創新，藥味平淡而有出奇制勝之妙，對許多疑難大症，頗多建樹。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診者眾多，依然審慎為之，不論患者地位高低，親疏遠近，同樣認真診治。常見他因一味葯的取捨，或用量的增減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難重症，診病之餘，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閱文獻者，亦為常事，足見其審慎求實的科學態度。

積數十年之經驗，先生對溫病、癆瘵、瘧疾、婦科諸門，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據臨證實踐，著有《癆瘵概要》，闡明其病因病機，並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氣補肺等治療法則，每法均列有臨證驗方、藥物化裁等具體內容，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在抗癆葯未產生的當時，據此而治癒者眾多，起到了積極治療的作用。至今看來，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先生治瘧，雖宗經旨，但加減變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論小柴胡湯之臨床應用時云：此方治瘧，最為有效……依我之治驗，為如下加減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則可照西藥之服法，一劑三服，如下午五點發病者，則晨時第一服，十一時第二服，下午二、三時第三服，余依此類推。熱多寒少者，重用黃芩而減柴胡；又有不頭痛而腹脹者，則於方內加白朮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熱無寒之溫瘧，則此方不適用矣。

先生治療結石症，創立了開郁清肺、甘緩和中、養血清熱、溫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療原則，治癒了國內外腎結石、膽結石患者多例，使免於手術而得以康復。開郁清肺法多用於腎結石，以莪術，烏葯，赤芍為主葯，佐以川貝、厚朴、茯苓之屬，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於上之謂。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癒腎結石而懼於手術治療之患者多人，使西洋醫生驚嘆不已。甘緩和中法多用於膽結石，以生、炙甘草為君，佐以杭芍、蔻仁、烏葯之屬。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癒膽結石患者多例。據病例載，患者就診多則十餘次，少則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癒。觀其用藥，每方僅寥寥六、七味，然於加減變通之間，補中有瀉，散中有收，行氣與斂陰柔剛相濟，治本與治標相兼得當，立法正而用藥精，雖未用排石重劑，但陰陽和，氣機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復，少陽升發之氣得行，排石則成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陰陽之妙用。這些經驗，擴展了人們的思路，為治療結石症提供和積累了可貴的資料。

先生對藥物配伍、加減用量頗為重視，指出遣方用藥尤為第一要者，則只求中病，力戒龐雜。因而對方葯配伍之微細差別，用量多少之作用異同，皆有精闢的見解。諸如對參附、術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異同，對小承氣湯、厚朴大黃湯、厚朴三物湯，葯同而量異，主治各殊之見解等，其見地之精深，足以啟人智慧。對相似中藥的異同，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應用上的差異，縮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連、柏、大黃在應用上的微妙之處等，皆有具體、詳細的闡述，不僅使後學能得其要領，也便於人們明了其具體應用，頗為後人稱道。

正是在此基礎上，先生編著了《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皆是他數十年經驗的結晶。遺憾的是，因時間流逝，時局動蕩，原稿或有缺殘，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虛懷若谷精益求精

先生善於取歷代各家之精華，樂於學習同道之長處，從不閉門自守，自恃門戶之見。而是不論派別，兼收並蓄，融各家之說於一爐，參以己見，使之更臻於完備。先生雖精研傷寒，然而對溫病亦頗有見地，在其遺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傷寒之時，諸流派之長皆收納其中。在論述溫病時，仲景立法之意及諸家之說已融注於內。見解不同之處，還兩存其說，以啟後學深究其理，偶遇創新之見，則附錄於後以博其識。先生立論持平，不以偏見取捨，足見其求實的態度。

先生與京都名醫肖龍友為摯友，其間相互敬重，互相切磋，傳為醫壇佳話。先生十分敬重趙樹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學識，趙，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學術。每相與論及醫學，流連忘返者，屢見不鮮。先生與施今墨、張菊人諸老為近鄰，彼此間學術交往乃為常事。先生與中醫皮科專家趙炳南老，長期協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調治於內者，趙老舉薦於先生，內有病而又見於外者，先生介紹於趙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數十年如一日。至今，趙老案幾之上，仍有先生所贈之壺，以表對先生的懷念。先生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即便是零金碎玉，點滴經驗，也視為珍寶而收錄。他對於晚輩，同樣十分器重。對其諮詢及學術上的見解，總是認真思索之後，再論是非。每遇學生有卓見之時，他不僅熱情勉勵，而且樂於取其長而增己見。諸如某翁之驗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見解之類，於先生隨記中，常可見到。其謙虛好學的精神貫徹於其醫學生涯之始終。先生曾將其書齋命名為知不足軒。

更為可貴的是，他精於中醫而通曉西醫。在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時，學習西醫的成績，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於臨證之時，凡可參以西說者，先生樂於相參以用於實踐。及至晚年，在中醫建設和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上，發表過至今看來仍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先生主張中醫建設首先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搜集中醫人材，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對中西醫結合則應分兩步；於醫術上，可謀速成結合，在學術上，則從根本理論上做起，乃是長期艱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後者可達融會貫通。二者結合，方可奏效。

由於先生在中醫方面建樹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注，周總理曾派專人往視，林伯渠秘書長、李德全部長等親臨病榻慰問。先生雖重病在身，仍時時不忘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曾擬著述計劃，但終因病勢沉重，未能遂願。先生暮年，壯心不已之精神，使人憶起一九五六年在黨的中醫政策鼓舞下，先生同匯聚北京的中醫名家，為振興中華民族醫學躊躇滿志的情景。當時，秦伯未老有詩讚云：

祖國相呼喚，欣然來北京。

一時逢盛會，四座盡知名。

趙、董推先覺〔1〕。袁、施屬老成〔2〕。

舉杯無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輩之夙願，也是對後學的鞭策。在回憶先生治學道路的同時，深感肩頭重任的分量。願和中醫同道一起,學習前輩們的治學精神，為振興祖國醫學做出努力。

【袁鶴儕小傳】袁鶴儕(1879～1958)，名琴舫，字其銘。河北雄縣人，北京著名老中醫之一。早年攻讀經史詩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學醫。一九零三年就學於京師大學堂醫學館，一九零六年畢業。

曾為清大醫院御醫兼醫半館教習，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以後，任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一九三三年，應施今墨先生之請，任華北國學院教授。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理事、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普及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學會耆宿顧問、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以及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中醫顧問等職。著有《大醫院傷寒論講草》、《傷寒方義輯粹》、《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

袁鶴儕幼承庭訓，攻讀經史，漸習詩文。其父名琥，為前清昌平學正官。家庭的影響，為先生後來的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十四歲時，父母皆染熱病而相繼去世，因生活所迫，學業未竟，顛沛流離，又身染重病，兒至作古，幸親鄰資助，始漸得康復。先生思雙親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醫為恨事，故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然其時年少，家境貧寒，學無門徑，只得自謀生路，以書為師。自學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將父母生前服用之藥方帶在身邊，四處詢求，以明究竟。此後，聽人說，父母所患之熱病，屬傷寒之類。於是，到處奔走，索尋有關傷寒之醫書。每借到一部醫書，攻讀尚嫌不足，還用蠅頭小楷抄錄於粗綿紙上。為了維持生活，保證自學，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館。一邊任教，一邊習醫。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了正規系統的學習。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廢寢忘食，孜孜以求，潛研經典，博覽諸家，對祖國醫學理論的源流、沿革，發展及諸家學說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也受到西方醫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影響，開擴了思路，增長了見識，打下了深厚的醫學基礎。在先生治學道路上，這是關鍵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醫學館，出而問世，以擅治傷寒，精於《內》《難》而初露鋒芒。同年，二十七歲投考前清太醫院而名列前茅，遂成為太醫院御醫。據《太醫院晉秩紀實碑》碑文所載：除蒙恩特賞御醫之員不計外，其挨次遞升至御醫者，非年過五十不克到班。顯然，先生是以品學兼優而獲特賞，被破格任用的。當時的太醫院使(即院長)張午樵先生對其十分器重，在理論和臨床上不斷加以指點，影響著他的學業進展。為清皇室醫病，不僅要理、法、方，葯妥貼，而且要藥性平和，效果顯著。否則，隨時有殺身之危。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藥平和、法度嚴謹、葯少力宏、出奇制勝的醫療經驗。正因如此，先生被選為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兼太醫院醫學館教習。

辛亥革命後，先生懸壺京門。不圖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機鑽營，以醫技精良,品端術正而名譽一時。

其間，先生曾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每日求診者盈門。但先生並不自恃驕矜，依然虛懷若谷，精益求精。對許多疑難大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因如此，在華北國醫學院任教授期間，深為後學所敬仰。

縱橫馳騁博中求約

先生治學，法度嚴謹。對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對自己嚴格刻苦，身體力行。他常說：初學入門，可以選讀諸如陳修園的《傷寒論淺注》，《金匱淺注》、《醫學從眾錄》、《醫學實在易》、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及《頻湖脈學》、《本草備要》等書，如此在醫理上雖未深通，而在臨床應用上,苟能靈活運用，亦頗小道可觀。然欲達到精通醫理，則相去尚遠。仍須溯本求源，從根本做起。要認真研討《內經》、《難經》、《脈經》等經典。此後，宜進一步學習《傷寒》、《金匱》、《千金》、《外台》、《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參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種醫籍。這樣才能較全面、系統地掌握中醫理論。此須假以時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靈活變通之妙。

對《內》、《難》的研究，先生認為應看到諸篇之間的內在聯繫，只有前後相參，才能系統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窺及其理論全貌。中醫理論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時、方宜諸方面。人生於氣交之中，得天地之氣以生，故陰陽之氣與天地之陰陽相合。在天地有積陽積陰之不同，在人則有氣血之各異；在天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在人身，以氣為陽，以血為陰……所以，必明於陰陽之理，然後方能調其陰陽，俾其歸於陰平陽秘也。故先生讀書，每每縱觀歷史，涉獵經史子集，橫貫流派，洋參各家論說，逐句剖析，反覆研討。其至要之處，則錄於《先哲格言》之內，且能上口成誦，有所領悟之時，則書於《管窺小語》之中。這樣，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晝以醫人，夜以讀書，鍥而不捨。因而對《內》，《難》之經義，有較深的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尤其重視氣化說,對天人相應及燮理陰陽等觀點有所闡發，注重其指導臨床的實際意義。其學識之廣博，見地之精深，歷來為同道所讚佩。

對仲景《傷寒論》，他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在臨床上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其自述云：余潛心研討者，傷寒也……自習醫以來，每於醫籍中涉及傷寒者，則必加意研究。及讀《傷寒論》，更詳參各家論說，以期明晰。故自問世以來，經診此病最多，而治癒者亦最夥。惟經診即愈，不待其劇而後救之，亦所謂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覽群書，集先賢諸家之長，孜孜以求，從不牽強敷衍。對疑難之處，或求教

於前賢，或切磋於同道，必反覆思索，以求真詮。積數十年臨床經驗，參以已見，先後編著了《太醫院傷寒論講草》和《傷寒方義輯粹》等著作。

《傷寒論講草》是先生在前清太醫院講授《傷寒論》時所著，其論述精闢，條理清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故在當時即以講課理精而深，意簡而明著稱，深受後學所擁戴。如論述陽明篇概要時，先生云：傷寒邪在太陽之時，有中風、傷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則無論風、寒之邪，得陽明之燥氣，悉當化熱。故不必論其風寒營衛，只須以在經在府為則。且又須詳其為傳，為直中，為轉屬。即經中: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也。夫陽明者胃也。以胃實為陽明府之正病，即為應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陽病循經傳入陽明者，為太陽陽明。雖陽明證見八九，而太陽證有一二未罷者，仍當從太陽而不從陽明，以邪在陽明之經而未入府，故不得指為胃實，即不可用下法也。傷寒按經遞傳，自太陽傳陽明，而少陽。足少陽為陽明邪之去路，然凡陽明病，縱有陽明證八九，而已見少陽證之一二者，即當從少陽而不從陽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傷寒之傳，由經傳經，若入陽明之府，則不得復傳於他經。故知由陽明傳少陽者，亦未成胃家實而未可攻也。所謂少陽陽明者，乃由少陽之經傳於陽明之府也。少陽之傳陽明者，因誤下傷津而胃受其邪為實故也。更有太陰轉屬陽明者，亦由臟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陽，太陰病而見陽明府證，而少陽、太陰病罷者，則可下。其正陽陽明者，則由陽明受邪，非由傳及也。然正陽陽明亦先經而後府，必有府證乃可下之。其府證之確不確，則以胃家實與不實為斷。蓋陽明為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食而不下，則但實不虛，斯為胃實，亦為陽明病根矣。此只因證論治，更不可拘泥傳經日數，致失機宜也。此陽明病之大略。以上僅五百餘字，陽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執簡馭繁。

《傷寒方義輯粹》是在上述《講草》基礎上寫成的，文字洗鍊，論理精深，關鍵之處復加按語。所以稱輯粹者，是因為集諸家之精華而冶於一爐。如先生論桂枝湯之變法時云：桂枝湯以桂、芍分治榮衛。衛出下焦，太陽火弱而衛虛者，則加桂，榮出中焦，脾陰不足而榮虛者，則倍芍，下焦陽衰而寒甚者，則加附子；中州陰虛而邪熱者，則加大黃。此數方加減之妙也。寥寥數語，宗經旨而集眾長，將桂枝湯及其變方的立意及內在聯繫，豁然紙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謂：苓桂術甘、苓桂棗甘、茯苓甘草湯，三方所異者，只術、棗、姜三味，而所治迥別。蓋白朮苦溫而燥，健脾而化飲。中州有停飲，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則土崇面水伏矣。大棗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濕化飲則非其所能，故土虛而水上沖者，為所當也。茯苓甘草湯與五苓散對舉，曰:汗出而渴者，與五苓散，不渴者，與茯苓甘草湯。蓋汗出而渴者，太陽之氣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陽之陽氣虛於表而中州留飲，胃陽不宣，故用生薑以宣胃陽，而不取術，棗補土之法也。加減變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觸類旁通。

先生對論中桂麻各半湯條(原文第23條)的理解，與眾不同。曰：此節經文前賢多作三段解，愚謂非也。此榮中寒邪外達於衛之治法也。蓋寒邪凝固而傷於榮，若寒邪久郁，其凝滯之性減，而將外達，則榮氣亦隨之出於衛分而為汗，則邪解矣。表氣虛不能作汗，則其邪出入於榮衛間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癢、惡寒、發熱各證。推其原，則由榮衛陰陽之氣虛，故脈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陽病，明其邪未離乎太陽也。然陰陽俱虛，發散不可過峻，故合兩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氣而祛微邪也。傷寒表證不用芍，茲用芍者，以陰陽已虛，且寒邪已化其凝固為流通，葯復多辛甘發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護榮陰，而邪得隨發散之品外出，固不至為此少許之芍藥留戀而不去也。前賢多主風寒兩感之輕證解，似未允協。若果為兩感，至八九日之久，則已變證百出矣，豈能以小汗而愈乎?況若為兩感，則芍藥在所當去矣。可見，先生研討學術，或是或非，從不牽強，而是論之以理，求之以實。自此可略見先生治學之一斑。雖然此稿本當時已為醫界傳誦，爭相傳抄，但先生並不以此滿足，仍反覆推敲，不斷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經旨以示後學。使人讀後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應手。這是先生治學，力求縱橫馳騁、博中求約的具體體現。

審慎求實宗古創新

先生臨證診病，一絲不苟。詳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嚴謹，用藥精當，師古而有創新，藥味平淡而有出奇制勝之妙，對許多疑難大症，頗多建樹。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診者眾多，依然審慎為之，不論患者地位高低，親疏遠近，同樣認真診治。常見他因一味葯的取捨，或用量的增減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難重症，診病之餘，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閱文獻者，亦為常事，足見其審慎求實的科學態度。

積數十年之經驗，先生對溫病、癆瘵、瘧疾、婦科諸門，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據臨證實踐，著有《癆瘵概要》，闡明其病因病機，並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氣補肺等治療法則，每法均列有臨證驗方、藥物化裁等具體內容，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在抗癆葯未產生的當時，據此而治癒者眾多，起到了積極治療的作用。至今看來，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先生治瘧，雖宗經旨，但加減變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論小柴胡湯之臨床應用時云：此方治瘧，最為有效……依我之治驗，為如下加減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則可照西藥之服法，一劑三服，如下午五點發病者，則晨時第一服，十一時第二服，下午二、三時第三服，余依此類推。熱多寒少者，重用黃芩而減柴胡；又有不頭痛而腹脹者，則於方內加白朮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熱無寒之溫瘧，則此方不適用矣。

先生治療結石症，創立了開郁清肺、甘緩和中、養血清熱、溫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療原則，治癒了國內外腎結石、膽結石患者多例，使免於手術而得以康復。開郁清肺法多用於腎結石，以莪術，烏葯，赤芍為主葯，佐以川貝、厚朴、茯苓之屬，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於上之謂。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癒腎結石而懼於手術治療之患者多人，使西洋醫生驚嘆不已。甘緩和中法多用於膽結石，以生、炙甘草為君，佐以杭芍、蔻仁、烏葯之屬。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癒膽結石患者多例。據病例載，患者就診多則十餘次，少則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癒。觀其用藥，每方僅寥寥六、七味，然於加減變通之間，補中有瀉，散中有收，行氣與斂陰柔剛相濟，治本與治標相兼得當，立法正而用藥精，雖未用排石重劑，但陰陽和，氣機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復，少陽升發之氣得行，排石則成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陰陽之妙用。這些經驗，擴展了人們的思路，為治療結石症提供和積累了可貴的資料。

先生對藥物配伍、加減用量頗為重視，指出遣方用藥尤為第一要者，則只求中病，力戒龐雜。因而對方葯配伍之微細差別，用量多少之作用異同，皆有精闢的見解。諸如對參附、術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異同，對小承氣湯、厚朴大黃湯、厚朴三物湯，葯同而量異，主治各殊之見解等，其見地之精深，足以啟人智慧。對相似中藥的異同，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應用上的差異，縮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連、柏、大黃在應用上的微妙之處等，皆有具體、詳細的闡述，不僅使後學能得其要領，也便於人們明了其具體應用，頗為後人稱道。

正是在此基礎上，先生編著了《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皆是他數十年經驗的結晶。遺憾的是，因時間流逝，時局動蕩，原稿或有缺殘，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虛懷若谷精益求精

先生善於取歷代各家之精華，樂於學習同道之長處，從不閉門自守，自恃門戶之見。而是不論派別，兼收並蓄，融各家之說於一爐，參以己見，使之更臻於完備。先生雖精研傷寒，然而對溫病亦頗有見地，在其遺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傷寒之時，諸流派之長皆收納其中。在論述溫病時，仲景立法之意及諸家之說已融注於內。見解不同之處，還兩存其說，以啟後學深究其理，偶遇創新之見，則附錄於後以博其識。先生立論持平，不以偏見取捨，足見其求實的態度。

先生與京都名醫肖龍友為摯友，其間相互敬重，互相切磋，傳為醫壇佳話。先生十分敬重趙樹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學識，趙，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學術。每相與論及醫學，流連忘返者，屢見不鮮。先生與施今墨、張菊人諸老為近鄰，彼此間學術交往乃為常事。先生與中醫皮科專家趙炳南老，長期協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調治於內者，趙老舉薦於先生，內有病而又見於外者，先生介紹於趙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數十年如一日。至今，趙老案幾之上，仍有先生所贈之壺，以表對先生的懷念。先生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即便是零金碎玉，點滴經驗，也視為珍寶而收錄。他對於晚輩，同樣十分器重。對其諮詢及學術上的見解，總是認真思索之後，再論是非。每遇學生有卓見之時，他不僅熱情勉勵，而且樂於取其長而增己見。諸如某翁之驗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見解之類，於先生隨記中，常可見到。其謙虛好學的精神貫徹於其醫學生涯之始終。先生曾將其書齋命名為知不足軒。

更為可貴的是，他精於中醫而通曉西醫。在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時，學習西醫的成績，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於臨證之時，凡可參以西說者，先生樂於相參以用於實踐。及至晚年，在中醫建設和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上，發表過至今看來仍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先生主張中醫建設首先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搜集中醫人材，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對中西醫結合則應分兩步；於醫術上，可謀速成結合，在學術上，則從根本理論上做起，乃是長期艱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後者可達融會貫通。二者結合，方可奏效。

由於先生在中醫方面建樹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注，周總理曾派專人往視，林伯渠秘書長、李德全部長等親臨病榻慰問。先生雖重病在身，仍時時不忘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曾擬著述計劃，但終因病勢沉重，未能遂願。先生暮年，壯心不已之精神，使人憶起一九五六年在黨的中醫政策鼓舞下，先生同匯聚北京的中醫名家，為振興中華民族醫學躊躇滿志的情景。當時，秦伯未老有詩讚云：

祖國相呼喚，欣然來北京。

一時逢盛會，四座盡知名。

趙、董推先覺〔1〕。袁、施屬老成〔2〕。

舉杯無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輩之夙願，也是對後學的鞭策。在回憶先生治學道路的同時，深感肩頭重任的分量。願和中醫同道一起,學習前輩們的治學精神，為振興祖國醫學做出努力。

【袁鶴儕小傳】

袁鶴儕(1879～1958)，名琴舫，字其銘。

河北雄縣人，北京著名老中醫之一。

早年攻讀經史詩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學醫。

一九零三年就學於京師大學堂醫學館，一九零六年畢業。

曾為清大醫院御醫兼醫半館教習，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以後，任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一九三三年，應施今墨先生之請，任華北國學院教授。

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理事、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普及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學會耆宿顧問、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以及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中醫顧問等職。

著有《大醫院傷寒論講草》、《傷寒方義輯粹》、《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

袁鶴儕幼承庭訓，攻讀經史，漸習詩文。其父名琥，為前清昌平學正官。家庭的影響，為先生後來的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十四歲時，父母皆染熱病而相繼去世，因生活所迫，學業未竟，顛沛流離，又身染重病，兒至作古，幸親鄰資助，始漸得康復。

先生思雙親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醫為恨事，故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

然其時年少，家境貧寒，學無門徑，只得自謀生路，以書為師。自學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將父母生前服用之藥方帶在身邊，四處詢求，以明究竟。

此後，聽人說，父母所患之熱病，屬傷寒之類。於是，到處奔走，索尋有關傷寒之醫書。每借到一部醫書，攻讀尚嫌不足，還用蠅頭小楷抄錄於粗綿紙上。為了維持生活，保證自學，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館。一邊任教，一邊習醫。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了正規系統的學習。

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廢寢忘食，孜孜以求，潛研經典，博覽諸家，對祖國醫學理論的源流、沿革，發展及諸家學說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也受到西方醫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影響，開擴了思路，增長了見識，打下了深厚的醫學基礎。

在先生治學道路上，這是關鍵的一步。

一九零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醫學館，出而問世，以擅治傷寒，精於《內》《難》而初露鋒芒。同年，二十七歲投考前清太醫院而名列前茅，遂成為太醫院御醫。

據《太醫院晉秩紀實碑》碑文所載：除蒙恩特賞御醫之員不計外，其挨次遞升至御醫者，非年過五十不克到班。顯然，先生是以品學兼優而獲特賞，被破格任用的。

當時的太醫院使(即院長)張午樵先生對其十分器重，在理論和臨床上不斷加以指點，影響著他的學業進展。為清皇室醫病，不僅要理、法、方，葯妥貼，而且要藥性平和，效果顯著。

否則，隨時有殺身之危。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藥平和、法度嚴謹、葯少力宏、出奇制勝的醫療經驗。正因如此，先生被選為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兼太醫院醫學館教習。

辛亥革命後，先生懸壺京門。不圖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機鑽營，以醫技精良,品端術正而名譽一時。

其間，先生曾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每日求診者盈門。但先生並不自恃驕矜，依然虛懷若谷，精益求精。對許多疑難大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因如此，在華北國醫學院任教授期間，深為後學所敬仰。

縱橫馳騁博中求約

先生治學，法度嚴謹。對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對自己嚴格刻苦，身體力行。

他常說：初學入門，可以選讀諸如陳修園的《傷寒論淺注》，《金匱淺注》、《醫學從眾錄》、《醫學實在易》、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及《頻湖脈學》、《本草備要》等書，如此在醫理上雖未深通，而在臨床應用上,苟能靈活運用，亦頗小道可觀。

然欲達到精通醫理，則相去尚遠。仍須溯本求源，從根本做起。要認真研討《內經》、《難經》、《脈經》等經典。

此後，宜進一步學習《傷寒》、《金匱》、《千金》、《外台》、《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參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種醫籍。

這樣才能較全面、系統地掌握中醫理論。此須假以時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靈活變通之妙。

對《內》、《難》的研究，先生認為應看到諸篇之間的內在聯繫，只有前後相參，才能系統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窺及其理論全貌。

中醫理論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時、方宜諸方面。人生於氣交之中，得天地之氣以生，故陰陽之氣與天地之陰陽相合。在天地有積陽積陰之不同，在人則有氣血之各異；在天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在人身，以氣為陽，以血為陰……所以，必明於陰陽之理，然後方能調其陰陽，俾其歸於陰平陽秘也。

故先生讀書，每每縱觀歷史，涉獵經史子集，橫貫流派，洋參各家論說，逐句剖析，反覆研討。其至要之處，則錄於《先哲格言》之內，且能上口成誦，有所領悟之時，則書於《管窺小語》之中。

這樣，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晝以醫人，夜以讀書，鍥而不捨。因而對《內》，《難》之經義，有較深的造詣和獨到的見解。

尤其重視氣化說,對天人相應及燮理陰陽等觀點有所闡發，注重其指導臨床的實際意義。其學識之廣博，見地之精深，歷來為同道所讚佩。

對仲景《傷寒論》，他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在臨床上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其自述云：余潛心研討者，傷寒也……自習醫以來，每於醫籍中涉及傷寒者，則必加意研究。

及讀《傷寒論》，更詳參各家論說，以期明晰。故自問世以來，經診此病最多，而治癒者亦最夥。惟經診即愈，不待其劇而後救之，亦所謂曲突徙薪也。

先生博覽群書，集先賢諸家之長，孜孜以求，從不牽強敷衍。對疑難之處，或求教於前賢，或切磋於同道，必反覆思索，以求真詮。

積數十年臨床經驗，參以已見，先後編著了《太醫院傷寒論講草》和《傷寒方義輯粹》等著作。

《傷寒論講草》是先生在前清太醫院講授《傷寒論》時所著，其論述精闢，條理清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故在當時即以講課理精而深，意簡而明著稱，深受後學所擁戴。

如論述陽明篇概要時，先生云：傷寒邪在太陽之時，有中風、傷寒之不同。

及至邪犯中州，則無論風、寒之邪，得陽明之燥氣，悉當化熱。故不必論其風寒營衛，只須以在經在府為則。且又須詳其為傳，為直中，為轉屬。

即經中: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也。夫陽明者胃也。以胃實為陽明府之正病，即為應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陽病循經傳入陽明者，為太陽陽明。雖陽明證見八九，而太陽證有一二未罷者，仍當從太陽而不從陽明，以邪在陽明之經而未入府，故不得指為胃實，即不可用下法也。

傷寒按經遞傳，自太陽傳陽明，而少陽。足少陽為陽明邪之去路，然凡陽明病，縱有陽明證八九，而已見少陽證之一二者，即當從少陽而不從陽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傷寒之傳，由經傳經，若入陽明之府，則不得復傳於他經。

故知由陽明傳少陽者，亦未成胃家實而未可攻也。所謂少陽陽明者，乃由少陽之經傳於陽明之府也。少陽之傳陽明者，因誤下傷津而胃受其邪為實故也。更有太陰轉屬陽明者，亦由臟而府故也。

故凡由少陽，太陰病而見陽明府證，而少陽、太陰病罷者，則可下。其正陽陽明者，則由陽明受邪，非由傳及也。然正陽陽明亦先經而後府，必有府證乃可下之。其府證之確不確，則以胃家實與不實為斷。

蓋陽明為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食而不下，則但實不虛，斯為胃實，亦為陽明病根矣。此只因證論治，更不可拘泥傳經日數，致失機宜也。此陽明病之大略。

以上僅五百餘字，陽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執簡馭繁。

《傷寒方義輯粹》是在上述《講草》基礎上寫成的，文字洗鍊，論理精深，關鍵之處復加按語。所以稱輯粹者，是因為集諸家之精華而冶於一爐。

如先生論桂枝湯之變法時云：桂枝湯以桂、芍分治榮衛。衛出下焦，太陽火弱而衛虛者，則加桂，榮出中焦，脾陰不足而榮虛者，則倍芍，下焦陽衰而寒甚者，則加附子；中州陰虛而邪熱者，則加大黃。此數方加減之妙也。

寥寥數語，宗經旨而集眾長，將桂枝湯及其變方的立意及內在聯繫，豁然紙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謂：苓桂術甘、苓桂棗甘、茯苓甘草湯，三方所異者，只術、棗、姜三味，而所治迥別。蓋白朮苦溫而燥，健脾而化飲。中州有停飲，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則土崇面水伏矣。大棗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濕化飲則非其所能，故土虛而水上沖者，為所當也。茯苓甘草湯與五苓散對舉，曰:汗出而渴者，與五苓散，不渴者，與茯苓甘草湯。蓋汗出而渴者，太陽之氣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陽之陽氣虛於表而中州留飲，胃陽不宣，故用生薑以宣胃陽，而不取術，棗補土之法也。加減變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觸類旁通。

先生對論中桂麻各半湯條的理解，與眾不同。曰：此節經文前賢多作三段解，愚謂非也。此榮中寒邪外達於衛之治法也。蓋寒邪凝固而傷於榮，若寒邪久郁，其凝滯之性減，而將外達，則榮氣亦隨之出於衛分而為汗，則邪解矣。表氣虛不能作汗，則其邪出入於榮衛間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癢、惡寒、發熱各證。

推其原，則由榮衛陰陽之氣虛，故脈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陽病，明其邪未離乎太陽也。然陰陽俱虛，發散不可過峻，故合兩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氣而祛微邪也。傷寒表證不用芍，茲用芍者，以陰陽已虛，且寒邪已化其凝固為流通，葯復多辛甘發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護榮陰，而邪得隨發散之品外出，固不至為此少許之芍藥留戀而不去也。前賢多主風寒兩感之輕證解，似未允協。若果為兩感，至八九日之久，則已變證百出矣，豈能以小汗而愈乎?況若為兩感，則芍藥在所當去矣。

可見，先生研討學術，或是或非，從不牽強，而是論之以理，求之以實。自此可略見先生治學之一斑。雖然此稿本當時已為醫界傳誦，爭相傳抄，但先生並不以此滿足，仍反覆推敲，不斷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經旨以示後學。使人讀後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應手。這是先生治學，力求縱橫馳騁、博中求約的具體體現。

審慎求實宗古創新

先生臨證診病，一絲不苟。詳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嚴謹，用藥精當，師古而有創新，藥味平淡而有出奇制勝之妙，對許多疑難大症，頗多建樹。

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診者眾多，依然審慎為之，不論患者地位高低，親疏遠近，同樣認真診治。

常見他因一味葯的取捨，或用量的增減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難重症，診病之餘，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閱文獻者，亦為常事，足見其審慎求實的科學態度。

積數十年之經驗，先生對溫病、癆瘵、瘧疾、婦科諸門，皆有精研。

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據臨證實踐，著有《癆瘵概要》，闡明其病因病機，並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氣補肺等治療法則，每法均列有臨證驗方、藥物化裁等具體內容，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在抗癆葯未產生的當時，據此而治癒者眾多，起到了積極治療的作用。

至今看來，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先生治瘧，雖宗經旨，但加減變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論小柴胡湯之臨床應用時云：此方治瘧，最為有效……依我之治驗，為如下加減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則可照西藥之服法，一劑三服，如下午五點發病者，則晨時第一服，十一時第二服，下午二、三時第三服，余依此類推。熱多寒少者，重用黃芩而減柴胡；又有不頭痛而腹脹者，則於方內加白朮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熱無寒之溫瘧，則此方不適用矣。

先生治療結石症，創立了開郁清肺、甘緩和中、養血清熱、溫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療原則，治癒了國內外腎結石、膽結石患者多例，使免於手術而得以康復。開郁清肺法多用於腎結石，以莪術，烏葯，赤芍為主葯，佐以川貝、厚朴、茯苓之屬，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於上之謂。

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癒腎結石而懼於手術治療之患者多人，使西洋醫生驚嘆不已。甘緩和中法多用於膽結石，以生、炙甘草為君，佐以杭芍、蔻仁、烏葯之屬。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意。

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癒膽結石患者多例。據病例載，患者就診多則十餘次，少則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癒。

觀其用藥，每方僅寥寥六、七味，然於加減變通之間，補中有瀉，散中有收，行氣與斂陰柔剛相濟，治本與治標相兼得當，立法正而用藥精，雖未用排石重劑，但陰陽和，氣機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復，少陽升發之氣得行，排石則成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陰陽之妙用。這些經驗，擴展了人們的思路，為治療結石症提供和積累了可貴的資料。

先生對藥物配伍、加減用量頗為重視，指出遣方用藥尤為第一要者，則只求中病，力戒龐雜。因而對方葯配伍之微細差別，用量多少之作用異同，皆有精闢的見解。

諸如對參附、術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異同，對小承氣湯、厚朴大黃湯、厚朴三物湯，葯同而量異，主治各殊之見解等，其見地之精深，足以啟人智慧。

對相似中藥的異同，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應用上的差異，縮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連、柏、大黃在應用上的微妙之處等，皆有具體、詳細的闡述，不僅使後學能得其要領，也便於人們明了其具體應用，頗為後人稱道。

正是在此基礎上，先生編著了《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皆是他數十年經驗的結晶。遺憾的是，因時間流逝，時局動蕩，原稿或有缺殘，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虛懷若谷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先生善於取歷代各家之精華，樂於學習同道之長處，從不閉門自守，自恃門戶之見。而是不論派別，兼收並蓄，融各家之說於一爐，參以己見，使之更臻於完備。

先生雖精研傷寒，然而對溫病亦頗有見地，在其遺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傷寒之時，諸流派之長皆收納其中。在論述溫病時，仲景立法之意及諸家之說已融注於內。見解不同之處，還兩存其說，以啟後學深究其理，偶遇創新之見，則附錄於後以博其識。先生立論持平，不以偏見取捨，足見其求實的態度。

先生與京都名醫肖龍友為摯友，其間相互敬重，互相切磋，傳為醫壇佳話。先生十分敬重趙樹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學識，趙，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學術。

每相與論及醫學，流連忘返者，屢見不鮮。先生與施今墨、張菊人諸老為近鄰，彼此間學術交往乃為常事。先生與中醫皮科專家趙炳南老，長期協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調治於內者，趙老舉薦於先生，內有病而又見於外者，先生介紹於趙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數十年如一日。

至今，趙老案幾之上，仍有先生所贈之壺，以表對先生的懷念。先生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即便是零金碎玉，點滴經驗，也視為珍寶而收錄。

他對於晚輩，同樣十分器重。對其諮詢及學術上的見解，總是認真思索之後，再論是非。每遇學生有卓見之時，他不僅熱情勉勵，而且樂於取其長而增己見。諸如某翁之驗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見解之類，於先生隨記中，常可見到。

其謙虛好學的精神貫徹於其醫學生涯之始終。先生曾將其書齋命名為知不足軒。

更為可貴的是，他精於中醫而通曉西醫。在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時，學習西醫的成績，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於臨證之時，凡可參以西說者，先生樂於相參以用於實踐。及至晚年，在中醫建設和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上，發表過至今看來仍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先生主張中醫建設首先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搜集中醫人材，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對中西醫結合則應分兩步；於醫術上，可謀速成結合，在學術上，則從根本理論上做起，乃是長期艱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後者可達融會貫通。二者結合，方可奏效。

由於先生在中醫方面建樹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注，周總理曾派專人往視，林伯渠秘書長、李德全部長等親臨病榻慰問。先生雖重病在身，仍時時不忘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曾擬著述計劃，但終因病勢沉重，未能遂願。

先生暮年，壯心不已之精神，使人憶起一九五六年在黨的中醫政策鼓舞下，先生同匯聚北京的中醫名家，為振興中華民族醫學躊躇滿志的情景。當時，秦伯未老有詩讚云：

祖國相呼喚，欣然來北京。

一時逢盛會，四座盡知名。

趙、董推先覺。袁、施屬老成。

舉杯無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輩之夙願，也是對後學的鞭策。在回憶先生治學道路的同時，深感肩頭重任的分量。願和中醫同道一起,學習前輩們的治學精神，為振興祖國醫學做出努力。

摘編於

《名老中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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