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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為天下重鎮,中原王朝耗時四百年才收復,十四任皇帝親自鎮守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過兩個偉大的王朝,其一是漢,其一是唐。

這兩個王朝消亡之時,接替它們的政府均無力單獨接替那廣大而破碎的版圖,從而都出現了一個混亂不堪的大分裂時代。

唐朝全盛時,領土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亞鹹海,北括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南至越南順化一帶與南海群島,面積約有1251.19萬平方公里。

公元907年,朱溫逼迫唐昭宣帝李柷禪讓帝位,建國號大梁,史稱後梁,定都汴梁。

不過,後梁的實際統治面積僅局限於漢水和淮水以北,黃河以南及關中地區的一小塊地盤,不足大唐面積的九分之二。

公元923年,大唐遺臣晉王李存勖滅梁,復大唐國號,史稱後唐,定都洛陽,其國土面積等於梁、晉的總和,進而控制關中李茂貞所建的岐政權、并吞蜀地,勢力一度膨脹,地域非常遼闊。

可惜好景不長,公元934年,後唐第二代皇帝唐明宗李嗣源一死,唐臣孟知祥在成都割據稱帝,分去了四川一大塊地盤。

最慘的還不止於此,兩年之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稱帝,定都汴梁,建國號晉,史稱後晉。為了稱帝,他竟把燕雲十六州割給了契丹!

燕雲十六州的丟失,從此成為了漢民族心頭永遠的痛。

曾幾何時,從黃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國總出呈東、西方相爭的政治格局,周、秦、漢、隋、唐建立了政權後,均立足於關中,目的是在防範西北游牧民族的基礎上,進謀東部富饒之地。

而隨著游牧民族發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開始,東、西方相爭格局轉化成了南、北格局。

為了收取這十六州之地,後周第二代皇帝周世宗柴榮以傾國之力北伐,可惜中道崩殂,以致功敗垂成。

公元960年,趙匡胤篡奪後周江山,雖然先後滅荊南國、滅後蜀、滅南漢、滅南唐,迫降吳越國和清源軍,但領土面積大約只有230萬平方公里,為中國歷史上大統一時期領土面積最小的王朝,不僅比唐大為收縮,而且還不及佔據了燕雲十六州的遼國(遼國土面積為448.54萬平方公里)。

國土面積小,其帶來最大的苦惱就是:難以組建大規模的騎兵軍團。

與漢唐相比,北宋的版圖萎縮在中原,缺乏放養馬匹的牧場,馬匹奇缺,能夠擁有的馬匹多出自中原本土,而中原本土的馬匹以圈養為主,個子矮,骨架細,速度緩慢,爆發力欠缺,不適合戰場作戰。《宋會要》中記北宋境內中原本土所產的馬,「自四赤(尺)七寸至四赤(尺)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為差」,摺合成現代高度,約合1.27米至1.46米,馬高平均值為1.36米,很瘦小。

在冷兵器時代,可以說,誰擁有了強大的騎兵軍團,誰就在戰場上具有更多的話事權。

恩格斯就曾經說過:「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中的主要兵種。」

由於沒有成規模的騎兵軍團,北宋王朝在與游牧民族的戰鬥中,就往往下於下風。

須知,騎兵騎在馬背上賓士驅策可以形成巨大的衝擊力,讓步兵無從抵擋,另外在轉移戰場方面,機動靈活,敗可退,勝可追。

另外,中原的士兵來自農耕文明的農家子弟,慣用鍬犁的手和伺弄莊稼的勞動方式使他們樂於安享現態,缺少暴戾之氣,從而也使他們在戰爭中缺乏了應有的殺氣。

與之相比,作為長在馬背上的民族,他們沒有農業,沒有紡織業,只能穿著獸皮,拎著武器,在惡劣的環境中圍獵、搏殺、掠奪。對他們而言,戰爭就是一種樂趣,戰爭意味著宣洩、意味著釋放、意味著獵取、意味著獲得。

所以,中原王朝要抵禦游牧民族的入侵,就必須倚仗地理上的優勢,居高臨下,或藉助地形的多變,利用崇山峻岭和狹谷深澗對騎兵進行干擾、襲擊,破壞騎兵種種迂迴、穿插、長途奔襲戰術,以達到以步制騎。

偏偏,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已掌握在遼國手裡。這十六州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東向西長約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二百公里,全部面積為十二萬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分布其上的太行、燕山等山脈,狀如巨龍,綿延千里,屏蔽著華北大平原,拱衛著中原腹地,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分水嶺。

失去了十六州,以步兵為主的中原王朝就失去了抵禦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還有那依山而建的萬里長城。從遼宋新開的邊界到北宋首都汴梁的八百公裡間,一望平川,門戶大開,無險可守。

所以說,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乃是安置在遼國這把懸掛著的利刃之下。

如果說,北宋王朝的軍事貯備和軍事實力能一直保持在上佳狀態,並能建立起互有策應的防禦體系,進攻上雖略顯不足,但還是可以抵禦住來自北方的打擊的。

但人為上的因素遠比地理上的因素容易變幻,當北宋政府稍微失掉了北方敵人的警惕性,當北宋軍隊稍有下降,萬里胡騎就可以滾滾而來,自北而南,由高到低,風一樣刮遍華北平原。

可見,國土面積小,沒有燕雲十六州,沒有萬里長城作為抵禦游牧民族的屏障,北宋王朝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大統一王朝,不解決這個問題,北宋王朝就一直會生活在危險中。

作為一個開國之主,趙匡胤對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說,「天下視幽薊為北門,無幽薊則天下時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時,他還說過一句更加著名的話: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如果說,南唐、後蜀、吳越這些小國是睡在卧榻之側的「他人」,那麼,遼國這個龐大大物,簡直就是睡在卧榻之側的一頭狼。

怎麼看待這頭狼,對這頭狼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趙匡胤是有著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飽經五代亂世,處處瘡痍,國內急需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

在沒有必勝把握的前提下,趙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漢,以充當遼宋之間的緩衝。

而為收復十六州,他廣積錢糧,設立「封樁庫」,打算積蓄好三五十萬白銀,如果能向遼人贖買就贖買,如果不能贖買,就「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將這筆錢充當軍費,強行收取幽雲十六州。他說,遼兵多次侵擾我邊境,若我用二十匹絹的價格收購一名遼兵的腦袋,遼國精兵也就十萬人。只要花費我二百萬匹絹,就可以將他們悉數消滅。

汴梁所處,自古為四戰之地,一代縱橫家張儀就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周圍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即是置身於遼國的兵鋒之下。

為了解決遼國騎兵對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脅,他毅然決然地提出:「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遷都洛陽,可能的話,再遷都長安。

洛陽位居「天下之中」,「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通幽燕,南系荊襄」,四面群山環繞、雄關林立,臨洛水,負邙山,望伊闕,據成皋,控崤函,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之稱。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為「九朝古都」。可是,這一提議,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起居郎李符給出的理由是,洛陽窮,太窮了,經濟凋敝。而且,飽經戰火,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不適合皇家居住。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也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又說:「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他認為汴梁已得運河漕運之利,京師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動搖,如執意要遷都,百害無一利。

的確,自後梁建都汴梁以降,幾代統治者都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趙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開始,就著手在汴梁周圍開展大規模水利建設,挖蔡河以達許鎮,又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而經陳州、穎州直達壽春。更在汴梁城北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時至開寶年間,以汴梁為中心的運河體系已經構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長江入淮灑,經汴水入京師;陝西的米粟從三門峽轉入黃河,入汴水達京師;陝蔡的米粟則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師;京東的米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師。

一句話,交通發達,糧運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養京師。這是建都洛陽或長安所不可比擬的。

但,這既是汴梁作為京師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缺點。

趙匡胤覺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資全仰給於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師被圍,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最終,趙匡胤在弟弟晉王趙光義的極力反對,沒能如願遷都。

趙光義反對的原因,無非是自己已在開封府擔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親信,在朝中的勢力正在不斷壯大。考慮到遷都成功,自己這個開封府尹勢必遠離政治中心,不利於發展。

而就在遷都之爭後六個月,趙匡胤就暴斃了,死於可疑的燭光斧影中。趙光義則華麗轉身,從一介親王蛻變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趙匡胤的預見是非常準確的,他說,如若不出遷都,則「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不遷都,京師的生存就全倚仗於運河漕運的供養,運河的開挖和維護就會成為國家頭等大事,而無休無止的開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於奔命。

原本,長江下游經濟發達,但因為其水路與京師暢通,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負擔日見沉重,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這樣,當集天下之財於京師之時,京師雖然繁華,地方卻更加困厄。

果然,百年未到,國力盡耗,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近乎停滯,龐大的軍費常常透支國家財政,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終於積重難返。當「靖康之難」爆發,北宋政權彷彿在一夜之間就滅亡了。

北宋滅亡之初,一代名將岳飛為收復失地,奔走操勞、輾轉血戰。他尚為軍中偏陴小將的時候,曾和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有過一場不但要收復兩河、兩京(東京汴梁、西京洛陽),還必須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高論。

岳飛慷慨激昂地說:「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人可以沒有珠璣寶玉,卻不可以失去四肢。本朝之都城汴梁,非有秦關百二之險。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難於呼接,獨恃河北燕山山脈為自固。再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則虜人不敢窺河南,京師根本之地可固。如今朝廷任命招撫為河北之使,岳飛願意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之命是從,盡取河北之地,以為京師援耳!」

不過,岳飛橫遭奸人秦檜所害,中興成半壁,諸君痛飲無期,腸空熱。

燕雲十六州重回漢人之手,是明太祖逐蒙元疾如風雨的北伐。

當大明鐵騎兵大步邁入北京城,此時距離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已長達455年!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並起之際,由淮河流域向南推進,穩紮穩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南京附近的州縣作為取天下的根據地,最後建都南京。

南京雖稱六朝古都,但這六朝(孫吳、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過不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且國祚不長、傳國不遠。

明太祖雄材大略,當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爭的關鍵: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佔有它,則可揮鞭南下。

現在,既然收回了這片困擾了中華漢族人民四百多年的土地,而大明王朝的社會發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遠邁漢唐,就必須把這片土地牢牢地將之掌握在自己手裡,永不再失。

可是,這片土地離長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遙,並且,時時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要實現這一點,難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遷都。

但北京歷經遼、金、元等異族統治,「胡化」嚴重,還不適合作為新生明朝的國都。

遷都成了明太祖的一個心病,該心病,畢明太祖一生,都沒能解決。

最終,將國都成功遷到了北京的人是明成祖朱棣。

雖說朱棣登上帝位並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設定的軌道,但朱棣遷都北京,絕對沒有違背明太祖要遷離南京的本意。

燕王時代的朱棣在藩於燕地,多次與蒙元殘餘勢力作戰,深諳燕地的戰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就改北平為北京,並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精心籌備,於公元1421年完成了遷都之舉。

從此,自朱棣而下,有明一朝共十四位皇帝坐鎮此地,是為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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