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都亂成這樣了，共享經濟還能生存下去嗎？

Uber 的總裁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最近遇上了大麻煩。他面臨著失去自己的總裁寶座和公司——但相對於聲勢浩大卻暗藏危機的共享經濟來說，他遇到的麻煩，也許並不算棘手。

滴滴、Airbnb、WeWork、摩拜、閃送等花樣繁多的「共享經濟」模式開始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逐漸成為現代生活方式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過去幾年裡，公眾對共享經濟的理解，始終與「顛覆固有模式」、「美好」和「野蠻生長」等術語捆綁在一起。我們習慣於從宏觀角度，考察（或欣賞）這種全新經濟模式對閑置資源的利用，和對社會效率的提升。然而，在一系列因素的驅動下，共享經濟的點對點模式正在更高效的 B2C 模式所取代——專車、集中管理式公寓、共享單車，等等。

這顯然有悖於共享經濟的初衷，也讓這種模式的可行性存疑：這些資源和人力究竟能否被有效合理地「共享」？共享經濟是否給資源提供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難？共享經濟究竟在個人選擇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種共享精神和經濟模式，到底能否持續發展下去？《紐約客》的作者 Nathan Heller 的這篇報道，也許能為你提供一些答案。

不久前，我搬了一次家，在繁重的負擔和昏昏欲睡的勞累過後，我只剩下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還沒搞定。有幾幅畫要用線穿起來掛上吊頂；卧室里的一面圓鏡子需要固定在門邊的牆面上。說穿了，就是那些需要仔細測量、上幾錘釘子固定的活兒——所以，直到現在，我辦公室的牆面還是光禿禿的，而廚房裡掛東西的地方至今只有孤零零的掛鉤，而床邊的架子還堵著房間的門。我的借口是「有些人反感那種完全安頓下來的感覺」，但現在，自己虎頭蛇尾的欠賬實在太多，只好去 TaskRabbit 網站找個幫手，一次性解決問題。

在網站上，我寫明了自己需要的幫助，然後提交了出去。很快，網站為我返回了14個幫手。我點開了一個叫賽思·F 的幫手介紹，他已經接過將近一千單零活兒，在照片里並沒有打領帶，但「認可率」達到 99%。「我是一個工具齊全的聰明傢伙。你還能要求什麼呢？」 他在自己的介紹中寫道。網站將他列為精英級用戶，每小時收費55美金。於是，我預約了他周三下午來家幫忙。

TaskRabbit 於2008年創立，在過去的幾年裡，它和其他的一些公司一起開創了一類全新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名字繁多——共享經濟、零工經濟、有求必應、P2P、平台經濟——但這些所謂的模式都擁有一定的前提：它們一般是基於評分制度的在線市場系統；為用戶們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而不是打卡上班；而且大部分公司都在業已僵化固定的行業里找到了立錐之地。經營房屋共享業務方面 Airbnb ，以及它的高端姊妹公司 Onefinestay 等公司，正在取代酒店和旅行社；叫車軟體 Uber、Lyft、Juno 代替了計程車。對於越來越多的人來說，零工已不再是生計而是生活。許多觀察者認為，共享經濟才是美國職場的未來。

賽思·F——「F」代表「閃光（Flicker）」——周三準時出現在了我的公寓。他背著一整包工具，四十多歲，長著寬寬的嘴，棕色頭髮，一對梗犬耳朵，卡在灰色的帽子下。我給他倒了一杯咖啡，帶他在公寓里看了一圈。

「我有鉤子和線，」 我無比自信地指著幾卷透明纏線說道。「我覺得它們可以掛在……」 然後我卡殼了，因為想不起來任何專業名詞形容眼前的一切。我雙手在牆正中間亂比劃，就像一個被蒙住眼睛的人，被丟進了一間陌生的房間。

賽思·F 估計明白了，自己正在跟一個傻蛋打交道。他順著我的意思，問道：「你想要把它裝到人眼高度嗎？」

「人眼高度，對對對。」 我答道。

賽思·F 爬上我的小板凳，準備開始幹活。他說自己在 TaskRabbit 上已經工作了三年，「感覺像在普通職業上工作了二十一年。」 大學時期，他向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出售了一份劇本，雖然這部電影最終未能投拍，但這筆錢幫助他展開了自己的劇作生涯。他寫了九年的電影劇本，收入不菲，邀請應接不暇，但沒有任何一份由他主創的劇本最終登上熒幕。於是，他接下了 Genre 雜誌資深編輯的工作。不過，這本有關娛樂業的雜誌，現也已經關門大吉了。他喜歡雜誌社的工作，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

「我應該算是那類需要不斷換工作的人吧。」他告訴我。他擁有教育學的研究生學位，在斯賓塞學校和布魯克林好朋友學校都教過四年級。十四年之後，他身體出了毛病，無法保證穩定持續的工作。他對於拼裝宜家家具有著特別的興趣，於是他開始了安裝工的生涯：簡單的勞動，在他身體好的時候，能掙足夠的錢去付各種賬單——就這樣，他來到了 TaskRabbit。

「這裡客戶很多，我很少有閑工夫。」 他一邊說著，一邊「穿針引線」把我的照片們掛整齊。以前，TaskRabbit 上的小時價格是靠拍賣來定價的，而現在，像他這樣的幫手可以自己定價，網站抽取其中的 30%。一系列的數據——包括他回複信息有多快，他拒絕過多少單——都決定了他在網站列表上的排名，而他則儘可能地接活，每個月幾乎能幹80個工時。「最難受的感覺是，你無法知道自己的下一份薪水來自哪裡。」 他說。

賽思·F 幹活很麻利。一個小時內，他就在我的沙發上方掛好了六幅照片。他坦誠地說，自己有時接到的活兒很傻：有一次，有人下訂單請他來擰一個電燈泡。還有些時候，他經手的活兒會更難，也更奇怪，比如被拍電影的人請去拼五幅拼圖，給一份阿拉斯加的報紙寫文章，或者給伴郎寫婚禮致辭——雖然作為新郎的哥哥，這位伴郎從未見過新娘。（「整篇致辭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後，我們一定會更了解對方』」，他解釋道。）出售床墊的卡斯珀公司曾聘他去鋪床單；一家叫奧斯卡的健康保險公司在聖誕節前請他去裝飾辦公室。

聊著聊著，他的語氣變得溫和起來。我意識到他每天可能要見好多不同的陌生人，為他們出力，然後繼續去下一家。在我看來，這是一條奇怪的職業路線。他告訴我，他感激自己的工作，但對工作本身並不抱太多希望。

「這些工作不會帶來任何東西。」 他頭都不抬地說，「我覺得這種模式，」他斟酌了一下自己的用詞，「不可持續。」

二月的某個周四晚上，凱特琳·康娜斯（Caitlin Connors）發簡訊給我，讓我在威廉斯堡的一家叫作「唐娜」的酒吧里和她見面。這家酒吧面積不小，人頭攢動。在牆角大吉嶺茶色的燈光下，我在一大群人里認出了她。

康納斯個頭不大，十分外向，梳著傑姬·肯尼迪式的短髮，即使在室內也看起來像是被風刮過一般。她五年前從科羅拉多來到紐約「來學習關於互聯網的知識」。彼時，她已經在市場營銷方面有一些工作經驗。她不喜歡那種公關公司的生活——「有好多瘋女人」，——所以她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公司，名叫「狐狸理論」（Fox Theory），為創業者、藝術家、作者以及手法嫻熟的魔術師們做營銷。

她穿著一件黑色的花紋上衣和細腿海軍藍褲子，帶著我在吧台前落座。「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下一波人類文明，」 她用吸管吸幹了面前的雞尾酒，「人類能夠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互動，分享主意和商機，無需中介的存在。」

康娜斯剛來紐約時，她和幾個室友住在切爾西區一個巨大而破舊的地方——她稱之為「狐狸窩」。後來，她妹妹也來紐約和她住在一起，於是她們搬進了一處更新的房子——「狐狸窩2.0」。在此期間，她發現了 Airbnb，並開始出租額外的房間。租金讓她們「不用勒緊褲腰帶」。

康娜斯每月將這套房子租出去一周。為此，她們必須隨機應變。如果出租期間她和室友都在紐約，她們就撤離這間房子，讓位給客人。有的時候，康娜斯待在一個老朋友家裡。「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出去玩、放鬆、互聊近況。」 她說。「我們都很喜歡這樣。」 這種做法相當划算。康娜斯和她的室友每月能夠完全收回4000美金的「成本」。有時她們在外的時間更長。某個生意上佳的月份，她們賺到了五位數的收入。「這比很多聰明人的薪水都要高。」 康娜斯發現。

對於她來說，Airbnb 更重要的一個優勢，是帶來了更多旅行的機會。她十一月在墨西哥，十二月去了約旦。她將「狐狸窩」看作是自己擺脫日常工作生活的束縛，過一種「世界公民」生活的工具（「否則，你得要相當有錢才能這樣生活。」）。她整個一月都在古巴旅行，而在那裡，她想出了一個新的商業概念。

「在古巴——那種不知名的小鎮上——有一半的人都想要我幫他們開 Airbnb 賬號，」 她說。康娜斯發現那裡有許多人急切需要個人品牌營銷方面的幫助。她掏出自己的 iPhone，開始快速滑過照片（大部分照片是關於湛藍的海岸線，和赤裸上身的男人們）。「古巴就像一顆時空膠囊，」 她說。在一幅街景照片前，她停了下來。「所有人都在開老爺車。」 她又開始滑手機。「這張拍的是他們的農場，他們還在用牛耕田。」 她計劃在下一次的古巴之行中幫助那裡的藝術家們營銷作品，就像美國的九零後一樣：「我想幫助古巴人通過自己的藝術賺錢。」

她的朋友普雷斯科特·佩雷斯—福克斯（Prescott Perez-Fox）經過我們身旁，準備離開。康娜斯一把抓住了他。「我都不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了！」 她說。

佩雷斯-福克斯從身上掏出一些名片。「我是一個平面設計師和品牌策劃師，現在我還主持自己的播客，並主持一個播客聚會。」 他一邊說著一邊把名片遞給康娜斯。卡片上寫著「紐約市播客聚會」。「聚會的名稱就叫這個，」 他說，「我的節目在卡片背面呢。」 卡片背面的字樣是「忙碌創作者的播客」。「內容主要是針對創意行業者，關於工作流、提高創作效率、創作文化和習慣等。」

「我為什麼都沒有」——康娜斯用力眨了眨眼——「聽說這些？」

「你追我的節目就知道了！」 佩雷斯—福克斯嚷嚷道。在主持他自己的節目之外，他還以嘉賓身份出現在另外九檔節目中，包括「自由職業的變形」，「叢林生活：獨立創作者的希望」。「我明天會搞定一個項目，」 他告訴她，「之後我就比較閑了。」

康娜斯說她會在紐約至少待到下周，然後再去一趟古巴。「想一起過去嗎？「 她問道。

「不太行，」佩雷斯—福克斯回答，「有一點忙。」

他推開門消失在夜色里。康娜斯接著和我聊天。她說古巴最棒的一點在於她無需焦慮。「不需要每天壓力山大地起床，可以做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後有時間寫作、畫畫之類——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她告訴我。

這次採訪後不久，她就離開了紐約，再一次飛向了南方。

1970年，一位叫查爾斯·A·萊齊（Charles A. Reich）的法律教授出版了一本叫做《綠色革命》（The Greening of America）的書，記錄了他在與美國西部年輕人聊天時所體會到的反傳統思潮。這本書像棉花糖卷一樣，將六十年代的新發現一束束卷在一起。通過研習現代歷史，他提出了人類世界觀從「意識 I」階段（屬於農民、小工、小商人的視角，在鍍金時代都陷入了危機）到「意識 II」階段（屬於社會系統、階層、集團、當然還有灰絨西裝——的視角）的轉變。他認為「意識 II」正在逐漸讓渡給「意識 III」。這種新的世界觀屬於一代崛起的年輕人，他們行動直接，相信社群的力量，熱衷於自我定義。「對於大部分美國人，工作無需動腦，筋疲力竭，無聊，順從，令人討厭。這是一種需要忍受的過程，而『生活』則被限制在『下班之後』，」 萊齊寫道。「處於『意識 III』 中的人們，則不以舊的垂直思維來看待職業這件事情。」 萊齊關於 「迷惑的六十年代」 理論獲得了威廉-肖恩治下《紐約客》雜誌的首肯。他在雜誌上發表了部分選段，長逾七十頁。此後，《綠色革命》霸佔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好幾個月。

這種已有五十年歷史的理論，卻常常受到共享經濟支持者的推崇。和萊齊一樣，他們逃避每周四十小時工作的折磨，願意去尋找一種更加自由的工作方式。這種以提高工作效率為核心的反叛精神，對於「意識 III」一代的人們來說，則更有吸引力。這些人被稱為「千禧一代」。

「現在，人們比以前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不想要做的職業。」 The Muse 職業網站的 CEO 凱瑟琳·明舒（Kathryn Minshew）這樣說道。她與人合著了《工作新法則》（The New Rules of Work）。二十多歲時，她從麥肯錫的諮詢工作離職，想要找到一份更加獨特的工作，於是她創辦了 The Muse。那時，她並不知道「一份更加獨特的工作」應該是什麼，而她的同齡人也似乎毫無頭緒。後來，Aspect Ventures 的投資人珍妮佛·方思塔德（Jennifer Fonstad）為明舒的公司背書並投資。方思塔德告訴我，「工作的未來」現在是投資風口了。

像凱特琳·康娜斯這樣懷有夢想的年輕人不計其數。他們去到任何地方，都會發現尚未實現的商業機會。有些人的職業發展最終走向雙面自我的路線：有的程序員同時也當 DJ，有些雕塑家的另一份工作是諮詢顧問；他們是靠 Instagram 出名的時尚達人，有的還有幾集電視節目試演合同。他們為了錢而工作，但同時也為了熱愛，或是習慣去體驗一種自我的對立面。這種雙面人的生活，也是零工生活的一種——自己安排，薪酬來源多樣化，反抗組織限制——而這些工作的時髦性則使得 Lyft 司機、TaskRabbit 周末幫手等等職業更容易在文化上獲得認同。但雙面生活是一種奢侈，它只對那些生活中「選擇太多」的人適用。令人尷尬的問題是，那些革命性的六零後思想，到底將誰從工作的韁繩里釋放出來了呢？

凱特琳·康娜斯的公寓越來越緊俏，而她也開始面臨一些出乎意料的挑戰：房間清掃得做得更快，賓客的問題需要更及時的回答，即使她身處國外，無網可用。當 Airbnb 上的事兒幾乎變成她的全職工作時，她找到了一家叫做「快樂房東」（Happy Host）的管理公司，把預定、清掃、以及一系列相關的雜事都託付給他們。「快樂房東」通常收取百分之二十五的服務費，但康娜斯覺得這錢花得值當。「我想，他們什麼都能幫你搞定？」 她說道，「（這服務）我要了！」

後來，我去拜訪「快樂房東」的創始人布雷克·辛克利（Blake Hinckley）。他的 LOFT 位於百老匯上，距離著名的 Strand 書店只隔著一條街。電梯門直通客廳，裡面傢具不多，但很有調性：焦糖色的皮沙發，顏色鮮亮明快的藝術品。辛克利今年二十九歲，金色的波浪捲髮，圓眼鏡，短短的，有一點古怪的鬍子。他畢業於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主修英語和經濟雙專業，曾經在波士頓諮詢公司（BCG）上班，負責評估大公司的效率。雖然每年有近300天都在外奔波出差，他在波士頓還是租了一套公寓。後來他計算髮現，如果把那套房子放在 Airbnb 上出租，那麼他能夠賺到上萬美金的額外收入。在紐約諮詢時，他遇到了現在的女友。「這種被派遣到克利夫蘭，然後做新的一輪『扁平化』—— BCG 對『裁員』的委婉說法——的感覺簡直是災難性的。」他說道。他最終辭去了這份工作。

辛克利和三個室友一起將他們的公寓放到了 Airbnb 上（「華麗的格林威治村四室 LOFT」）。「快樂房東」還提供專業照相服務，而他們給自己公寓的照片則被拿來給客戶們欣賞。除照相之外，「快樂房東」還代寫房源介紹，過濾預定申請，安排入住，與客人碰面，回復郵件，提供肥皂、毛巾和紅酒。辛克利的員工們時刻待命，準備應對緊急情況。他們的一名房東客戶曾經為了「像紐約客一樣」節省空間，在烤爐下方的抽屜里放滿了文件和信函。結果，一位巴伐利亞來的客人在烘焙時，差點把整個廚房都點著了。

下午的時光慢慢逝去，從公寓「西向的窗戶」透進來的「無與倫比的自然光」也逐漸昏暗下來。兩排——每排七個——像鑼一樣的鈴鐺各自「咚」地響了一聲。「這東西叫加麥拉通！」辛克利解釋道，「我的室友出海航行，在路上看到了加麥拉通這種樂器，周身頓時泛起神聖的宗教感。」

辛克利告訴我，他們的主要客戶來自創意行業，一般比較富有。「創始人、諮詢顧問、私募基金經理對我們的服務相當感興趣，因為他們太忙了，不可能在一小時內回復客戶，或者在凌晨一點鐘爬起來幫喝醉了的客人開房門，」他說。「而且，我們的定價模式很受客戶的歡迎。」 如果一套房子總是有人定，那麼說明它定價太低；如果空房率太高，說明它定價過高。他們更喜歡長期租客，因為清潔和轉租等事宜會抬高轉手成本。「開心房東」使用自己研發的專有演算法來給房屋定價。

如何確定自己的客戶呢？辛克利首先評估公寓的裝飾（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附上設計師信息）、設施、以及位置。他打開筆記本電腦，在一個叫 AirDNA 的網站上輸入了我家的郵政編碼。這家第三方網站收集了全國各地的 Airbnb 市場價格信息。

「你家附近有47處房源，」 他一邊盯著電腦屏幕一邊說。「71%的房源已經租滿。中位數收入大約在31000美元／年，房源成本22800美元／年。」 他聳聳肩：利潤率好低。「我們喜歡的社區基本上都在這條趨勢線上排很高的位置。」 他打開了另一份數據表。「蘇荷區、格林威治村。在那兒，有的房子如果全年出租的話，能收入55000美元。」 他睜大眼睛盯著我，「這真是瘋了。」

在市場推廣材料上，Airbnb 自詡為 「中產階級的經濟生命線」。該公司在去年十二月提供的一份分析報告中，將位於少數族裔聚居區的 Airbnb 房源與傳統酒店標記在了同一張地圖上。包括紐約在內，有七座城市的「位於少數族裔區 Airbnb 房源比例」 大於 「位於少數族裔區酒店比例」。老年人平均每年能夠從 Airbnb 賺到將近六千美金。「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讓財富下沉到普通人手裡。」Airbnb 的策略師克里斯·勒漢（Chris Lehane）解釋說。

當然，這種「下沉」並不是均等的。2014年，一份由紐約州總檢察長作出的研究報告顯示，本州有一半的 Airbnb 收入都來源於三個曼哈頓的街區：格林威治村-蘇荷區走廊，下東區，和切爾西區。不可否認，如果你能靠自己在皇后區的房子每年賺到5500美元，那當然很好——好到你根本不會在乎在銀行工作的表哥每年能靠著西村的破床位賺到比你多十倍的收入，或者他通過」快樂房東「每年掙更多的錢。但是，想像一下：你的隔壁鄰居手頭比你寬裕，決定花一部分租金買些新傢具，提供帶客服務。他的評分上升，於是他相應地提高了自己的房租——當然，他也有可能保持低價，以保證持續不斷的客源。現在，你的房子在這個社區里已經失去了競爭力，還能在市場里堅持多久?

那天早上，我在電話里向勒漢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白宮任職時，人們管他叫「災難大師」，因為他有著出色的危機管理能力。他在電話里告訴我，市場最頂端的軍備競賽也能裨益那些冷門街區的房源。「這是一種波紋效應，」他解釋道。

一個有競爭力的 Airbnb 房東會在皇后區僱傭清潔工、裝修工人，這樣能為社區提供就業機會，而房客——勒漢特彆強調，有些更喜歡住在偏僻的街區——可能會在社區附近消費。「我們的所作所為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 他告訴我。掛電話後，他又發來了一封六百字的郵件仔細解釋，過了一會兒又發來一封。

他指出，傳統意義上的富人在後期獲取財富的方式更加被動，主要通過房地產、投資、繼承等方式，而沒有叼著金湯匙出生的普通人們，則需要通過工作來換取財富。Airbnb 則讓所有人都能通過一間空房賺取「被動收入」。

但在競爭力較強的市場中，富人仍然有他們的優勢，所以，「快樂房東」這樣的公司才有市場。現在，每座 Airbnb 重點城市（倫敦、巴黎、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新奧爾良等）都擁有數家與「快樂房東」類似的公司，迎合市場越來越高的胃口。在紐約的另一家成立兩年的競品公司「都會管家」（MetroButler）擁有22家合作商，2家清潔公司，去年收購了同行 Proprly。「都會管家」的聯合創始人布蘭登·麥肯齊（Brandon McKenzie）曾經用 Airbnb 收來的租金還他的法學院助學貸款，那時他意識到，短租能夠支撐起一整個服務行業。「我們就像在淘金熱中賣尖嘴鋤頭的小販一樣。」 他說。

其他同行也同樣野心勃勃。「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一家巨頭公司。」 阿米亞德·索托說道。他和他的孿生弟弟在特拉維夫共同創辦了一家叫做 Guesty 的公司，幫助房東處理預定。Guesty 現在擁有75名員工，而索託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試圖招募更多人。剩下的體力勞動，大部分公司會轉包給其他 app 上的公司——Handy, Postmates 等等——或僱傭兼職工人。共享經濟不僅挑戰了現有的模式，還創造了新的勞動力。

一個下著小雨的下午，我與鮑比·阿蘭（Bobby Allan）見了面。他是「都會管家」的工人，彼時他正在清掃一套房間。阿蘭畢業於音樂學院，是一名演員和歌手，二十有餘的年齡。去年夏天他來到「都會管家」，給 Proprly 管理的公寓打零工。同時，他在餐廳當侍應生，給小朋友的派對做主持。

在「都會管家」，他是一名兼職外包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但他並不在乎：零工讓他有時間去嘗試更激動人心的事情（比如在 Syfy 頻道的節目《互聯網毀掉了我的生活》里客串出演）。「都會管家」給他兩小時五十美金的清掃費用，如果他帶客入住，就再漲十元。「你會遇到很多瘋瘋癲癲的人，」他告訴我。那天他清掃的那套房是一間帶有小花園的公寓，後面還有兒童房，他常常被派來打掃清潔。他將公司派發的清潔床單鋪在皇后尺寸的床上，將寫有「都會管家」字樣的小瓶洗髮水和護髮素擺在床頭柜上。他發現一盞寫字燈的燈泡熄了，也做了相應記錄。

在兒童房裡，阿蘭給雙人床鋪上雪白的床單，以驚人的速度給被子上被套，卷了一卷浴巾和手巾，擺在床正中間。作為自由職業工人，他的第一份退稅單讓他吃了一驚，不過這份工作在其他方面也相當有益。他對著手機上檢查了一番——每項工作都在一張房間的平面圖上標記出來，「都會管家」通過這個 app 實時監督他的工作。任務完成後，他給每一項細節都打上了勾，給房間照了張相。拖地時，他哼起了舞曲《火鳥》的最終章。

通常，所有效率的提高都會造成贏家和輸家。Uber 省了乘客的車費，但影響了司機的收入。Airbnb 讓那些住不起好酒店的人的旅行更加便宜，但這也意味著旅遊業的收入將無法直接進入那些全職員工的腰包——飯店服務員、拎包小哥以及廚子們。

對於勒漢這樣的人來說，勞動市場的置換是一件好事。與在希爾頓刷馬桶相比，你現在可以隨時隨地直接獲取報酬。但這種思維有個前提——零工和全職服務生的社會地位相同。然而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是這樣。幾年前，波士頓學院一名叫朱麗葉·B·朔爾（Juliet B. Schor）的社會學教授採訪了43位在 Airbnb、Turo（類似 Airbnb 的汽車租賃平台）和 TaskRabbit 上賺錢的年輕人們。她發現他們絕大多數像賽思·F 那樣，屬於白領高知人群。另一份研究顯示，那些完全依靠零工賺錢的人比僅靠零工補貼零用的人群要不滿得多。

所以，在現有模式下，零工經濟並未將財富向下分配，而是將傳統服務業的收入裝進了更高階層人們的口袋裡。這種虹吸效應悄悄地將財富向上緩慢抽干，而在現實中，由於交易越來越頻繁，這種零工賺來的小錢已能為許多人提供現金流。

耶魯大學政治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在他2006年出版的作品《風險轉移：新型的經濟不安全和美國夢的衰落》里，描述了美國政府部門和大公司在幾十年時間裡，將風險從社會保障機制轉嫁給個人的過程。雖然美國社會財富仍然在增加，但對於「經濟不安全」的擔憂，在過去一代人身上已經愈發明顯。

哈克將這種變化歸咎於「個人責任運動」——它起源於六十年代對一種道德風險的執念：如果你對結果無須負責，就會做出更冒險的決定。而這一理論的保守版本則是：窮人應該更努力。不過，雖然哈克並未詳述他的「自由主義版本」，但這種形態與萊齊的「意識 III」概念不謀而合。

在這一類觀念的引導下，創新和顛覆舊的模式並不困難，但建立長期的社會保障機制則要困難許多。如果我們接受勒漢的假設，認為目前美國社會的「安全網」已經千瘡百孔，而只有零工平台能夠保證人們的腰包暖和，那麼共享經濟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必須得到相應的管理。

如何才能讓這種新模式永續發展下去呢？「我們應該設計一種更靈活的勞動——市場管理模式，」 哈克這樣告訴我。他青睞單一類型的僱傭關係。「我認為，如果你為別人工作，那麼你就是一個職員（employee）。」 他說。「職員擁有社會保障，這些社會保障必須與工作的性質脫鉤。」

然而，對於許多像賽思·F 這樣，依賴零工生活的人來說，要想獲取穩定的社會保障，或拿到 W-2 稅單（獲得「職員」地位），仍然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構想。賽思·F 掛完客廳里的幾幅畫後，我帶他進了餐廳。他從背包里掏出一件小小的電鑽和幾顆螺絲，開始在石膏上鑽洞。下一幅要掛上去的，是一幅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的畫作：一個方框套著另一個方框。賽思用激光筆比划了一下水平線，「這是我最喜歡的工具。」 他的語氣裡帶著得意。他很少與其他的幫手見面，也沒有什麼同事，可以互相吐槽一下工作。現在，雖然他的工作很靈活性，但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

「做零工真的很孤獨，」 他告訴我。完成工作後，他把電鑽落在了我家。第二天，當他回頭來取時，我並不在家。他取走電鑽後就離開了。

我再也沒見過他。

撰文：Nathan Heller 編譯：肖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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