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幼升小調查：為了邁進5％階層的「軍備競賽」

一方面是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差距，

另一方面，深陷焦慮難以自拔的家長，

又下意識地放大了這一差距。

上海幼升小調查：

「幼兒時期的一次高考」

本刊記者｜徐天

本文首發於總第808期《中國新聞周刊》

眼前的電子考卷正在計時。卷子上列出八張有內在邏輯關聯的圖片，要求答題者推理出第九張圖的樣子。

這不是公務員考試，也不是數學競賽。這是2017年5月6日，上海市民辦陽浦小學的面談試題，題目不是給孩子的，而是要求家長作答。

一名家長在朋友圈感慨說：「愧對小女，愧對列祖列宗。」

同期，上海市青浦世界外國語學校的家長電子問卷也被披露。問卷要求家長填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工作單位、職務及第一學歷。

更有家長在網路上表示，自己孩子去面談的上海某民辦小學，還要看家長的身材。如果過於肥胖，說明家長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行，恐怕會殃及孩子。

以上新聞一出，引發軒然大波。網友的評論幾乎一邊倒，批評小學的做法「奇葩」。而考家長、查血統的面談方式，也被相關教育主管部門批評，並要求學校整改。上海市教委隨後公布了處理意見，要求涉事的兩所學校公開致歉，並核減明年的招生計劃。

在上海某著名育兒論壇內，立時有人發帖稱，踢爆此事的家長，害慘了明年參加幼升小的所有孩子。「明年，參加幼升小的孩子更多了，招生計劃又減少了，競爭更激烈了。」

發帖人所說的招生計劃，是指上海民辦小學的招生計劃。根據上海市的規定，公辦小學實行就近入學原則，民辦小學的戶籍規定則可放寬到本區或本市，有的也接受外地戶口的學生。對於申請者，學校將和學生面談，進行挑選。

近幾年來，民辦小學已經成為上海不少家長的第一選擇，而進入民辦小學的競爭之激烈，被家長戲稱為「幼兒時期的一次高考」。

一名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民辦學校發展到現在，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都給了它很大的壓力。它怎麼會這麼熱門？讓我們有點看不太懂了。」

「升學最優路徑」

《幼升小世外（世界外國語小學）成功上岸》《兒子考入盛大，幼升小回顧》……近期，在上海某著名育兒論壇的幼升小版塊上，類似報喜的帖子不斷出現。

進入5月，上海各民辦學校開始招生。該論壇的幼升小版塊，帖子更新量每日過千，許多家長都在焦慮地等待面談結果。

在這些家長的思維里，幼升小被默認為是從幼兒園升入著名民辦小學，而這也是一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過程。

在上海徐匯區，有4所民辦小學，分別是世界外國語小學、盛大花園小學、逸夫小學、愛菊小學，在全市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以世外小學為例：2016年，報名參加世外小學境內部面談的學生超過3000人，錄取人數為160人，錄取率約為5％。

私立學校收取比公辦小學高得多的學費，卻仍然讓家長們趨之若鶩。上海的民辦小學熱，與家長心目中的升學率有關，而這個升學率，要從中考說起。

2014年5月10日，上海世界外國語小學，一名小女孩在小學招生面談之前擺出勝利手勢留影。圖/新華

2016年，曾有培訓機構依照當年上海市的中考成績，對各初中進行排名。在這份榜單中，排名前十的學校，基本都是民辦初中。

數據顯示，排名第一的中學是位於徐匯區的民辦華育中學。而這所學校的生源，幾乎一半來自徐匯區，一半來自外區。在徐匯區的生源中，世外、盛大、逸夫和愛菊這四所民辦小學的畢業生，佔了一半以上。

上海市其他優質民辦初中的生源，也有很大比例來自各民辦小學。

一位在上海著名育兒論壇混跡很久的家長，發帖總結了孩子上學的最優路徑：著名民辦小學——著名民辦初中——著名公立高中——清華北大交大復旦和海外常春藤。

不少家長都認為，要想進民辦小學，親子雙方都必須打無數「雞血」。雞血不僅僅指亢奮的競爭狀態，更是指在升學之路上，必須參加各類課外培訓機構，額外學習閱讀、奧數、英語口語等。

有的孩子在三四歲時就每天參加輔導班。幼升小前一年，家長會選擇給孩子進行衝刺訓練，課外培訓機構會給孩子刷歷年真題，進行模擬面試。所謂歷年真題，就是上海幾所著名的民辦小學在歷年面談中，給孩子出的考題。

上海並不允許民辦小學在招收一年級學生時進行筆試篩選，只能進行面談。面談中，也不允許出現學科傾向嚴重的面試題，通常都是考驗孩子的思維能力、語言表達的題目。每年面談後，課外培訓機構都會收集這些考題，歸納總結類似的題型，在第二年幼升小前，訓練衝刺班的學生。

在打了數年雞血之後，順利考入民辦小學的孩子，被稱為「牛蛙」，其他孩子則被稱為「青蛙」。之後的五年，他們都同樣不能鬆懈，繼續打雞血，以參加小升初。

上海的小升初沒有統一考試，民辦初中依然走面談的路線。最終進入民辦初中的孩子，通常被視為已成功了一半。

前述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批80後、90後家長對教育的糾結程度，讓教育主管部門也很糾結。「他們會提前好多年去奮鬥，讓孩子過早進入了漩渦，失去純真，社會生態也被破壞了。相比他們，我們這些60後、70後要坦蕩得多。」

60後、70後家長初有兒女成長時，上海的民辦基礎教育才剛剛興起。

私立異軍突起

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改變國家包辦教育的局面，支持和鼓勵民間辦學。

當年夏天，上海長寧區新世紀中學和新世紀小學、黃浦區明珠高中、閘北區楊波中學和楊波外語小學從公立中小學轉制，被稱為公立轉制學校。

之後幾年，公立轉制學校不斷增加。這些學校自籌經費，教師自聘，法人自主管理。政府負責前三年的基本辦學經費，三年後斷奶，但學校的公辦性質不變。

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學校急需改革，尤其是作為改革前沿的上海，大家都對下一代教育有著急迫的需求。但在公立學校中進行的教育改革，難以突破「鐵板一塊」的狀態。

2015年5月9日，上海世界外國語小學，等候參加小學招生面談的家長和孩子。圖/CFP

另外，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也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矛盾。當時，作為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人均公共教育經費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是發達國家水平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享受著公立資源，卻能由學校自主管理、自籌經費的公立轉制學校，無疑是可以進行教育改革的陣地，也能釋放政府的一部分壓力。這些進行轉制的公立學校，也往往不是那些聲名在外、實力雄厚的學校，而是一些基礎薄弱的學校。

政府為這些學校提供了場地、校舍，租金極低，並且在建校之初給這些學校提供了一筆經費。比如，閘北區在1993和1994年給楊波中學撥款50多萬元，長寧區在1995年給新世紀小學資助了50多萬元。

為了鼓勵一批優秀中小學教師和師範畢業生去公立轉制學校工作，各區教育局採用了「借調」的方式，即教師檔案、工作關係掛靠在公辦學校，編製在區教育學院，工作時間算教齡，工資則由這些公立轉制學校解決。

為了給各個公立轉制學校打響牌子，幾位有著多年工作經驗、接近退休年齡的資深校長，被各區教育局邀請去這些學校擔任校長。比如，徐匯區向陽小學兩位十分著名的校長王小平和吳瑞蓮，就前往身為公立轉制學校的世界外國語小學，主導了建校工作。

世外的校舍已建好了兩年。之前，這是一個新小區的配套學校，但因為小區地處偏遠，入住率低，校舍空置了兩年，沒有校長願意前往建校。公立轉制之後，王小平和吳瑞蓮都被這種新模式打動，願意前去試一試。

當時學校雜草叢生，空空如也，辦公桌椅是從向陽小學借來的，最初的六名老師也是從向陽小學動員來的。而他們面臨的更大問題是生源。公辦小學就近入學，學校不會存在吃不飽的現象。公立轉制小學沒有對口區域，靠什麼來招生呢？

第一年，世外決定招120人，全部滿額。其中有20多名來自向陽小學，來報名的學生家長都是沖著兩位校長的名聲來的。

但王小平很清楚，靠校長的名聲並非長久之計，公立轉制學校的招生需要靠更清晰的辦學理念、課程設置、教師隊伍建設等。

學校成立之初，世外與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展開合作，後者將世外作為研究基地，研究這所新學校的軟體建設。目前任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的夏惠賢教授當時是一名講師，他受領導指派，接下了這個任務。

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的公辦轉制學校尚未大張旗鼓地談學校的辦學理念等問題，只有少數教育工作者思考這種問題。在相關專家和兩位校長多次溝通之後，他們達成了共識，決定擯棄傳統意義上的唯分數論，將學生培養成國際型人才。

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有十餘年，上海浦東已開始開發，定位是面向世界。如今十分常見的「國際型人才」的口號，在當年的上海十分新鮮，卻又符合城市定位。

夏惠賢用一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做出很詳細的方案。這裡邊，英語教學成了世外小學的一大優勢。在公辦學校，根據教學大綱，英語課通常一周兩節，而世外決定，一周開設六七節英語課，給學生營造英語口語的環境，保持英語學習的連貫性。

為了吸引教師，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學校嘗試對教師實行績效工資，多勞多得。專家和家長都會來學校聽課，給教師打分，教師會獲得相應的補貼。競爭機制的形成，使得每個教師都不敢懈怠。不過，為了節約辦學經費，當時的教師人數並不多，往往是一個老師兼任了兩三個班的教學工作。

短短几年內，像世外一樣的不少公立轉制學校，都因為辦學自由度較大，在課程設置、教材編排、教學形式改革方面形成了各自的體系和特色，吸引了大量的家長前來報名。

最初，公立轉制學校被允許通過筆試挑選學生。雖然它的學費高於公辦學校，仍有不少家長慕名而來，優質生源也因此進入了各個公立轉制學校。

這些學校的口碑逐漸打響，良性循環形成。三年「斷奶期」結束之後，學校的運行也進入正常軌道。

截至2001年底，上海市的公立轉制學校共有76所。

當時，一名公辦學校的校長被區教育局調入一所著名公立轉制學校任負責人，不同於10年前的剛起步時期，她被要求，必須將公立轉制學校辦成最好的。

「當時，這所學校已經是一塊牌子了，我的壓力在於，不能讓學校掉價，所有的活動，都不能給這個學校丟臉。要讓學生、家長都以我們學校為榮，我們要為了這種榮耀去奮鬥，要想盡一切辦法保住這種榮耀。」

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明顯感覺到公辦和公立轉制學校的區別。前者容易懈怠，「撲騰不起來」。後者則在自身的生存壓力之下，不斷向前沖，學校帶頭人會不斷思考，哪裡還能向前再推進一點。「在家長心裡，我們這種學校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沒有極限，永不停歇。」

返公還是還民？

2004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國務院為此頒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這二者都使得非公非民的公立轉制學校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必須明晰產權，選擇成為公立或者民辦。

此時，經過多年發展，上海的公立轉制學校已形成自己的特點：相比公立學校，他們有著更自由的辦學體制，有經過挑選的生源和更高的收費；相比民辦學校，公立轉制學校的土地、校舍租金十分低廉，且教師擁有編製。

基於多方面因素的考量，2005年4月，上海市教委成立「轉制學校進退方案研究」課題組，探討轉制學校是返公還是還民，以及這樣做的標準。

根據課題組的中期報告，他們認為，並非所有轉制學校都可以轉變為民辦學校，必須是其中辦學條件好、教育質量高、社會聲望高、體制改革效益顯著的轉制學校，才能進行轉換。同時，學校應有足夠的非財政性資金收入，換言之，學校每年收取的學費，應使該校能自如地運轉。

課題組提出了幾條關鍵性的政策。比如，在師資方面，應該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即老教師享有原先的編製，新教師則不然；在場地方面，校舍和土地依然國有，但這類學校可以享受優惠租賃政策。

當時，教育界普遍認為，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最好還是不超過該階段所有學校的十分之一。以徐匯區為例，當時徐匯區共有40所小學，其中，盛大花園小學從成立之初就是民辦小學，另外還有5所公立轉制小學。按照比例，徐匯區的民辦小學數量最好是4所及以下。

上海教育界一位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5所轉制學校中，一所是有著百年歷史的老校，一所在轉制後發展情況一般，後來這兩所學校都轉回了公辦。剩下的3所發展較好的公立轉制學校轉為民辦小學，與盛大花園小學共同成為徐匯區的4所民辦小學，即至今十分熱門的世外、盛大、逸夫和愛菊小學。

轉制學校成為民辦學校，需引入資本。資本可以來自企業、基金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投資可以由一個主體完成，也可以由多個主體完成。不過，課題組的中期報告認為，單一股份制下的董事會組成比較簡單，代表的利益對象也比較清晰。

公立轉制學校轉為民辦的成本較低，風險較小，因而有實力也有意願的資本不在少數。就世外來說，2005年，徐匯區教育局與區內多個納稅大戶商談，有幾家公司都表現出了興趣。

當時任世界外國語中學校長的徐儉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徐匯區教育局提出了幾條要求。首先，任何出資接盤公立轉制學校的主體，都應讓該校的優質教育資源持續下去，平穩過渡；其次，兩位德高望重的創辦人應被允許在該校繼續任職；第三，出資主體需曾對教育做出過貢獻，有教育情結。另外，轉為民辦之後，學校土地、校舍的國有性質不變，學校租借使用。同時，學校原有的師資全部留下，既有編製保留。

經過多次談判，最終，均瑤集團成為世界外國語小學和世界外國語中學的出資方。一名知情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當時，王均瑤的孩子恰好在世外小學讀書，王均瑤本人對世外也比較認可，這促使均瑤集團出資世外。

幾位知情人士都未透露當時均瑤集團的具體出資數額。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此後，除了土地、校舍租金由均瑤集團支付，世外小學和初中的一切運營，仍然靠收取學生的學費。

過去，每一所公立轉制學校都有董事會，由校領導、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學生家長等組成。成為民辦學校之後，董事會由等額的校領導和等額的出資方代表構成。另外，區教育局會派出一名有經驗的退休老校長出任獨立董事，在以上雙方想法出現分歧、票數不相上下時，獨立董事可進行第三方判斷。

轉為民辦之初，因新招聘教師不再有編製，校長徐儉擔心，這是否會對應聘者造成一定的影響。事實證明，確實出現了問題。成為民辦的第一年，學校的師資招聘不甚理想，出現了斷層。不過，因為此前世外名聲在外，老教師也未離開，生源並未受到影響。幾年之後，師資招聘也恢復正常。

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轉為民辦之後，世外進行成本核算髮現，如果不是每兩年調整一下學費的話，學校的運轉就會有一些緊張。2016年，徐匯區四所民辦小學的收費，每學期在1.3萬元到1.5萬元之間，一年將近3萬元。

良性與惡性循環

公立轉制小學轉為民辦小學之後，生源的優先挑選原則依然沒有改變，但已受到了很大限制。在2000年前後，民辦學校的執筆考試取消。2003年前後，有學科類傾向的面試改為面談。

每年5月，上海全市各民辦小學都會進行學生面談，挑選合適的生源入讀一年級。上海市教委要求各民辦學校上報面談試題，校長須簽字承諾，一旦發現面談中有學科類傾向，校長將被問責。

即便如此，如今的面談仍考察學生的短時記憶力、反應能力、外語模仿力等，這些方面表現優秀的學生會被民辦小學優先挑走。

而根據民辦小學的收費標準，一年3萬元的學費，以及一系列課外輔導班的費用，顯然不是收入低的家庭可以承擔的。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夏惠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社會的階層分化將會提前至7歲。

他認為，根據家境的好壞、自身的優秀與否，適齡兒童可以分為四類。其中，家境好、自身優秀的孩子以及家境好、不太優秀的孩子，都進入了民辦小學。前者通過面談被選入，後者則通過「關係」等途徑進入。

他曾聽說，某民辦小學的投資方將進入該小學的名額送給合作公司，使得雙方在公司主營業務上互惠互利。不過此說法未得到該民辦小學和該公司的確認。

反觀那些家境不好的學生，無論聰明與否、成績好不好，都會因為支付不起民辦小學的學費，只能進入公辦小學。而上海對公辦小學的生源實行就近入學原則，選擇報考民辦小學的家長，也會給自己的孩子考慮退路，早早購置昂貴的學區房。因此，對於家境不好的學生而言，他們中的一部分，最終的去向就是家長口中的「菜場小學」。

「菜小」是一個專有名詞，指沒有入學門檻、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占很大比例的小學。

一名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對夏惠賢的看法不太贊同。這位人士認為，上海的生源始終在增長。比如，目前，徐匯區的一年級學生有9400人，他們估計，接下來該區的新生人數會過萬。由於4所民辦學校的招生名額始終控制在1100人左右，因此會有更多的尖子生留在公辦學校。

不過，這位人士也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在他們眼中，公辦小學分三類。第一類小學，生源有保證，學校不斷接任務、不斷嘗試、不斷研究，不比民辦小學差；第二類小學稍差一些，排名中等；第三類小學則比較弱，因劃片原因，生源不好，久而久之，只做保底工作，不思進取。

不進取的原因與教師工資有一定的關係。根據上海市的統一標準，全市公辦小學的教師工資相差不大，年薪在10萬元左右。

與改革開放之初不同的是，如今的公立學校早就沒有辦學經費緊張的問題。根據國家規定，教育經費需佔GDP的4％。上海市在2012年作出規定，教育支出應占上海市全年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15％。

此前曾擔任上海市長寧區教育局副局長的夏惠賢記得，2012年，長寧區區內共有6萬名中小幼學生、6000名中小幼教師、7000名退休老師。根據公開數據，當年，長寧區的教育支出為16.4億元，夏惠賢說，這些經費完全能負擔得起教師待遇、學校的基礎建設等。曾有人開玩笑說，經費用不完，校門牆壁都刷了好幾遍。但因公辦學校的教師工資由人保局統一發放，學校多餘的經費也無法用在這方面。

在這種情況下，當民辦小學以兩倍的工資來優秀的公辦小學挖人的時候，有一些教師選擇了跳槽。

同時，較弱小學的教師，卻因為工資尚能維持溫飽，即便個人努力工資也不會有什麼區別，而陷入既不離職也不提升學校教育水準的溫吞狀態，懶散度日。有的校長希望改變這一局面，但在公立小學內推動起來很難，嘗試了幾次後也就作罷，此類小學逐漸陷入惡性循環。

前述教育主管部門人士表示，在生源形成惡性循環、工資沒有太大區別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希望這些老師「想盡辦法對學生好一點，起碼良心上要過得去」，但溝通也不見得有效。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著各方面優質資源的民辦小學，已形成了良性循環。優質師資帶來優質生源，因此形成的口碑吸引了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學校也得以從容地挑選生源。

目前擔任上海均瑤集團世外教育集團總經理的徐儉，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民辦教育的職能之一是為公辦「補位」，而細化到世界外國語小學和中學來說，定位是「精英教育」，世外的口號是「為世界未來培養精英」。

有教育界人士對此提出質疑，認為義務教育是強制性教育，每個孩子都應得到好的發展，而精英教育顯然不是這類普世的教育。

夏惠賢的看法更為直白。他認為，民辦教育至今已有些異化，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假如放任這種現狀繼續發展，不久後的將來，對家境不富裕的學生來說，從小就由家境決定了社會階層，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希望十分渺茫。

徐儉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辦學校是符合一小部分人需求的學校，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定位，「一個孩子可能需要責任感教育，行為習慣、氣質形態的教育，我認為是有必要的，但不是全民都需要。」

至於階層分化問題，他則認為，全世界民辦學校的受眾都比公辦學校的受眾平均收入高，因此民辦學校的生源看起來整齊一些，這是很正常的。

一名將孩子送入民辦學校的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的孩子是他人眼裡的「天才兒童」，之前，孩子接受的就是基礎性的、保底的教育，孩子明顯覺得索然無味，「吃不飽」。而進入民辦學校僅僅兩個月，孩子明顯覺得融入了集體，也開心了許多。「如果強制這一類孩子只能接受保底教育，那對他們難道不是另一種『教育不公平』嗎？」

無解的焦慮

無論如何，在上海佔比10％的民辦小學，確實攪動了基礎教育的池水，且勢頭十足。而讓這種改革嘗試備受關注的，是處於焦慮中的望子成龍的家長們。

這種焦慮，在育兒論壇里比較多見。

彼此不認識的家長，因育兒論壇加入了育兒微信群，每天分享孩子的學習進度。「孩子會數字100以內的加減了。」「孩子學完兩冊口語書了。」「看，我孩子今年的試卷累積起來有10公分了。」

在育兒論壇上，處處可見類似的帖子：《2022年幼升小，現在該做哪些準備？》如果三歲孩子沒有報補習班，沒有開始學習英語，發帖請教的孩子家長會被別人批評為無知、拖孩子後腿。

一名孩子剛出生沒多久的家長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本來打算讓孩子讀公辦小學，泡了幾天論壇，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讓孩子讀民辦小學。

這種因家長聚集而生並不斷蔓延的焦慮，放大了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差距。比如兩者的差距本來只是私立學校每周多兩節英語課，經放大後很可能成了決定小升初結果的重要因素。而一旦上升到後一個層面，私立學校就不僅僅是一個選項，而是必爭之地。

家長的焦慮一旦產生，就會不斷生長，因為它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小學多上幾節英語課，與十多年後的高考甚至就業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就會傾向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沒人敢拿孩子的未來做賭注。「萬一將來有用呢」或者「至少不會有啥壞處吧」，成為很多家長選擇的邏輯。

有的家長坦承，現在所做的一切，即便將來沒有用，至少讓自己不後悔。

一位教育學者說，在小升初問題上，家長遇到的是一個「無解的焦慮」，因為沒有人能說清楚現在所做的事與10年後的狀態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時，理性起不到決定性作用。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家長的焦慮很容易擴散，從一個人到一群人，最後每個人都顧慮重重。

「看了這麼些帖子，我都恐婚恐育了。」在上述著名的育兒論壇上，有一個人潛水數日，發了一條回帖。

上海家長周騰將家長此舉比喻為「軍備競賽」。過去，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各自保密、偷偷進行，而如今家長的軍備競賽則早已公開、透明，每天在各類公開平台發布信息。

「當別人在朋友圈炫耀說，他家孩子已經造出幾十個核彈了，你的孩子卻還在研究土法制地雷，你覺得你會不焦慮嗎？」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就算他不被四通八達的網路信息所左右，也無法抵抗親朋好友、同學家長的質疑。

周騰的孩子原先上公辦幼兒園。他和妻子托關係，走訪、考察了幾所出名的民辦學校，最終決定讓孩子進入民辦學校。

周騰是別人眼裡的人生贏家，他和妻子都畢業於國際知名大學，拿了上海戶口，進入世界500強公司工作，家底殷實。有了孩子後，他擔心孩子的天分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又擔心孩子學無所成，無論是上幼兒園還是上小學，他都和妻子詳細討論，力求周至。

周騰的焦慮，也被人稱為中產階級焦慮。因為超乎其上的人有門路，而低於其下的人沒那麼在意，只有很在意此事又缺少門路的中產，才會深陷其中。

在上述知名育兒論壇上，常有家長表示，自己太焦慮了，不想把這種情緒傳遞給孩子，怕孩子受到影響，但又難以自已。

在討論孩子升學的最優路徑的帖子里，一名家長說，上海和北京的教育廝殺十分殘酷的原因之一是，能在這兩個城市立足的家長，往往是有著幾代人積累的本地「土著」，以及經過激烈競爭留下的新上海人、新北京人。「對手的素質決定了競爭的難度。」

這些高素質的競爭對手們，大多都有身份自覺，不認為自己的孩子會比別人差一些。優質民辦小學的錄取率僅有5％，對絕大多數家長來說，他們的孩子註定是95％中的一員。但讓家長承認且正視這一點，卻十分困難。他們更願意相信，經過努力，自己的孩子一定會成為那5％。

在「軍備競賽」的環境之下，千人一面的課外輔導班，成為家長不約而同的選擇。

在2017年寒假期間，夏惠賢讓自己的學生回鄉做抽樣調查，了解基礎教育階段的孩子有多少在進行補習。結果數字驚人地高。上海有95.2％的家長給孩子報了補習機構，四川、江蘇也都超過了94％。

前述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對家長的這一心態十分無奈：「現在的家長，心態越來越不好，而且他們會倒逼學校。」

孩子入學後，家長們會早早進入同一個微信群，分享著各自打聽來的消息，比如某某學校在用什麼英語教材，某某學校上課是什麼進度，那些「牛蛙」流行去哪裡補習，哪些課外輔導讀物十分熱門。這些消息也會影響到這個班的授課老師和班主任。

這位教育主管部門人士認為，即便在民辦資源發達的城區，優質公辦小學與民辦小學之間的差距，也沒有那麼大。但深陷焦慮中難以自拔的家長，下意識地將民辦小學捧上了神壇。

有學者表示，在家長細密地計算下被教育出來的學生，恐怕會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這一訴求已體現在每一次家長的選擇里。但自己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周騰認為，社會在分化，而教育要滿足現實，也要進行分化。

「社會競爭在加劇。而層層篩選的升學制度，無非是將殘酷而激烈的社會競爭，（從職場）提前到高考甚至幼兒園了。在這種情況下，你讓孩子早點了解社會的真相，為未來的競爭做好準備，有什麼不好嗎？」

周騰還認為，當教育投入的需求普遍存在時，僅僅批評和控制民辦教育，只是「節流」，並沒有真正地「開源」。

公立突圍

上海的教育主管部門顯然也看清了幼升小的態勢。前述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育主管部門已不得不採取很多相應的對策，想辦法控制或減緩這一進程。

「一個行政命令後，跟著第二個、第三個命令。你會覺得，教育在這兩年一直處在強大的行政命令之下，大家都很疲憊、很累，但是又都沒有辦法。」

教育主管部門會將那些容易出成果的資源，向公辦學校傾斜，只給予民辦學校一些基礎性的資源。同時，民辦學校還被要求回饋社會。

以徐匯區為例，民辦小學大多都被要求託管薄弱的公立小學。有的是兩個小學共用一個校長，民辦學校將自己的教師、科研資源的一部分共享給公辦學校。還有的是兩校執行層面的人比如教導主任、年級組長進行溝通，共享試卷、共同參加活動等，並推進公辦學校的改革。

委託託管通常持續五年，區教育局會在某個時間節點上進行監測，查看效果。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夏惠賢提出，上海應效仿其他地區，對民辦學校進行搖號入學。但上述不具名的教育主管部門人士坦言，這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和民辦學校進行博弈。另外，在操作層面仍有很多問題，比如拿出多少生源進行搖號等。

2015年9月17日，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一年級一班的陳愛娃在語文課上回答老師提問。上海市教育部門推行在小學一年級起始階段設置2到4周的「學習準備期」，設置拓展型課程，幫助孩子們在活動、遊戲中實現從幼兒園到小學的平穩過渡。圖/新華

公辦學校自身也在嘗試進行改革，以求突圍。

張敏被調任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校長時，該校已經走了一些教學骨幹。靜安區與徐匯區不同，當時靜安尚未和閘北合并，是全上海最小的城區，僅有小學12所，其中1所民辦，11所公辦。在成為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校長之前，張敏是靜安區唯一的民辦小學——上外靜安外國語小學的校長。

靜安區的公立小學並不缺錢。在與閘北區合并之前，該區投入的教育經費已達到每年16.05億元，其中義務教育經費7.06億元。在該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校免收學費、書本費，素質教育服務費也由區教育局買單。學校組織看電影、外出活動都不用家長掏錢，在學校喝的桶裝水也是免費的。

錢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怎麼能留住老師，並激發出他們的動力。張敏的辦法是，找到他們的興奮點。

張敏到了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後，和全校90名教師一一談話，了解每位老師的特點，並傾聽他們的訴求。有的教師希望評職稱，有的想承擔大型課題，有的想多發表論文，有的則希望上一節區里的公開課。

張敏接下來能做的，就是按照每位老師的需求，為他們規劃職業路徑，並提供實現目標的平台。他希望這是學校改革的開始，先讓老師隊伍穩定，然後通過激發他們的興趣，讓這個團體「像打了雞血一樣」。

（應採訪對象要求，周騰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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