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傳奇：古稀之美與當代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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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戛納第70屆頒獎，「人生七十古來稀」，然而戛納電影節所呈現的活力與當代性卻似乎歷久彌新。

70周年代表其獨特的價值和卓爾不群的風格廣受認可；然而70多年裡，戛納對當下生活的觀照又不斷提醒我們，電影不只是「夢工廠」，它在藝術性之外還有社會性和政治性。

正因為如此，戛納不僅重申了自身對藝術電影的青睞，也昭示了電影本身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樣式，本應關注社會、叩問價值。

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憑藉電影《自由廣場》獲得第70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大獎。圖片來源：鳳凰網娛樂頻道

戛納電影節是全球藝術電影作者的盛事。組織者對參賽影片的遴選標準近乎苛刻，其評價體系亦波詭雲譎，誰不擔心那些被邀請成了評委的漂亮大明星們到底懂不懂藝術電影？每每公布的獲獎名單更是常受非議。儘管如此，作為全球電影人的朝聖之所，戛納從未被超越。回溯戛納70多年的歷程，金棕櫚閃耀之下，是人類最優秀的藝術電影鋪成的影像傳奇。

恐怖主義：

電影節的「不在場嘉賓」

就在電影節舉辦期間，英國曼徹斯特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再回想一年前法國尼斯恐怖襲擊，加上電影節各場活動中前所未有的安檢措施，今年的戛納籠罩在令人抑鬱、憤怒的氣氛里。就在電影節前一周，在戛納的一個空置的體育場內，警察還發現了裝有爆炸物的書包。

法國導演蒂埃里·弗雷莫就曼徹斯特爆炸案發表了令人動容的演講，他在舞台上號召人們與曼城站在一起，並帶領大家默哀一分鐘。這是全球電影人的共同發聲，在恐怖主義橫行的當下，戛納的聲音代表著藝術創作從不缺席社會熱點，並秉持人類的共同價值。

另一個直接與恐怖主義相關的議題則成為今年數部參賽影片的顯在主題：難民危機。邁克爾·哈內克的《歡樂結局》故事發生在法國北部的加來城，影片描繪了一個上流社會的法國家庭，各個成員驕奢淫逸卻又無病呻吟、自怨自艾；而在他們的門外街道上，成群的難民正在找機會通過隧道逃往英國。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的《海之殤》則透過人權活動者和兒童的雙眼與聲音，以極富個人風格的動態視角審視了當下的全球性難民危機。就連今年第一次增設的VR展映單元的唯一入圍作品《血肉與黃沙》，也透過VR技術探討墨西哥邊境線上亡命偷渡的難民。

電影《歡樂結局》海報

恐怖主義和全球難民潮正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挑戰，電影從來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電影的觀照卻提醒人們關注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並督促本國的政治家們拿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描摹中產階級生活：

無心亦無愛

本屆參展的影片中許多都深度捲入中產階級的生活困境之中，包括《歡樂結局》、金棕櫚大獎《自由廣場》、獲得本屆評審團大獎的《無愛可訴》都充滿對中產階級生活的批判與反思。

《自由廣場》發生在中產階級的家庭背景里，影片充滿黑色幽默。主人公是一家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因為手機被誤拿這樣一次小小的意外而內心崩潰，卻要佯裝一切正常。影片在一位表演者假扮猩猩取悅一位高端客戶的鬧劇里收場。故事背後主人公內心的掙扎，中產階級的生活趣味、行為藝術的審美品位等議題都被糅雜進影片流暢的敘事當中，為觀眾打開了一個觀看中產階級生活的獨特窗口。

《無愛可訴》的英文原名「loveless」正是「無愛」之意。影片描繪了一個俄羅斯中產階級家庭中的物質主義與犬儒氣氛，每個人都愛社交媒體，人人談論換大房子、開好車、嫁得好娶得好、生活要過得更好。然而這一切背後，是一群「無心」之人的空洞言語和無聊度日，無心自然也就「無愛」。

值得一提的是，《無愛可訴》與另外一部影片《溫柔女子》都對俄羅斯當代政治與社會生活進行了反思，並以委婉的方式指出當代俄羅斯社會中的冷漠、殘忍、物質主義與政府的相關性，從而為空虛寂寞冷的中產生活給予了解釋。

《小城二月》：

中國面孔的另類表情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電影人從未缺席戛納電影節。從早期的朝聖之旅，到今天中國電影人屢屢獲邀成為評委會成員，戛納在國人心中「去魅」之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當代中國最有創造力的電影人幾乎都經過戛納的揀選。陳凱歌們獲得了封印；賈樟柯們已經創造了自己的電影王國；後繼者需要的是耐心和信心。

《小城二月》在「華語電影在本屆戛納全軍覆沒」的絕望氣氛里脫穎而出，斬獲短片金棕櫚獎。這不僅對名不見經傳的影片導演邱陽意義重大，也是對全世界電影新秀的集體鼓勵。影片在導演的家鄉常州拍攝，通篇對話都使用常州方言。導演坦言影片的創作源自自己的生活。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影片的靈感來源於常州當地的一個新聞報道，某小區多次走失小孩，但卻不了了之，過了一段時間，走失的小孩又自己走回了家。邱陽想探究其背後發生的故事。

由中國導演邱陽執導的電影《小城二月》獲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單元金棕櫚獎。圖為電影《小城二月》海報

這部影片雖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鐘，其所敘述的故事也以一個開放式結尾戛然而止，然而導演所關注的中國情境具有多重的複雜性：兒童何以失蹤，失蹤後又何以不了了之？生活在重壓之下的父母可曾盡職盡責？死亡的意義是什麼，至親的死亡會帶來什麼？正是在這些複雜性上，《小城二月》喚醒了人類共同的焦慮。

70周年，在不同人的眼中，戛納的意義複雜而豐富。影評人和電影記者們共同出入戛納城的大小影院、新聞發布會和影片交易現場，年復一年，然而他們還是爭吵不休，關於入圍作品，關於獲獎作品，關於藝術、政治與人生。在這爭吵與非議的背後是他們對一種價值的真心敬畏：我們需要關心當下的生活，人類則需要關心美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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