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如何做一個可以讓病人託付生命的醫者

如何做可以讓病人託付生命的醫者？這是我近幾年總在思考的問題。

今天我們科學昌明，技術發達，醫療條件好過歷史上任何時候。但醫患矛盾卻在不斷加重，患者對我們醫務人員的信任在不斷下降，醫生的尊嚴和榮譽在動搖。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科學的進步沒有必然地帶來我們的幸福感呢？是哪兒出了問題？

我想問題是出在人文上，一旦人文缺失，科技就會變成純粹的工具，人就會異化成服從工具的冰冷機器。人被異化了，科技被異化了，醫學人文也被異化了。這是我們時代和社會所面臨的新的挑戰。在這個挑戰中，我們可以把問題推給社會、推給體制，但作為醫生，我們不能推卸掉的是自己的責任。我們只能更多地從醫者的角度來認識，來反思，來自律，來倡導。醫學的本真就是為病人救苦解難，我們的工作關乎到病人的生命。只有弘揚大醫精神，才能把缺失的人文找回來，把異化的醫患關係重新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所謂「弘揚」就是要把早已存在的、好的東西發揚光大。這個好的東西是什麼呢？是大醫精神，是自古以來中國行醫者求仁成聖的追求，是行醫者要無限逼近的道德目標。這是中國文化里特有的東西，也是和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我們中華文明的終極追求是善，是道德。這既不是希伯來文明的彼岸，也不是印度文明的來世，甚至不是希臘文明的自然法則。我們追求的是與內心一致的善，而且要把這個善外化出建功立業、造福於民的事功表現。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從來沒有舍離此世的要求，永生的要求在積極入世、建功立業、行善救人。

因此，在唐代以前，中國的大醫們懸壺濟世，行走天下，以立功、立言、立德來達到不朽。這種行善的意志就是道德追求，就是「好」的普遍意義。而什麼是「好」是可以從自己的內心裡得到答案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中國人的做人，就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純粹的人的追求。「我欲仁，則仁矣」，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不需要講外部條件、社會環境，不用在意別人怎麼樣！當然，自己做到了也相信別人會同樣做到，這就是「德不孤，必有鄰」。這些，都是儒家「心性說」的觀念社會化的作用，因為大儒們相信，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固有之的東西，能天然產生「仁、義、禮、智、信」這些好的標準。

到了孫思邈這兒，大醫的追求被進一步提煉成「大醫精誠」，不僅秉持了前人的道德追求，而且還給出了道德可欲的標準。他提出：「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貧賤貴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這些是大醫行醫時的基本要求，之所以要這樣，是因為凡求醫者均是性命相托，將心比心，所以行醫者必應以性命相濟，全力以赴。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邏輯是儒家傳統文本的根本。

到了宋明理學時期，行善成了普遍常識，「仁義禮智信」是無需再行追問就能確信無疑的基本良知，是一個人何以立世的要求。沒了這點要求，則與禽獸無異，為世人不恥。那個時候，可能沒有人會刻意提出要弘揚大醫精神，因為不需要，這是常識，就像「人不吃飯會餓」一樣婦孺皆知，無需刻意強調。

但五四運動之後，西洋人的堅船利炮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什麼是進步和落後，開始了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評都是積極和必須的，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一樣，這場反思和批判運動也有它消極的影響，這個消極的影響就是與我們文化傳統的決裂，把兩千餘年中國人處事立業的人文法則給否定了。對的有可能不對，善的有可能有惡，我們開始了對固有常識產生了懷疑。「德先生」和「賽先生」成了主流語境，科學精神替代了大醫精誠，西方的自然法則統治了中國的人文法則。大醫這個具有聖賢光環的名稱也逐漸暗淡了，沒人再提了。

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了新的道德目標，開始了「六億神州盡堯舜」的時代。我們每一個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都清楚地記得，我們是如何在「狠斗私心一閃念」的運動中純化自己靈魂的。我們在不斷地「斗私」中走進理想，完善個人！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都下過醫療隊，都有到田間地頭給老鄉們看過病，送過葯的經歷。那時候沒人計較個人得失，吃苦受累是為了能改造自己，讓自己思想純化。那時候極少有醫患矛盾，醫務工作者真的純潔得像天使。現在的人可能都覺得那時的人太單純，甚至「傻」！其實這種單純的背後不正是善的自覺嗎？現在的人文缺失不正是社會過於功利，人過於「精」了嗎？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終止了這場全民修身運動，階級鬥爭取代了一切價值判斷，也顛覆了我們的常識和理性。在那樣一個價值顛倒的年代，「善」成了一個「惡」的符號，道德成了虛偽的代言，我們在非理性中迷失了生命的意義，放棄了終極關懷。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全社會進入了一場新的反思和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民族災難、文化浩劫，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全部，當我們在進行反思和批判這場浩劫時是否要徹底否定我們的文化傳統？面對批判所帶來的道德缺失我們用什麼來填補？尤其是作為我們這些行醫者來說，如何才能重回我們的道德高地？我們中國人的信念中沒有基督教的彼岸和佛教的來世，沒有宗教信仰，那麼什麼才是我們所追求的不死精神和終極關懷？我們物質發達了，精神卻缺失了。這正是我們當下的「痛」！因為我們在物質的繁華中失去了自己，有了白衣天使的危機感。然而，有這種危機感是好事，說明我們醫務工作者作為一個整體是不甘墮落的。所以，我們要弘揚大醫精神，為我們行醫者重建精神家園。有了這種精神，才能使我們行醫者安身立命，才能使「救死扶傷」成為不朽。我們只有發大善之願、懷大愛之心，才能擔得起患者的性命相托，才能重新贏得「天使」的榮譽。

「大醫精誠」的戒訓是我們每個行醫者入門的要訣。從跨入醫學的門檻那天起，就要日日誦讀，一日三省，夕惕若厲，每日必問：病人是我的親人嗎？我是否為他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我是否從治療中謀了不正當的利益？非此不能行醫。醫行天下者說到底不光憑藉科學，還需要一份愛；不光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所以，決定醫生高下的不僅僅是醫術，還有操守。醫生= 醫學+ 人文。

曾經在與《重生手記》的作者凌志軍座談時，他的話也代表了廣大患者的心聲：「有些醫生是讓我真正信服的，是他們同時擁有以下九個特點：一、不自吹自擂。二、不貶低同行。三、不僅關注儀器檢查結果，而且關注病人。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腸的人，才能始終保持對病人的耐心和熱情。四、只關心你的病，不關心你是多大的官，不問你有沒有名、有沒有錢。五、對求醫者一視同仁。六、不自以為是，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七、不模稜兩可。八、言之有據。九、即使已經做出結論，也會特別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結論的證據，並根據新的證據迅速校正自己的判斷。」

所有的外部規範只是內心要求的幫助，只有內心的善願才是濟世救人的根本，這個根本的標準其實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你自己的命有多重要，病人的命就有多重要。做到這點，病人便可以以命想托。

（本文刊登於《中國醫學人文》雜誌第4期，原文摘自凌鋒著《夢想成真》 作者單位：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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